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

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属于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杜平任副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938年2月上旬，江南各游击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今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集结整编。全军辖4个支队及军部特务营，共10300人。新四军组建后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战奇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创建了光辉的业绩。

1937年9月6日，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村外的田野上临时搭起了阅兵台，9000多名红军将士在这里誓师出征，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三原誓师后，129师和先前整编的115师、120师一样直接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布南方各省（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然而，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却颇费周折。

新四军臂章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国共搞党内合作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给番号。与孙中山主动实行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出于被逼无奈。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而国民党只给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师长外，其他军官由南京配备，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此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中共再作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5条意见，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3个师，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共4.5万人。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史称“三八协议”。但没想到这个由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又反悔，不同意了，谈判又回到了起点。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2次会谈、5月2日至14日的第3次会谈，蒋介石依然从控制、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改编为3个师，设总部，军官由延安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师副职由国民党派。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中共坚持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部队任职。

就在国共谈判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举行第4次会谈。由于蒋介石幻想日本人不扩大事态和再次媾和，谈判无果，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在命令部队在云阳（今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集中，做好自行整编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他亲笔给蔡元培等70余名学者写信，通报两党会谈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赶赴南京，绝食静待3天，逼蒋答复红军改编。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举行两党第5次谈判，期间拜会了冯玉祥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阐明了共同抗日和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冯玉祥以此副委员长相劝蒋介石同意红军编3个师。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给了红军番号，让其名正言顺地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谈判伊始，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黄白案”：八路军以2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一笑：“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啊！”“黄白案”遭到拒绝。谈判再被搁置。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一直断尾求生的蒋介石有点恐慌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直掐咽喉。江浙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非东北、华北可比。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断后路了。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收编”的企图，国共会谈出现了转机。蒋介石在调动国军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三八协议”。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3个师的番号则是吃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129师。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115师师长林彪，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全军编制4.5万人。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共中央在针对八路军领导权的同时，对新四军整编中的领导权也同样重视。叶挺担任军长的过程和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他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的建议，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番号则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新四军”，是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四军。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北伐的8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共产党员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

1926年8月下旬，在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叶挺独立团的2000多名勇士勇猛血战。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竖写的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因铁军“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中共第一军。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就是希望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虽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推选叶挺为军长人选，而中共推荐的其他人选，国民党反对。国民党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中共不同意。国共两党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由谁指挥这支抗日武装相持不下。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中共认可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受到热情欢迎，毛泽东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1月9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白皮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皖南事变被俘。蒋介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叶挺信念不改，出狱后的第一个要求是重新入党。后因飞机失事牺牲。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两党共同组织北伐。北伐成功了，蒋介石却背叛革命，杀了共产党个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法生存发展。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又故技重演，妄图3个月消灭共产党，但毛泽东早有准备，蒋介石的阴谋失败了。可以说，没有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成功，就不可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皖南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今安徽省泾县云岭镇）出发绕道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今安徽省泾县茂林镇）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合围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遭受的最严重损失。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继续对蒋介石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

“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为新四军死难将士报仇。1月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了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说：“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高清组图

面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新四军重建--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高清组图

刘少奇在分析了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和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变，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刘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有理有节的斗争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各界进步人士和国际有识之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行为，苏美英等国也对国民党表示极大的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然牢牢掌握着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不但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损失九千到扩编九万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高清组图

1941年1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从此，组建起不可战胜的新四军。

1937年12月，新四军由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1.03万人组成，“皖南事变”前的3年中，由于项英贯彻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无法打破敌伪顽的夹击，发展缓慢，“皖南事变”时只有2.5万人。与此同时，八路军已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50余万人。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并将叶挺交由军法审判。对此，刘少奇当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同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发出《关于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借口的通报》，运用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国民党为取消新四军而制造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动”，“不按指定路线由繁昌、铜陵一带北移，而经泾县南想袭击友军的言论，纯属捏造”。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和陈毅的建议，对组建新的新四军军部人选进行了慎重研究，于是就有了1月20日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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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刘少奇开始着手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4日，刘少奇在新四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此前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为整理与统一新四军编制，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一师，皖东为第二师，李先念部为第三师，苏南为第四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刘少奇针对“皖南事变”后出现的悲观失望情绪和部分八路军指战员不愿意改为新四军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新四军全军最后共编为7个师，9.6万余人，并重新划定活动区域。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粟裕为第1师师长，刘炎为政委；张云逸为第2师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黄克诚为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7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高清组图

损失9000，整编90000。新四军军部重建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达到了30多万人。

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刘少奇创造性地落实这一指示，抓住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机，把“皖南事变”这一坏事变成了发展、扩大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好事，奠定了共产党在华中的基础。过去新四军的军长、副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了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了新四军的军师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刘少奇把这看做是天大的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军。

新四军统一整编后，部队数量急剧扩大，驻防范围北至陇海铁路，南至皖南和苏南，活动区域远远超出中共中原局的管辖。而中共东南局因项英遇难和情况变化已不能发挥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相应地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兼任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加强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配齐配强各级政工干部和政治机关，不但新四军八路军新合编的部队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成建制整编为新四军的八路军老部队也进一步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很快形成全军政治上一致，解决了各师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刘少奇通过写文章、发文件、讲话，反复宣传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既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批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说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使广大干部战士认清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是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合作的恶果，进而认识统一战线理论的正确性。

5月下旬，日军发动了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的大“扫荡”。刘少奇同陈毅领导新四军的3个师及地方部队互相配合，“以积极游击动作打击敌人，逼其撤退，并阻止其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至8月20日，在3个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共进行重要战斗135次，毙伤日伪军1932人，俘日伪军1089人，击沉敌汽艇13艘，缴获炮1门，轻、重机枪15挺，步枪1123支，并破坏路345里。通过“反扫荡”的锻炼，新四军越战越强。

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1938年7月10日晨，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2营（缺第5连）在南京至句容公路上的新塘附近成功设伏。句容县城驻有日军300余人。京句公路是敌人后方交通的生命线，运输频繁。10日上午，汽车9辆载日军100余人，并附有步兵重武器，自南京向新塘驶来。两辆在前，其余7辆在后方一二百米跟进。日军一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圈，即遭到猛烈袭击。日军下车顽抗。激战约半小时后，日军自句容县城和汤山镇又派出援兵500余人，并有汽车、坦克、骑兵等，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四军逼近。新四军打扫战场遂迅速转移。

此次战斗持续约1小时，毙伤日军40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新四军无伤亡。地方武装伤、亡1人。

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也成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

新四军战士

抗战胜利6000余日伪军负隅顽抗拒不投降

1945年12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数月，高邮日军仍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12月19日至26日，华中野战军第七、八纵队，新四军华中军区，对拒不投降的日军坚决予以消灭。

当时，高邮位于华中解放区南线，地处京杭大运河东岸，南控扬州，北扼两淮，是苏中连接苏北的水陆交通要道。高邮城四周为湖泊河流所环抱。“高邮城城墙有10米高、墙厚有7米，工事非常坚固，而且鬼子长年占据在这里，对地形非常熟悉。”当时城内有日军2个大队约1100余人，加上伪军，总兵力约5000余人。他们仗着城坚炮利拒不投降，对前来劝降的我军人员残忍杀害，并把头颅扔出城墙！

15个团血战高邮城

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决定发起“高邮战役”。第7、第8纵队及地方武装共15个团进入指定地点。第8纵队攻击高邮城，第7纵队攻击高邮以南的邵伯，采取攻城与打援的战法，向高邮、邵伯之敌发动进攻。7点整，粟裕下达了攻击命令，参战部队在南北80里、东西40里的战场上，同时向高邮城外围据点展开了猛烈地攻击。到20日中午，高邮城外围据点除东门宝塔外，均被第8纵队扫除。在新四军的包围中，日伪军龟缩城里负隅顽抗，并不断加固城防工事。22日清晨，粟裕来到高邮城外东北角的村子，与八纵司令员陶勇一同视察了高邮城外地形，作了详细的作战部署。

夏光亚当年在攻击高邮城南门作战任务的68团中担任3营教导员。回忆起当年的战役，历历在目。当时八纵64团、72团负责攻打西门和北门之间，66团负责攻打东门，68团负责攻打南门。为了减少战争伤亡，部队还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用话筒喊话、用风筝散发传单以及用迫击炮打宣传单等方式进行攻心战，以瓦解负隅顽抗的日伪军。

12月25日晚，借助天黑云密，雾雨蒙蒙，粟裕司令员宣布立即向高邮城发起总攻。面对坚固的高邮城墙，为了减少我军伤亡，粟裕司令员布置战士们在东面开阔地筑起了“半月型”工事，架上轻重机枪，与城墙敌军形成平射。

攻城时战士们架着云梯向城上爬，但竹梯子非常细，一次只能几个人一起冲，上面的鬼子和伪军用钩镰枪推云梯，不少战士连人带梯跌落下来，攻城遇到了瓶颈。就在这时，“老虎团”三连一班挺身而出。他们将云梯架在城垛的凸出处，狙击手掩护，一旦有敌人用钩镰枪勾云梯，就能及时将对方击毙。后面的队员奋勇向前，一个个不停地向上冲，终于把城楼给占领了。

三连一班对整个攻坚战起了关键作用，战后袁金生也荣立特等功，被华中野战军授予“特等战斗英雄”称号。

1.5万人运送粮弹支前

时任高邮县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主任的李建烈士，为支持“高邮战役”联合苏中地方党政机关积极配合，专门成立了支前总后勤部，帮助部队安排生活，提供物资，运送弹药，组织担架救护队，还提供了日伪军兵力分布形势图和诸多工事暗堡实时情报等。“战前先后调集了1.5万民工，500只民船，帮助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等物资，还组织了3000名民兵配合作战。

有了多方的支援和精密的部署，战士们浴血奋战，仅用一天至26日凌晨1点，新四军控制全城。最终，日军司令部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放弃抵抗，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终于缴械投降。此战，新四军全歼日军高达1100余人、伪军40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80余门、枪6000多支。此役彻底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最后的日军据点，歼敌战绩居华中新四军抗日战争之最。

1940年5月14日，新四军挺进纵队刚返回江都大桥吴家桥地区，日伪军300多人分三路从仙女庙出发，向大桥地区猛扑。

日寇一支运输部队从嘶马向大桥进发。江都县抗日自卫总团1中队奉命进行袭击。谢有才中队长率领部队埋伏在嘶马和大桥之间的沙畦、三官殿一线。当敌军运输队进入伏击圈，战士们奋勇争先向敌人冲杀而去。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大部分日军被消灭。这次战斗共毙伤日伪军40余人，俘虏20余人，缴获各种重武器近百件，弹药近万发，军用物资能装60辆大车，极大支援根据地抗战，新四军此役大获全胜。同时2中队战士埋伏在大桥镇南郊，袭击了三江营来犯之敌，缴获日军3匹大洋马。这是抗战初期缴获敌资最多的一次战斗。

新四军军服主要品种有军帽、军衣、军裤、军大衣、标志符号等。军帽分单帽和棉帽。常见的单帽为直筒式帽墙，平面圆帽顶，带弧形帽檐和帽围，帽围前端成坡状，后端齐帽顶。帽围两端靠两粒小钮扣结合在一起，在帽墙前面正上方帽围结合的部分缀钉一枚“青天白日”图案的圆形金属帽徽（国民革命军陆军帽徽）。棉帽帽檐与单帽相似，帽围平时系于帽顶，冬季可以放下，下端可达脖颈，用一粒扣和搭绳系住，起到护脖、护耳的作用。

有一种说法，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事实上，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取消青天白日帽徽。皖南事变后，确实有新四军官兵出于义愤不戴国民党帽徽，但是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并没有明令取消帽徽。1946年6月，全面内战开始，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相继取消，并不再戴帽徽。但也不是一下子全部取消，直到1947年，还有“青天白日”帽徽的。

1937年10月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设计的新四军臂章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二字，此臂章用木刻当印版，着蓝色印在白布上，发给指战员佩戴。这就是最初的新四军臂章。1939年原来的印制臂章不够用，又设计新臂章，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N4A”：N是英文NEW（意为新）的开头字母，4（代表中文“四”字），A为英文军（Army）的开头字母（也是军的代号）。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度用”。1940年版画家马达又设计了新臂章，正中是一战士双手持枪拼杀，上方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左下方为“抗敌”二字，右上方标明“1940”。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的美术工作者庄五洲受命重新设计新四军臂章，借鉴1939年“N4A”臂章，并参考八路军臂章样式，“N4A”底衬白色椭圆，在上方左右两角各加了一个五星，中间标明“1941”，整个臂章为黑白两色，以纪念皖南事变中的死难烈士。不久，1941年的“N4A”臂章被简化为仅有“N4A”字样的蓝白色臂章。新四军也有中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与当时国民革命军臂章形制、图案一致。而且不仅在抗战初期，在抗战中后期都佩戴过。抗战胜利后不久，新四军英文缩写臂章不再使用，启用中文“新四军”字样的臂章，此臂章一直使用到1947年新四军番号撤销。

词：陈毅

曲：何士德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靳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挥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1939年春，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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