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

西周（约前1046年——前771年），指周朝在平王东迁以前的历史时期。其开始于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结束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亡国，共有十二王，传十一代。

早期汉语中的周字字形（出自西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保卣上的铭文）

周朝的国号，起源于建立周朝的“周”部落，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如同四四方方的田地里长着植物，与农业有显著的关系。周部落原本居住于黄土高原至渭水流域一带，属于古羌人的一支。周以姬为姓，这一姓氏相传源自黄帝成长之地所在的姬水。历史学者沈长云据此推断，周人应起源于远古时期的黄帝一族，黄帝崇拜原为周人自己的先祖崇拜，后来随着周王朝的统治巩固和华夏族认同的逐渐形成而成为民族共识。

历史学者李硕则认为，甲骨文中的“周”一字形如祭坛上鲜血淋漓的“用”（商代祭祀所用祭品），意指祭祀所用人牲。周人原无文字，“周”一词应为商人对周人的称呼，指代周人是为商提供祭祀所用人牲的部族，反映了周人早期替商朝对羌人作战，并将俘虏的羌人献给商朝作为人牲的历史。

周的始祖姓名为姬弃，相传是有邰氏的女子姜嫄所生。根据《诗经·大雅·生民》记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意思大致为：姜嫄因无子，于是向天帝祈祷求子。天帝听到了她的祈祷，让她踩着天帝巨大的脚印的拇趾部分，因而顺利怀孕生子，生下了后稷，也就是姬弃。

姜嫄祈祷生姬弃的传说体现在姜嫄时代周人大体还处于母系氏族时代，但很可能从姬弃生活的时代起，周人的社会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的阶段。姬弃又被称为后稷，周人尊其为始祖。后稷重视农业发展，带领着周人进入了农耕时代，因此又被周人尊为农业之神，西周的农官的长官便以“后稷”为官名。

根据《史记》记载，后稷到文王姬昌之间，周人有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这十三个王，总共历十五代（《汉书》记载为十八代）。但学者杨宽在其所著《西周史》中认为，根据史料记载及断代工程推断，后稷至周文王之间历经千余年，仅历经十五代并不可能，因此这一历史记载应为约数。

周人在不窋时代生活在戎狄之间，公刘时代迁居到了适宜农业生产的“豳”（今甘肃庆阳市宁县、正宁县至陕西咸阳市彬州市、旬邑县一带）。迁居到豳以后，周人进一步进入农耕社会，开垦田地、建造房屋，并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建立了祭祀、宴会的礼仪，并将国度称为“京”。至商王武丁时期，周成为了商的封国，替商讨伐“戎狄”（即古羌人），《翦商》作者李硕等学者亦认为周人此时担负着俘虏羌人以向商提供祭祀人殉的义务。古公亶父时期，商朝衰落，四夷不服。面对戎狄的压力，古公亶父将国都迁至周原（今陕西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建设了正式的王宫，并且设立了宗庙社稷。

古公亶父后来被尊为周太王，古公亶父死后，其少子季历继位。季历在位时期，趁着商朝国力衰微，开始与有亲缘关系的诸侯交好，并用武力开拓领土，先后征服鬼方（位于周西北的方国）、余无戎等地，后被商王文丁升为牧师（等同于方伯），成为西方诸侯之长。由于季历持续进行扩张战略，最终引起文丁猜忌，最终被文丁囚禁于朝歌（今河南安阳殷墟），绝食而亡。

季历死后，长子姬昌继位，即为周文王。周文王被商王任命为西伯，继续为西方诸侯之长。后因不满商纣王处决九候而被周附近的方国首领崇侯虎揭发（一说因扩张野心被纣发现）而被纣召去朝歌，囚禁于朝歌附近的羑里。后文王属下向纣进贡美女及财物，得到纣王赦免，这才得以脱身回国。文王回国后，励精图治，继续以侍奉商朝征讨叛国的名义扩大领土，并灭掉了崇侯虎的崇国。攻克崇后，文王将首都东迁至丰（今陕西西安市丰镐遗址）。文王在位期间，仁政爱民，完善了周的官制，笼络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贵族，使周的国力进一步强盛，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

文王在位时，便已经开始筹划对商的进攻。文王长子伯邑考早夭（一说被在文王被拘羡里期间被纣王所杀），死后由次子姬发即位，姬发即为周武王。

商朝与东方的“九夷”（位于山东至江淮一带的古代部族）长期处于军事对抗状态，纣王时期，商朝军队的主力部署在与九夷作战的前线，后方空虚。周武王姬发利用这一时机，起兵伐纣。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48年），武王姬发联合对商朝统治不满的方国领袖，向东进军，在盟津（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区）组织阅兵，史称“盟津观兵”。盟津观兵期间，姬发认为此时盟友人心不定，伐纣并无必胜把握，故以“未知天命”为由班师，暂时放弃了进军。

周武王十一年（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贵族之间爆发内乱，纣王杀王叔比干，囚禁兄长箕子，太师疵、少师彊等商朝贵族西逃投奔周。姬发认为此时灭商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度联合诸方国起兵伐纣，在盟津与诸侯盟誓，即为“盟津之誓”。盟津之誓后，姬发认为“诸侯所用命”（各方国领袖已经完全服从自己调遣），于是继续率军东进。同年二月五日，周武王姬发率领的伐纣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市附近）与商纣王组织的军队交战，纣王的军队毫无战意，倒戈反叛，联军在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并迅速进军商朝的都城朝歌，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

攻占朝歌、灭亡商朝后，鉴于周以小国翦商，需面对广大地域的管理问题，姬发采用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将周的同姓宗亲、功臣谋士，其余的方国、贵族后裔，商的旧王族、贵族等分别分封，建立诸侯国，再利用诸侯国拱卫周王畿。武王将商纣王的长子武庚继续分封在商都朝歌，并将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朝歌附近，以监督武庚。武王最器重的弟弟周公被封在了鲁，成为鲁国的先祖；功臣姜尚则被封在了齐，后来发展为著名的齐国。

在完成了灭商及对商地的初步安排后，姬发班师回国，在镐京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宣告了周朝的建立。姬发鉴于镐京地理位置偏西，故而意图在更加靠近统治地区中心位置的洛河流域建设新都，但在尚未落实这一规划时即病逝。

姬发临死前，曾欲传位周公，但被周公拒绝。姬发死后，周公迎姬发之子姬诵继位，即为周成王。

周成王继位之初，因其年幼，因而由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以周公谋取王位为由，串通武庚，发动商朝遗民叛乱。周公调集军队东征，历经三年时间成功平息叛乱，杀管叔与武庚并流放蔡叔，将参与叛乱的商朝移民迁至周王畿居住，巩固了周灭商的成果。

为进一步巩固周朝统治，周公继承姬发遗志，在洛河流域营建新都，名为洛邑（今河南洛阳市附近）。洛邑建成后，周公召集诸侯在洛邑举行庆典，并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法、祭祀、典章制度，即“周礼”，奠定了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文化的基础。

成王七年，成年后的成王在镐京正式亲政，周公结束辅政，留在洛邑继续经营，洛邑成为了周的东都。由于镐京在洛邑以西，“西周”之名由此而来。

成王亲政后，延续武王、周公时代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分封制，新封了大量封国，大幅拓展了西周的统治范围。成王采取赈济贫困，向国人授田的政策，使得西周政治清明，社会趋于稳定，农业及手工业不断发展，经济走向繁荣。成王死后，其子康王继位，又继续延续了成王的执政方针。

周成王及周康王执政时期，西周的国力走向鼎盛，天下安宁，四十多年间都不需要使用严刑峻法，被称为“成康之治”。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等制度也在此期间趋于完善。在这一时期，周成王、周康王相继对四方用兵，稳定西戎，不断攻伐江淮一带的九夷（淮夷），并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封国。

康王晚年，喜好征伐，对外用兵规模愈发扩大，与西面的鬼方、南面的淮夷和荆楚等周边民族不断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使得西周的国力逐渐被消耗。康王死后，周昭王继位，昭王自幼养尊处优，且没有贤臣辅佐，生活逐渐奢侈，朝政日趋腐败。为争夺长江中游的铜矿资源，昭王先后三次组织大规模南征，对南方的虎方、荆楚和扬越等方国、部落进行征伐。昭王的南征虽然多次取得胜利并铸器铭功，但大量消耗了西周的国力，使西周逐渐由盛转衰，昭王本人亦在第三次南征班师途中死于汉水一带。

周昭王死后，穆王继位，为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穆王继位之初，重新规范执政，发布《臩命》，修复昭王时逐渐腐败的朝政，并制定刑书《吕刑》，用刑罚稳定社会秩序。穆王时期，对西北一带的犬戎发起战争，在先后两次征战中大获全胜，但加剧了与犬戎的对立。在两征犬戎后，穆王进一步向西开拓领土，并以此留下了穆王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此外，穆王亦两次南征荆蛮，东征攻灭徐国，在涂山（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东南）大会诸侯，巩固了西周对东南的统治。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时期将国都迁至了西郑（今陕西华县）。

昭穆时代频繁的远征使西周国力日渐衰落，且激化了与周边民族的矛盾。周穆王之子周共王（一作周恭王）继位后，西周财政空虚，经济难以支持，因而开始允许土地的私人持有与买卖以收取税赋，王畿地区的井田制开始崩坏。周共王之子周懿王继位后，西周国势进一步衰落，西方的犬戎不断入侵，威胁镐京，周懿王不得不迁都犬丘（约在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以避祸。此后的周王虽然又将国都迁回了镐京，但周懿王时代西周国势衰弱、政治腐败的趋势未能得到逆转，曾经臣属于西周的外族也逐渐停止了朝贡。

至周厉王时期，周厉王多次劳师远征，未能取得战果。为解决财政危机，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周王垄断，不准国人（即生活在国都的周人）进入谋生。在国人因为不满周厉王的专横政策而怨声载道时，他不听召穆公等大臣的进谏，设置卫巫监察言论，禁止国人议论国事。国人因而只敢在道路上用眼神交流，即为“道路以目”。公元前841年，镐京的国人爆发大规模暴动，攻占王宫，史称“国人暴动”。

国人暴动发生后，厉王弃宫逃亡到彘（今山西临汾市霍州市），太子姬静亦在召穆公掩护下隐藏身份，西周一时无主。大臣周定公、召穆公于是在西周贵族的推举下暂时代理政事，重大事件交由六卿合议（《竹书纪年》记载为由共伯和代行执政，周、召等贵族辅政），因而被称为“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在彘病死，周定公、召穆公等贵族、诸侯拥立太子姬静继位，即周宣王。周宣王在位期间，安抚百姓、任用贤能，西周一度呈现中兴之象，被称为“宣王中兴”。

周宣王晚年，为恢复周王室权威而连年对外用兵，最终于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在千亩之战（千亩约位于今山西介休市）中惨败于犬戎中的一支“姜戎”。此后宣王中兴的局面中断，西周国力再度走向衰弱。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周幽王继位后，任用贪图小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陷入腐败；对外战争屡屡失利，天灾频发，西周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后周幽王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立宠妃褒姒为王后、褒姒所生之子姬伯服为太子，得罪了申后的父亲，申国国君申侯。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进攻镐京，镐京惨遭洗劫，周幽王仓皇逃离，在骊山脚下被追兵杀死，西周至此灭亡。

《史记·周本纪》中曾记载“烽火戏诸侯”之事，指周幽王为讨好宠妃褒姒而点燃烽火愚弄诸侯出兵援助，最终丧尽诸侯信心，在真正的入侵到来时得不到救兵而被杀。民国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此事进行了质疑，认为烽火是汉代才出现的传讯手段。2012年，北京清华大学在对战国时代的《清华简》的研究中，亦发现《清华简》在对幽王败亡的历史记载中并未刻画此事。

周幽王被杀后，诸侯分别拥立原太子姬宜臼与王子姬余臣，形成两王并立局面。周平王姬宜臼为躲避犬戎，故于平王二年（公元前770年）将首都迁至东都洛邑，并将镐京一带王畿尽数分封，后又为了巩固王位而大量封赏王畿领土，致使周天子兵势大衰，权威旁落。由于洛邑位于西周国都镐京以东，史学界将平王东迁以后的周朝历史称为“东周”。

西周的疆域由直接受周王（周天子）管辖的王畿与分封的各诸侯所管辖的诸侯国组成。周王畿是西周的核心地区，它西起关中平原（岐阳），东到洛河以东（圃田），北到黄土高原，南至秦岭山脉，囊括了渭河、泾河、洛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了镐京和洛邑两座都城。其中镐京被称为“宗周”，洛邑被称为“成周”。西周时期，王畿的方圆超过“千里”（约25万平方千米），土地、人口及军队数量凌驾于任何一个诸侯国之上。

为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西周从立国开始便实行分封的地方政策。受封的诸侯往往以封地为据点，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外拓殖。除了西周主动分封的王室宗亲、功臣、旧贵族等诸侯外，靠近边疆的地区也有许多在商代便已存在的方国接受周的封号并履行部分诸侯义务。西周诸封国的范围，北至燕山地区的燕国、南到长江流域的楚国、东到山东半岛的齐国与江淮的徐国、西至六盘山一带的获国，大致形成了西周控制的最远区域。

西周初建之时，全国人口大约在500万至600万之间，其中至少80万人生活在周王室直接控制下的王畿一带。西周最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大约增长到1000万。西周后期，王畿一带因犬戎多次入侵破坏、统治秩序日趋混乱等原因而陷入衰退，人口逐渐减少，齐、楚、晋等诸侯国的人口则得到了增加。

西周的最高统治者为周王，又称“天子”。在周王畿的中央官僚中，以太师、太傅、太保为最尊，称为“三公”或“师保”，多由地位最高的贵族担任。三公统辖诸侯百官，侍奉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三公之外，设有太宰，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总揽政府大权。太宰有时会由三公之一兼任，如成王时，太师周公就兼任太宰一职。太宰是后世宰相的雏形。

太宰之下，设有诸多卿士，负责具体政务，其中重要的有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司徒负责管理农业和井田划分事宜，也负责划定诸侯封疆和军旅分配；司马主要负责军费、车马管理等军政；司寇负责管理刑法与案件；司空负责管理工匠、工程及水利。这些官职的设置，初步构建了影响后世的“三公九卿”的格局。在这些卿士之下，还有众多僚属，负责更为细致的任务。

不同于商朝神官的崇高地位，西周时期，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的作用大为削弱。根据《周礼》，掌礼机构负责一切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宜。史官在这一机构中地位崇高，其中领衔史官的太史拥有观测制定天文历法、收藏整理文册典籍、教育贵族子弟等权力，且因为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时常会被周王安置在身边以备咨询。内史则负责为周王起草诏令，是王室近臣。此外，还有小史、外史等中下级史官。神职的司巫在掌礼机构中的地位则较低，主要负责在丧葬、祭祀等的典礼上率领群巫舞蹈、降神、歌兴。

西周官员基本由各级贵族担任，贵族的品衔通常决定了可以担任官职的高低。许多官职世代相承，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一些家族甚至以世袭的官职为氏。

分封制示意图

分封制，又称封建制，是古汉语中“封建”的原始含义（与封建社会的封建有别）。封建，指封土建国，意指将疆域土地划分给诸侯建国的社会制度。在分封制下，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及功劳大小等因素，把王室直属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及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古代帝王的后代等，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以保持周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同时稳定政局、扩大统治范围。

根据《周礼》等的规定，受封的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也同时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同时，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又对下一级的贵族“卿大夫”进行再分封；卿大夫又可将自己获封的土地和任命分赐给更下一级的贵族“士”，这样的层层分封形成了森严的贵族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分封制的形成与完善，使得周天子拥有了至尊权威，国家政权由松散趋向严密。分封的诸侯开发了边远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形成了对周王室众星捧月般的政治格局，奠定了西周延续数百年的基础。但受封的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设置官员、建立武装、征派赋役。西周后期，随着周王室的国力衰微，王权逐渐衰弱，诸侯国却日趋壮大，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埋下了伏笔。

周王畿和各诸侯国都有国、野之分。周王及诸侯所居住的都城及其附近的“郊”即为国，而郊以外的地区则被称为野。在国中居住的被称为国人，在野中居住的则被称为野人。国野之别可能源起于周及诸侯国对各地的征服扩张，国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周人，野人则可能是被征服的土著，双方在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别。国人拥有议政的权利，并可能得到选拔推荐而为官，并有义务负担国家的徭役与兵役；野人不负担兵役，但须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如在井田制的公田中进行集体劳作。

国又被划分为乡，根据《周礼》，周王畿有六乡，诸侯国最多有三乡。乡之下分五州，州之下分五党，党之下分五族，族之下分五闾，闾之下分五比，每五家组成一比。乡设有乡大夫，州、党、族、闾则各设有长。

野中的一部分被划分为遂，其余部分则被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遂的数量与乡类似，周王畿有六遂，诸侯国最多有三遂。遂之下分五县，县之下分五鄙，鄙之下分五酂，酂之下分五里，里之下分五邻，以五家为一邻。遂设有遂大夫，县、鄙、酂、里、邻则各设有长。

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时期实行土地制度，也是分封制的经济基础。西周时期，受生产力的限制，开垦状态良好的田地主要为集中在王畿和诸侯国的都邑附近的熟田，广大的旷野则处于未开垦状态。这些熟田大多形状整齐，有纵横交错的道路和灌溉沟渠，因而可以被划分为方正的田块，这样的田地便被称为井田。

井田一般以一百亩（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一亩多）为一方块，作为基本的耕作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即为一井，百井被称为一成，万井则称为一同。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被称为遂、沟、洫、浍等；田间还有纵横的通行道，根据宽窄分别叫做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井田制下，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继承。传统认为在井田制下，一井的周围8田产出归耕田的耕户所有，称为私田；中间的田产出归封邑贵族所有，称为公田。公田由一井的耕户共同耕作，耕户必须在耕完了公田之后，才可以耕种自己的私田。

一些学者，如现代历史学家黄现璠等认为井田制是一种理想化的土地模型，在西周并未得到真正的实施。《西周史》则认为井田制中的“公田”实际上是指由贵族所有的上等田地，因其面积广大而被称为“大田”，西周平民及奴隶须在大田上集体劳作。

西周是奴隶制社会，奴隶的使用十分盛行。西周的奴隶分为“臣妾”和“隶”两种，臣妾的来源是赏赐和买卖，是特定贵族的私人财产；隶则来源于罪人或战俘，分“罪隶”与“四翟之隶”两种。

臣妾的主要来源是贵族家的家奴或被抵作赔偿的自由人，主要从事贵族的家内劳动，但有时也可能被主人驱使去从事生产劳动。罪隶是因犯罪而被罚为奴的人，又被称为奴；四翟之隶则指在西周对外征伐的战争中被俘的战俘。所有奴隶均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西周时期，周王畿范围广大，人口众多，势力远远凌驾于各诸侯国之上。周王对封国诸侯具有很强的权威，一些诸侯甚至可能被周王处死，如齐哀公便因为谗言而被周夷王烹杀。封国诸侯通常情况下会履行自己对周天子的义务，但在西周晚期，西周国势日衰，诸侯国开始出现不服王命的情况，如周幽王时期，封国申引犬戎入侵镐京，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还有一些诸侯国并非由周王分封，而是在商代便已存在的方国，他们名义上接受周的封号，但实际上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如楚国等。终西周一朝，这些国家与西周之间经常爆发武力冲突，如周穆王时期，东方的徐国便起兵反叛周王朝，最终被周穆公所灭。

周人将势力范围以外的外族统称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中西面的犬戎因靠近周王畿，与西周交流最为密切。犬戎是西北地区诸多部落的统称，很可能是古羌人的一个分支，与周人同源。终西周一代，犬戎与西周时战时和，在西周强盛时往往遣使朝贡，在西周衰弱时则时常入侵，多次对西周国都镐京造成威胁。

为巩固王室权威，扩大统治范围，西周诸王多次组织军队对“四夷”发动战争，互有胜败。长期的对外战争消耗了西周的大量国力，成为了西周灭亡的原因之一。

在武力冲突以外，西周与周边民族也多有文化交流，如周穆王西征时便与西戎部落多有交好，形成西王母的传说。一些西周封国与周边民族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例如申国就与犬戎长期友好。许多西周封国与周边民族存在姻亲关系。

西周时期的青铜铲

西周时期，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金属制造的农具（主要是青铜）。西周时期的农民习惯使用“耦耕”的耕种方法，以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农业技术的提升，西周农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千耦其耘”的盛况。

西周时期，使用绿肥与堆肥的技术已经出现，出现了将收割后的作物和杂草沤成绿肥和用火烧制造堆肥的农业技巧。此外，防治病虫害的意识也开始出现。

西周时期最主要的农作物是黍、稷和粟，稻作则多在长江流域，远离西周时期的农业中心而不受重视。西周已经形成了“五谷”的概念，除了麻、黍、稷、麦、菽（指豆类）这五谷外，瓜果蔬菜等的品种也日渐丰富，产量逐渐提升。西周时期桑蚕的养殖已经全面扩大，丝绸质地的衣服深受贵族喜爱，在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玉雕刻成的蚕。

西周时期，在农田里耕作的农夫被称为“庶人”或者“氓”，多为野人或者奴隶。他们的数量以“夫”计算，在分封或赏赐时，会被作为和封地、财物一样的物品进行赐予。也有一些国人会从事耕作，他们居住在“国”的范围中，拥有自己的耕地和自由民的身份，需要向自己的宗长上交贡物和承担劳役，称为“小人”。

西周时期，水利工程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排水和引水技术大大提升，井田制的基础之一便是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

西周实行两都制度，以镐京为首都，称为“宗周”，指周族祖先宗庙所在的地方；以洛邑为陪都，称为“成周”，指周朝成就的大业。镐京位于今陕西西安市沣河以东，沣河以西则为文王时期的首都丰邑。洛邑位于今河南洛阳市附近，扼守中原的咽喉要道，“宅兹中国”（坐落在天下的中央）。西周时期，城市主要为周天子及各诸侯、卿大夫等的都邑、封邑，主要承担政治与军事的职能。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较大的城市中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

西周时期的市场，由贵族所垄断，其商品主要为珍贵的“宝货”以及兵器、牛马和丝帛乃至奴隶等。民间的贸易活动通常在市场之外，以个人、家庭为单位，数量较小，通常是以物易物的交易。西周时期的商业在商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

西周中期以后，土地转让的情况时有记载。西周土地转让的性质包括了交易、互换和赔偿等，且以货币作为土地的价值尺度。西周的土地转让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须上报相关官员并取得许可，同时举行一定的仪式并交换转让的契券。

西周时期，冶金、制陶、纺织等手工业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门类开始多元化，有“百工”之称。周王室和诸侯公室的都邑中都集中着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有众多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他们都由专门的官府机构管理。除了这些规模宏大的官营手工业外，民间也有小规模的手工业存在，如纺织、制陶等。

西周时期的货币

西周前期延续商代传统，以海贝为货币，并继续以朋为单位，但在记载中，朋数相较商朝有了增加。西周中后期，随着周王朝的势力逐渐拓展至盛产海贝的海滨，海贝的价值逐渐下滑，开始出现以青铜铸成的铜贝，并渐渐取代海贝成为主要货币。西周的金属货币通常以重量“锊”记载，一锊的重量大概为六两。

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曾评价：“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从商亡到周兴这一过程中，除了王朝更替的政治意义上的变革之外，更是一场旧文化灭亡、新文化建立的巨大文化变革——这一变革即为“商周之变”。

商周易代之际的文化变革，部分体现在《周礼》及宗法制的建立。

在甲骨文中，“礼”是个会意字，原作“丰”，由祭祀中奉献鬼神的礼器引申为祭祀鬼神之仪式。礼乐意指祭祀神的仪式与祭祀所用歌舞的结合。西周以礼乐为基础，制定了一套森严的礼仪与等级制度，包括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实行周礼的目的是改变商的文化，以周人的标准来规范礼乐内容，并通过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个不同等级的统治阶级中去，加强周人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维护周朝的统治。

商人没有大小宗和嫡庶的宗法观念，商王之妻地位相等，所生的儿子都有继承商王王位的资格。《周礼》中则明确了以严密的宗法为基础的继承规则，规定周王称天子，天子可分封诸侯，诸侯而分封则卿大夫，形成了森严的贵族等级制度。所有的贵族头衔皆由嫡长子所继承，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周礼》中继承制度的核心。

周代的宗法观念中，以嫡庶之别为基础，形成了“大宗”与“小宗”的概念。在这一制度下，周王自称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天子的嫡长子将继承王位，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封国内是大宗。诸侯的嫡长子也继承诸侯的爵位，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采邑内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亦可类推。由此，贵族的嫡长子总是不同等级的大宗（宗子）。大宗不仅享有对宗族成员的统治权，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此外，同姓之间不得通婚，婚姻只能发生在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间。

西周的宗法制度构建了一套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家族观念与继承制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成为了中国封建思想的根基。

商周之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周人的宗教认知。周人的宗教观念以“德”为核心，强调“以德配天”，不再延续商代的生有天命的观点。周人认为对神的祭祀重点是“德”而非物质本身，因此一改商代奢靡宏大的祭祀规制和血腥残忍的人殉风俗，祭品的种类、规模和数量都大幅减少，礼乐成为了祭祀的核心。

西周的礼节以《周礼》为标准，格外繁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阶级需遵循不同的礼节规范与标准，以此体现贵贱等级的区分。西周极其重视乐，乐不仅是教育中的“六艺”之一，还有专门的职官负责管理。西周还产生了许多乐舞，部分乐舞的歌辞保存在《诗经》的《周颂》之中。

西周已经开始出现成系统的教育制度，国人的“乡”中设立有学校，称为“庠”（一说为序）。庠的教育偏向实用，主要教授技艺等知识。西周为贵族设有更为完备的教育体系，称为“小学”和“大学”。根据《周礼》，贵族子弟满八岁即入小学学习，至十五岁后升入大学。西周设有师氏、保氏两学官，教育内容有德行、仪容和技艺等，其中技艺为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六种，称为“六艺”。

西周典籍如今大多已散失，部分收录于《尚书》之中，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成书多在宣王至厉王之间。此外，《逸周书》中《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也成书于西周时期，《诗经》中亦有部分篇章为西周时期的作品。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部分铸有铭文，称为“金文”。金文记录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史实，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

西周在夏代的《禹刑》和商代的《汤刑》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之名出自周公所作的“刑书九篇”（一说是其中规定的“墨、劓、宫、刖、杀、流、赎、鞭、扑”九种刑罚）。《九刑》主要服务于西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重点惩处所谓“盗”（偷窃与抢劫）、“贼”（暴动与叛乱）的行为。《九刑》之中规定了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阉割，女禁锢）、大辟（斩首）等五种刑罚，称为“五刑”，此外还增加了流（流放边远地区）、赎（罚款）、鞭（用鞭子殴打）、扑（用木杖殴打）这几种刑罚，并制定了一整套诉讼审判制度，其法律的严密性远远超过了商代。

西周的法律有严格的阶级性，“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犯罪可以得到“八议”的特殊处理，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贵族在遭遇诉讼时，可以派遣下属代表出庭。即使贵族被判处死刑，也要特别交由名为“甸人”的官员负责执行。

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

青铜器铸造在西周的手工业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周初年，青铜器的技术大体延续商代，形制、纹饰和品种等皆与商末相似。西周中期康王时代以后，青铜器的形制开始发生改变，出现了新的风格特色，如商代常见的方彝、卣、觚、爵等器物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出现了新的器物，如乐器钟、兵器戟等。西周青铜器的铸造范围不再局限于王室，诸侯乃至卿士都可以拥有青铜器的铸造作坊，只是规模大小有所差异。西周与周边民族保持着文化交流，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也因此互相影响。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商代，品种有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等，出土数量以千计。相较于商代，西周青铜器的规格由厚重逐渐趋于轻巧，不再有商代那样的超大型青铜器；器物纹饰也从繁缛趋于简易，减少了宗教性质的神秘色彩，反映了商周之变的文化变迁。

西周绳纹灰陶鬲

西周时期的陶器制作技术有了突出的发展，一些墓葬中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如原始的青瓷等，数量和种类都远超前代。西周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早期文明遗址中常见的泥质黑陶与泥质白陶，至西周后期已基本消失。西周陶器的形制有炊器鬲、甑，饮器爵、觚，食器豆、簋，盛器勰、罐瓮、盆、盂等。

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勰、罐瓮、盆、盂等，纹理多为较粗的绳纹，也有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较早时期陶器常见的附加堆纹在西周时期已经少见。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更加先进的龙窑窑炉，但尚未普遍推广，窑炉还是以较为原始的馒头窑为主。

西周时期的玉鹿

西周大力推行礼制，赋予了玉器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文化内涵，使得玉器形成了一整套的礼器规制，涵盖了西周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对巩固西周的奴隶主贵族制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对后世的王权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早期的玉器基本延续商代晚期，其技法、形制及做工几乎一致，唯有纹饰略有区别。西周中期，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玉器的加工工具有了很大的提升，玉器的形制、装饰题材、雕刻工艺等都有了很大提升，出土数量亦远远超过了商代。西周后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制开始崩坏，各地诸侯国制造的玉器开始增多，其形制出现僭越礼制规范的情况。这一时期，周玉已完全呈现自己的风格，与商玉已完全不同。

西周的玉器与商代相比，其纹饰大为丰富，较多使用动物形及人形纹饰，商代常用的几何纹逐渐减少。西周玉器的器型规整严肃，不如商玉活泼多样，体现了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仪制度。

西周青铜龙牙马车

西周时期，马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车马的仪制和战车的数量成为了礼制的一部分。西周战车相较商，制作技术更加精巧，种类也更加繁多，车体更大，车马的部件配饰等名目多达十余种。至西周中晚期，出土的马车已有青铜制的车轮龙牙，车体大而豪华，配饰部件众多。这样的马车需要多种工匠的密切合作才能制造，足以体现当时已经出现了综合性的手工业系统。

西周时期的天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开始了对日食的观测和记录，如周幽王时期发生的一次日食便在《诗经》中得到了记载。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天文台，天文台上安置有圭表，可以根据日影测量太阳年的长度，并确定节气以指导农业发展。西周已经有了初步的星宿观念，并开始出现早期的二十八星宿的概念。西周最大的天文学成果之一是对天干地支的运用，后来形成了天干地支纪年法，并传承至今。

西周时期的地理学知识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多种用途的地图。西周时期，由于统治面积的扩大和与周边民族交流的增加，对地理的认知大大提升，如周穆王西征时，便对犬戎以西的地理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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