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国国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编纂[zuǎn]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前后。《吕氏春秋》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上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吕氏春秋》兼收儒、道、墨、名、法、兵、农、阴阳各家学说之所长，展现了先秦时期哲学、政治、法律、军事、教育、养生等多个方面的学术思想，后人认为《吕氏春秋》为“杂家”之始。其编撰结构与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吕氏春秋》的命名言简意赅[gāi]，“吕氏”指此书是由吕不韦组织编写的。吕不韦（?-前235），卫国濮[pú]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子楚（即庄襄王），认为他奇货可居，于是西入咸阳，游说华阳夫人（孝惠文王夫人），立子楚为太子。孝惠文王死，子楚即位，吕不韦受任为相，食邑十万户，封文信侯。不韦之姬有娠，献之庄襄王，生子政（即秦始皇），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通于太后，门下有宾客三干，家僮万人。赢政亲政后，他发动政变失败，被免去相职，出居河南，再徙蜀郡，途中忧惧自杀。“春秋”之意则有不同的说法。“春秋”取自“春秋代序为一年”之义，是先秦时期常见的史书名称。孔颖达《春秋正义序》中说:“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及《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均以此命名。第一种说法认为，《吕氏春秋》以十二月令为《十二纪》卷首，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之顺序而写，正是“春秋代序为一年”的本义，所以以“春秋”命名。这种说法出现较早，汉代的郑康成、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耿文光及现代的朱守亮、赵逵夫、李家骧等都支持这种说法。第二种说法认为，《吕氏春秋》是吕不韦效法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贬、劝戒之意，是用来教导秦王嬴政的一部治国大纲。这种说法主要出现在清代及之后，章学诚、刘咸炘、孙志楫[jí]、田凤台等及日本学者松皋圆均支持这种说法。《史记》中记载，《吕氏春秋》又称为《吕览》。学者们对“览”字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古人习惯以篇之前两字称呼篇名和以书之首篇名字称呼书名。《吕氏春秋》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及《吕不韦传》中的篇目顺序是《八览》《六论》《十二纪》（与现在的一般顺序《十二纪》《八览》《六论》不同），“览”指书之首篇的《八览》。梁玉绳、周中乎、张心澂[chéng]、吕思勉、郭沫若等人支持这个观点。第二种，“八览”篇在《吕氏春秋》流传的某些时期非常受看重，且其中包含了众多宝贵史料和吕不韦的政治思想，所以以“览”命名。第三种，《吕氏春秋》和《吕览》两种名字分别来自《十二纪》和《八览》，需要正式著录的时候就用《吕氏春秋》这个名字，而在行文议论中为求简便就用《吕览》这个名字。《吕览》之名只不过是行文时不拘小节，没有什么深层含义。章学诚、毕沅、梁玉绳等人支持这一观点。

战国时期，士人阶级凭借各国谋求富国强兵、相互斗争的需要趁机崛起，进而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战国末期，秦国推行商鞅变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显著增强，兼并战争接近尾声，大一统的局面即将形成。大量士人不断涌入秦国，秦都咸阳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吕不韦作为秦国的相国，招揽了三千门客，他们来自不同学派，这为《吕氏春秋》这一部集合百家思想的百科全书创造了社会基础。

《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秦庄襄王嬴子楚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被立为秦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以扶立异人这一次投机的成功，位居如此高位，在秦国这样尚首功、重实利的极权国家是远远不够的，他不得不多方面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吕不韦对外继续进行兼并六国的战争，取得了不少三晋土地，建立了三川郡、太原郡和东郡，造成包围三晋，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形势；对内结好太后，广植党羽，招揽宾客三千人作为智囊团。同时，他积极制造社会舆论声势，使三千宾客“人人著所闻”，海纳百家之言，加以采择和综合，编成《吕氏春秋》这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奇书。在《吕氏春秋》编成后，吕不韦进一步对其进行舆论宣传。他把《吕氏春秋》放在咸阳市门，其上悬挂千金，声称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就以千金作为报酬。这样一来，《吕氏春秋》就成为了吕不韦宣扬治国思想、巩固地位、招揽人才的法宝。

《吕氏春秋》中《十二记》末尾《序意》篇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岁在涒滩”指岁星运行到申的位置，“涒滩”即申年的别称。但是，嬴政即位的第八年是戍年，申年有两年之差，这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1.成书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清学者孙星衍认为，庄襄王灭周之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的《十二纪》部分，成于秦庄襄灭周后八年，即秦始皇六年。2.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最早的注者汉代高诱，及宋代吕祖谦、清代周中孚、近代的胡适都主张直接按照“维秦八年”去计算成书时间。钱大听、钱溉亭、毕沅等学者对于“差两年”的解释是，周代至汉代其间每一百四十四年超一辰（超辰之法东汉时停用），而秦始皇在汉太初前一百三十余年，以今法上推，故有两年之差。3.成书于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成书于秦王政十一年吕不韦迁蜀之后（公元前236年）、成书于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后（公元前221年后）。这三种说法有的认为是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的认为《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提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就是指成书于吕不韦迁蜀之后，有的认为《吕氏春秋》提到了“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的大一统景象。但是这三种说法漏洞颇多，故支持的人较少。虽然《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有若干种说法，但是根据其“一字千金”的典故，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作于吕不韦仍在咸阳身居高位的时期。东汉桓谭记载，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后，没有人来领赏修改，东汉高诱认为这是当时的人畏惧吕相国的权势，不敢触其锋芒，所以《吕氏春秋》作于吕不韦气焰极盛的公元前246年到公元前238年间。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两种说法中，秦王政八年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因为公元前241年的秋天并没有“甲子朔”（即这个月的第一天按照干支纪日法为“甲子”），且按照秦国使用的颛[zhuān]顼[xū]历和岁星纪年法的“超辰”现象推算，“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理应为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

关于是否一次成书的问题，陈奇猷、刘慕方及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町田三郎主张《吕氏春秋》曾成书两次，《十二纪》成于秦王政六年或八年（公元前241年或公元前239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迁蜀之后，即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另一派学者认为，《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前曾有系统之构思、规划，吕不韦宾客人手又众多，迁蜀后吕不韦失去了权力与门客，完成后两部分的可能性不大，而门客们失去了吕不韦的组织与金钱支持，也不太可能自发组织儒、道、法等各家学派进行续作。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也明言“号为《吕氏春秋》”的包括三部分。至于书中纪、览、论三部分，在不同版本中的顺序不同，由于其定稿时被刻在竹简上很可能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其顺序很容易被翻乱，后人也可以根据需要和兴趣置放，但今本篇目与古籍篇目大致相同，所以方孝孺、牟钟鉴等学者支持只存在一次成书。

《吕氏春秋》的编著作者主要是秦相吕不韦所养的食客。吕不韦众多门客以文吏群体和学术文士为主。文吏群体中姓名可考者仅有李斯、司空马、甘罗等几人。李斯，楚国人，从学荀子，是法家著名代表人物，王范之在其著《吕氏春秋研究》中提出《吕氏春秋·察今篇》极有可能就是李斯所作，因为《察今》文中“不法先王之法”“因时变法”的主张与李斯的言论及语气相似度极高。司马空，为秦尚书职，习秦事。甘罗，是前秦相甘茂之孙，因其辨才出众立下大功被拜为“上卿”。由上可见，“文吏”群体是《吕氏春秋》编撰团体中的重要力量。吕不韦的门客舍人多为秦晋之人。史料记载：“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从秦始皇对这些人不同程度的“夺爵”、发配的举措可以看出，这一部分秦晋之人多是拥有爵位和俸禄的“文吏”群体。学术文士多为齐鲁之人，他们中多数是稷下学者的后学之士，一百六十篇文章中至少三分之一篇与稷下学有关。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为学术中心，众多流派学者云集于此，在齐亡国后稷下学者流散各地，其中相当一部分学术文士便来到强秦以期施展自身抱负，这批学士文士“不治而议论”，儒、墨、道、法、阴阳、纵横等诸家思想尽在其中。吕不韦多元的门客群体带来了《吕氏春秋》的兼容理念。此书整合了熟知法令吏道的文吏和倡言学术的文士身上所具有的不同文化思想特色及价值理念，最终形成了糅[róu]合百家学说、包罗万象、法天象地的恢弘气势和包容风格。故而《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列为杂家之首，所谓“杂家”，有聚集、汇集之意：“杂聚天下之物，撰众人之德，辨定是之与非”。

吕氏春秋手稿

《吕氏春秋》在其流传过程中经历了传抄和翻刻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版本系统。按其成书年代最早应是书于简牍[dú]之上，司马迁《史记》首次记载了是书的基本情况：“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但并未提及卷数。《汉书•艺文志》首录了是书卷数：“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此处“篇”即“卷”之意。是书现存最早的版本为东汉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唐代《吕氏春秋》未得到广泛流传，只有两种节录本流传于世：一是《吕氏春秋治要》，该版本节录《吕氏春秋》四十三节，收录在魏征等人编著的《群书治要》中；二是《吕氏春秋要语》，该版本节录《吕氏春秋》要语四十五条，收录在唐马总所编《意林》中。宋代开始出现《吕氏春秋》的刻本，当时至少有5种版本流传：（1）余杭刻本（镂本），亡佚30篇，脱句漏字合3万余言；（2）东牟王氏本，本于余杭刻本；（3）大清楼藏本，改为内府藏本；（4）资善堂本，参校于大清楼藏本；（5）贺铸手校本，乃贺铸于元佑七年（1092）得资善堂本《吕氏春秋》后所校。贺铸手校《吕氏春秋》26卷，是宋朝之后通行的版本，也是元刻本编撰的依据。到了元代，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是书共二十六卷，百六十篇。每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小黑口双栏。版心注字数，且刻“青”“射”字样，前有遂昌郑元祐序，此本为刘克诚手校本，此版本既继承了宋本《吕氏春秋》之长，又补宋本《吕氏春秋》之缺，是目前所见最早刻本（即毕沅所说的《元人大字本》），成为后世许多版本的祖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工商业空前发达，刻书事业也更加普及繁兴，《吕氏春秋》的出版刻印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许多重要的版本都出于这一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收录《吕氏春秋》明代版本18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吕氏春秋》明刻本（明修本）37种，依照版本特点及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白文本，即只有原文没有注释的版本，有四种：明万历新安吴勉学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新安吴中珩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丙申刘如宠刻本（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万历新安黄之宷[shěn]刻本（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2）注本，即只带有注释部分的版本，有七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版本：（1）弘治十一年河南开封府许州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七年关中许宗鲁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万历己卯张登云本（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万历己卯虞德烨等维扬重刊本（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云间宋邦乂等刊本（现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万历云间宋启明本（现存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万历乙巳汪一銮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3）批点本，即有眉批和圈点的版本，有三种：万历庚申凌稚隆朱墨套印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天启丁卯南亭李氏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钱塘朱梦龙本（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4）节录本，即摘要抄录的版本，主要有8种：《吕氏春秋类纂》（隆庆元年含山县儒学刊本，现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蓬作文库和阳明文库中），《吕子玄言评苑》（明光裕堂刊本，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吕览品节》（明万历十九年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氏春秋品汇释评》（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子评点》（收于《诸子汇函》中，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氏春秋奇赏》（明天启六年蒋氏三径斋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子拔萃》（明天启七年朱墨套印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氏春秋类语》（收于《新刊王太史汇选诸子类语》中，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虽然明代是《吕氏春秋》出版的高峰时期，但明人喜好思辨而少务实考究，故《吕氏春秋》真正精善之作还是在清代出版。清代《吕氏春秋》的版本相对稳定，依照版本特点及内容可分为两大类：（1）校注本，即精校精注的版本，最具代表的版本是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经训堂丛书灵岩山馆毕校本（简称毕沅[yuán]本），该版本取元刊大字高诱注本为底本，采李翰、许宗鲁、刘如宠等诸本加以校勘，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2）节录本，即摘要抄录的版本，主要有四种：《吕不韦著书》（收于马骕《绎史》中，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影印《四库全书》本），《吕氏春秋选》（清嘉庆十六年人境轩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氏春秋从录》（清道光二年富文斋刊本和光绪吴氏醉六堂重刊本，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氏春秋文萃》（收于李宝洤[quán]《诸子文萃》中，民国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排印本）。近代以来《吕氏春秋》逐渐被重视，有更多学者开始致力于此书研究，伴随古籍今注今译热潮的兴起，产生了一批便于读者阅读和了解《吕氏春秋》的注释本和译注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是书26卷，以毕沅校勘灵岩山馆本为底本，参校众本，引众家专著笔记而成，有民国二十四年排印本、1955年北平文学古籍刊行出版社影印本及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本；（2）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是书也是以毕沅校勘灵岩山馆本为底本，广搜元、明及日本刻本数十种，参校以唐宋以来类书文献以查漏补缺，是书凡所录前人校说均加按语对不同说法加以说明，为后人注释此书提供了新思路，现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精装本；（3）王利器的《吕氏春秋注疏》，是书对旧注有详考详释，并对旧注中错误之处加以订正，在校勘注释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和影响。简言之，我们今日所见《吕氏春秋》虽然存在一些文字的脱衍窜伪及篇章的残缺窜乱问题，但整体上看版本是相对稳定的，文字也基本可信可靠。从时代与版本的关系上来看，《吕氏春秋》在中唐以前较受学人重视，故在先秦诸子著作纷纷失传的汉魏南北朝时代，此书能基本不失原样地流传下来。不过其时书籍传写不便，容易因抄写致误。宋代虽然印刷术大行于世，但却是《吕氏春秋》最受轻视的时期，《吕氏春秋》读者较少，民间流传本缺误甚多。元时《吕氏春秋》稍行于世。明代文人对《吕氏春秋》比较重视，但于考证、校勘之道并不熟练，且常有改字过勇的毛病，因此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增加了一些混乱。直到清代，毕沅校正本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大致恢复了高诱注本的原貌。此后，许维遹、蒋维乔、陈奇猷等又续有改进，《吕氏春秋》的版本逐步完善起来。

《吕氏春秋》现代读本

《吕氏春秋》内容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杂糅名家、法家、墨家、农家等各派思想学说，《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它并不是盲目地抄录它书，而是本着“纪治乱存亡”（《序意》）的目的去整合汇编先秦诸子思想等诸多思想，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其结构严谨、语言朴素、表达简练，多用寓言、故事说理，常有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刻舟求剑”“黎丘丈人”等故事至今为人所称引。注本有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四库备要》本）是必读版本，近人徐维遹[y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资料丰富，考证详实，便于读者阅读。是书有成熟的体例结构，由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构成。十二纪，为全书主体，纲领全书；以四季为序，每纪5篇文章，其中首篇为月令，十二纪后另附《序意》一篇，现存共计61篇文章。八览，为扩展深入，具言阐释；每览下掣八篇文章，其中《有始览》散佚一篇，现存共计63篇文章。六论，为余篇整理，补充阐发；每论六篇，现存共计36篇文章。具体内容详见下表：注：本表篇目、篇名主要参考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

《吕氏春秋》一般被认为是杂家的代表著作，蒋伯潜《诸子学纂要》认为，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其长在博，其短在杂。周秦间杂家之书，著名而存於今者，当推《吕氏春秋》。”学术界对于“杂家”的认识和理解有较大分歧，有认为本书是拼盘式的杂，而《吕氏春秋》则为杂家正名。《吕氏春秋》提出了一个杂家基本理论：一个东西的成长和发育，是许多积极的因素积聚在一起的结果，要想统一天下，必须取众家之长。并且它用“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的比喻证明：取众家之长，以补自己之短，这还不是杂家。但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立场，而企图只靠采集众家之说以构成一个体系，就像拼缀成的纯白的皮衣一样，这就是杂家。《吕氏春秋》的“杂”，并不是杂糅或杂凑，而可以概括为三点：杂存、杂选、杂通。“杂存”指吕不韦并举诸家之说，没有用一家一派把其他各家吃掉和融化。“杂选”指吕不韦对各家各派有所选择，而摈[bìn]弃其中走向极端的内容。如选取儒家君臣父子伦理道德之论，摈弃其中迂腐之论和繁缛[rù]之礼；选取墨家节葬、尚俭思想，摈弃其明鬼、非乐等。“杂通”指吕不韦试图以王者之需，博通百家，但凡有利于君主统治者的内容概予吸收。《吕氏春秋》展现杂家了特色，为后世对杂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宇宙观方面，《有始览》认为，宇宙的本源是一种极其精微的物质，《十二纪》中《大乐》《圆道》把它归结为“道”“太一”“一”。这种精微物质的运动、变化和结合产生万事万物。万物自身处于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中。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吕氏春秋》从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观出发，否定神秘之天的存在，否定天对人的主宰，但又主张应效法自然。《序意》说：“古之清世，是法大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法天地就应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违反事物各自的本性。在认识论方面，《吕氏春秋》紧扣“听言”与“知人”两个主题，反对不学而知，认为圣人不过是先知先觉而已。在认识的方法上，认为要想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必须去掉主观偏见。它还强调，对事物的认识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不可刻舟求剑。

在君主论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君主必先明君臣之分。君主秉要执本，以虚静无为处之，不能矜尚其能，代百官而行事。同时，君主要深藏自己的思想，不能被臣子所窥察，同时使用高超的手法去驾驭群臣。君主要知人善任，对已经任命的臣子也不能松懈，需要“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在君民关系方面，《吕氏春秋》主张顺从民意，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反复论述得民心而得天下，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思想。在法律方面，《吕氏春秋》主张必须运用法律这一“规矩”“准绳”处理天下事务，方能治理好国家。它支持法家的变法思想，认为历朝历代没有一贯不变之法；同时又认为“人之纪”是与天地长存而不可变的，夹杂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在实施刑法的方面，《吕氏春秋》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提倡以德治为主，以赏罚为辅；赏罚公平，不分亲疏。

《吕氏春秋》认为农业非常重要，“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其中的月令和《士容论》中的四篇农家著作涉及了大量农业经济理论。十二纪月令依据天象、节候确定政令、人事，部署农业生产及其他活动，并指出错行时令会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农事活动的法典。例如孟春之月的天象是“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气候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物候是“蛰虫始振”“候雁北”；农业方面需要“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导）民，必躬亲之”。同时，《吕氏春秋》提倡要保护生物资源，提倡可持续发展，反对捕杀幼崽、竭泽而渔，反对在孟夏万物生长的时节大兴砍伐和田猎；提倡考察土壤质地、结构、含水量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种植。

《吕氏春秋》有关教育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教育理论有《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音乐教育有《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七篇。《吕氏春秋》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提倡“知之盛者，莫大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在师生关系方面，《吕氏春秋》要求学生要敬学尊师，老师要视徒如己，言传身教，以达到师徒同心的效果。《吕氏春秋》认为善学的关键是“用众”，博采众长，兼容并包，故《吕氏春秋》的《善学》篇又名《用众》篇。关于道德教育思想。《吕氏春秋》提出了“尚德”“高义”“至忠”“孝廉”“贵公”“贵直”“去私”“务大”“博志”等品德，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乐教”理论，对于音乐十分重视。书中提出，万物由于阴阳化育而形有孔窍，故有声发出，先王对这种自然和谐音声的模仿就成为了“乐”。音乐具有着影响政治、反应民间风俗的重要作用，《适音》篇提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同时，音乐也具有修养身心的重要作用。《吕氏春秋》主张人要要以舒适的心情、适当的行为来听适当的音乐，不能纵欲无度，追求奢侈、淫靡的音乐。

《吕氏春秋》提倡“贵生重己”的生命观，在多方面提出了保养“精气”观念。在饮食方面，书中反对“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强调“食勿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告诫人们要注重饮食调理，“食能以时，身必无疾”。在运动方面，《吕氏春秋》认为形体不动，则精气就不会流通，从而导致气机郁结，产生多种疾病，于是经常进行锻炼，不能贪图安逸、缺乏运动。在物欲方面，书中提到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扰乱了人类长寿的天性，不能贪恋美色和淫靡之音，要节制自己的情欲。

从写作手法上来看，《吕氏春秋》擅长用譬喻和寓言故事形象化地进行说理论述。例如《察微》篇连用“辞金受牛”“桑女败国”“羊斟御车”“斗鸡之仇”这四个寓言故事从正反两个角度形象化地阐述了察微的重要性：以“辞金受牛”的寓言赞扬了孔子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能力，从正面阐述了察微的重要性；以“桑女败国”“羊斟御车”“斗鸡之仇”三则寓言从反面阐述了微小之处不察必定酿成大祸，形象生动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据初步统计，《吕氏春秋》中的寓言故事有两百多则，它们大都生动有趣，意味隽永，故事完整，具有着战国末年寓言文学的很多特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吕书在寓言的运用上，往往采取先提出论点或命题，然后依次引述一至数则故事加以论证，这正显示了寓言文学发展的独立趋势。就其形式而言，它上承《庄子》，下开韩非子《内外储说》，可谓是从庄子的语言组形式向韩非子的寓言分类汇编形式过渡的中转环节。”

从语言风格上来看，《吕氏春秋》是书语言平实朴素、畅达简劲。如《圜道》篇：“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此处语言平实简劲，精炼地写出了万物生长收藏的圆道之循坏变化、无穷无尽。再如《尊师》篇开始用“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等22位古今圣人贤士阐述尊师的必要性，每一例都被精炼为短短一句话，这种例证群举的形式，化冗繁为简劲。这样创作的原因是：吕不韦的著述目的与期许决定了这部著作不可能像此前的诸子那样，通过纵横捭阖的文笔而自成一家之言。通鉴以资治是其著作的基本出发点；稳当晓畅，使道理深入人心是其下笔为文的主要目标。《吕氏春秋》的语言不仅有先秦诸子散文说理清晰、逻辑严密、质朴简洁的特点，也带有一定的辞赋化特征。《吕氏春秋》使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手法，使文章奇偶相间、整散有致。如《先己》篇“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听则奸塞不皇”就同时使用了排比与顶针两种手法，展现出富于变化的辞令之美。

从内容结构上来看，《吕氏春秋》是书结构严谨整齐，其中每篇文章篇幅短小却不失精悍。《十二纪》的文章大约五百字，《八览》的平均字数保持在七百至八百之间，《六论》则在五百五十字左右。三大部分主旨鲜明，纪体内容为记载帝王之事，表现手法以叙事为主。论体以题概篇，论证方法多样，结构井然有序，引用内容博采众家、兼收并蓄，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序体交待著书时间，说明编撰意图，是考订和研究《吕氏春秋》的重要材料。在关联性方面，各部分文章在内容上做到了篇意相承，篇旨统一。纪之脉络最为严密，各纪首篇顺次分布十二个月的天地之象、政事活动，每纪后四篇文字则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象征意义论说养生与公道、教学与乐事、兵战与用人、死事与士节。览中的篇意也大多相承，或是承接而来，或是正反相成。论中也不乏相乘之篇联袂而起，如《察贤》后继之以《期贤》，《贵直》后紧接《直谏》，《上农》等末四篇从方针、政策、技术等方面合论农事，旨意连贯。论文之法渐成模式，除个别篇目纯为议论或全由故事组成外，大部分文章以议论加事例的方式组织行文，或是议论开篇中列故事议论作结，或是罗列数则再归于议论，论法有则，既是对《韩非子》内、外《储说》说理方法的继承，又不拘格套，自生变化，形成了一套新鲜而成熟的论文之法。

《吕氏春秋》在体裁演进和撰述方法上对后世影响深远。《吕氏春秋》其精妙严密的篇章组织结构在先秦说理散文中独树一帜，并为后世的集体著述活动提供了优秀的范本和示例，西汉的《淮南子》、三国时期魏国的《皇览》再到清代的《四库全书》，这些各个时代诞生的类书、丛书之中都能窥见《吕氏春秋》的汇编撰述之法。以《淮南子》为例，是书虽然在组织结构上不如《吕氏春秋》一般结构分明严密，但也是按照天、地、人的顺序贯穿始终，各自围绕一个主题进行阐述讨论，篇幅大致相当；也有像《吕氏春秋》之《序言》一般的《要略》，对《淮南子》此书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总结，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编撰体例方法的承继和发展。《吕氏春秋》对“纪”体的开创也有重要贡献。刘勰《文心雕龙》认为，《吕氏春秋》第一次将记载天子居处、政令的文章名之曰“纪”，后《史记》仿之作“本纪”以记帝王之事。“纪”在司马迁手中恢复天子为确指，去除了其中理想的成分，还之以史家实录的面目。到《汉书》《后汉书》亦是如此，再往后荀悦的《汉纪》《通鉴》中的《汉纪》《唐纪》等又演变为记一代大事。“纪”成为史书的一种重要体裁被传承下来，《吕氏春秋·十二纪》功不可没。可以说，“自吕氏而后，汉朝人著文，乃造系统，于是篇的观念进而为书的观念，淮南之书，子长之史，皆从此一线之体裁。”

《吕氏春秋》在史料留存和辑佚文献上具有重要价值。《吕氏春秋》吸收了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广泛地反映了战国时期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保存了比较丰富的先秦学术数据。许多在历史上已经泯没的思想家的著作在《吕氏春秋》中得以保存下来，为先秦学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例如《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有关墨家“谢子”“孟胜”等人物事迹，对我们考察墨家学派流传情况等有一定的文献帮助。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吕氏春秋》包含大量的古代史料，便值得与同一史料，但分见于先后或同时的各种典籍的，作一番比较性的研究。”在文学方面，《吕氏春秋》是我国保存上古神话传说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记载了《山海经》中异域奇国怪人神物，除盘古、伏羲、女娲外的几乎全部上古帝王事迹，以及“荧惑徙舍”“次非刺蛟”等英雄神话传奇。这些内容对中国远古神谱谱系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先民的生活状态和发展历程，同时也为后世文艺发展提供了瑰丽壮伟的素材宝库。《吕氏春秋》中也保存了一定的科学文化史料，如《有始览》第一次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古乐》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音乐简史，《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农学著作展现了战国末期就已经存在较为先进的农业生态观念等等。总体来看，《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哲学、政治、科技、文化的重要参考贵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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