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湘军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湘军，指晚清时期湖南将领曾国藩所创建的由民间团练发展而成的以湖南军人为主体的部队；广义则指以其前、中、后各期军事统帅为核心形成的松散型军事政治性团体。

清朝在咸丰前的军队有两种：一种由旗人编成的叫做八旗，一种由汉人编成的称绿营。绿营建于清军入关后，兵力约六十四万，八旗兵约二十五万，八旗兵大半防卫北京，小半驻防要地。清八旗军自入关以后，即逐渐腐化。清朝自康熙以后，绿营成为维持清政府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至嘉庆初期，绿营体制亦是积弊已久，渐至腐朽：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造成部队的散漫；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绿营体制的诸多弊端导致白莲教起义时，不得不召募川、陕、楚三地“乡勇”助战。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命将调师到广州作战，“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呦纷扰”，到战时，“望见夷船，急发空炮教声，卷包面遁”，绿营的腐败更暴露出来。

清政府吏治败坏，各级官吏侵吞正项钱粮的现象也愈益加剧，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剥夺日益加重。道光、咸丰时期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激化。鸦片战争后近十年间的武装起事，几乎遍及十八省乃至伊犁等地，其中又相对集中于地域相连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清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公元1851年1月），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清朝派军队镇压。八旗和绿营军节节败退，起义军乘胜进军两湖，定都天京（今南京）。至清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春，以绿营组织成的驻在浦口的江北大营和驻在天京城东的江南大营以及未经征调留在本省的绿营都被起义军先后打垮，作为清朝权力主要军事力量的绿营历经数年战事已无力继续维护其统治。。

清初湖南没有设省，湖广总督兼辖湖南与湖北，到清中叶，湖南分省设巡抚，由湖广总督兼辖湖南。嘉庆年间，清政府鉴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团练政策奏效，故屡次下谕鼓励地主阶层兴办团练。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所波及地方原有的政治军事结构遭到破坏，清末衰败的政治运行机制亦难以提供有效的社会控制力。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下诏求言求贤，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进言“今日急务，首在用人”，又上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言咸丰帝缺点，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数日后才对其奏疏加以赞赏。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团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组织，逐渐取代保甲制度成为新的地方控制机构，遍及全国基层社会中。同时清廷授予了各省在籍官员以编练军队和筹饷的大权，从而使军事、行政、财政和人事权的中心由中央被转移到地方，地方自治意识逐渐开始形成。

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隆、嘉庆时期的鼎盛发展之后、渐露其繁琐与空疏的弊端。随着清政府统治的衰落和西方势力的东侵、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及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的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嘉庆、道光时期，出现如安化陶子霖、益阳汤海秋、善化贺耦耕、贺冠湖和邵阳魏默深以及善化唐镜海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术群体，从而导引出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的兴起。至晚清时期，又以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人师承前者。

湖南新宁县举人江忠源赴京参加会试，期间结识同年郭嵩焘及其好友曾国藩。清道光二十年（1845年），因科举未果，江忠源回乡和知县李博“在各村整饬团练以备剿捕”，举办团练得民团兵数千人，号楚勇。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瑶民雷再浩以青莲教名义在崀山起义，绿营军不敌。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击破叛军巢穴，擒杀雷再浩，被擢升为知县。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间，江忠源率楚勇首次出省南援广西，东征江西、安徽，镇压各地起义军，咸丰二年（1852年），江忠源累功官至四品知府。同年，理学先生罗泽南和弟子王鑫效仿江忠源，任用文人领兵、召募山农为勇丁在湘乡举办团练。1849年李沅发起义，就读于岳麓书院的新宁拔贡刘长佑、廪生刘坤一奉宝庆知府之命亦于新宁举办团练“乡兵不期而会者万计”。

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8月），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十一月（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进攻武昌。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奉到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来上谕，任命他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负责湖南团练事宜。曾国藩认为敛钱兴办团练会对地主阶级发生扰累，又认为绿营腐朽不可用，要对抗太平天国就必须有新武力，于是撇开团练不谈。他草拟奏疏，请求在家终制。后在其好友郭嵩焘劝说及胞弟曾国荃怂恿下，遂撕毁疏稿，与郭嵩焘从湘乡前往长沙。

曾国藩赴任后即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制定安定计划：以稽查省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勤于操练兵勇；以省城兵薄，守御无力，决定在省立一大“团练”，招募已受训练的乡民，严加训练，以便于剿外邑之“匪”及协助省会防卫。曾国藩又上书朝廷，论述绿营不可用，提出“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的主张与计划。曾国藩奏折上报前三日，左宗棠亦代湘抚张亮基提出“兵力不足，拟委明干官绅，募勇管带，省费备用”专折。

同时，郭嵩焘游说串联会商，依据清廷“加强团练诏旨下达机会，运用湘学“理势合一、理随势转”的宗旨，利用太平军西征，将威胁两湖的严重形势，以加强省垣防务为名，将查匪保境的团练，改变为“募兵增防”脱离乡土的团勇，再争取通过战阵锻炼，正式成军，代替绿营，先防乡守士，再视情况扩大编制，适时发展，成为地方军队出征。咸丰帝收到奏折，为“稳定两湖，抵御太平军回窜”，当即批准。当时在长沙的勇营，除江忠源所带之楚勇留省助防外，尚有张亮基于长沙省城解围后，札委湘乡罗泽南、王鑫招募湘勇千人所成立的三营。曾国藩与张亮基商调罗泽南、王鑫所募之湘勇三营到省会，同时召募兵将，意在创建新军。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曾国藩因在长沙练军受到其他官僚掣肘，遂移驻衡州建军。

曾国藩略仿明代平倭名将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戚家军兵制，并为其酌定营制、营规及种种章程。湘军营制编分为陆军营制、水师营制和马队营制。战斗序列和编制均以营为单位，步兵每营为五百人，骑兵每营为三百二十二人，马二百六十八匹，水师是每营为三百八十八人，战船三十艘。湘军组织设立捐局、营务处（主兵事）和粮台（主饷械）。此时，全军水陆师人数，自大帅以至官弁、勇丁、工匠、勤务、长夫、伙夫、水手、杂役，共计一万七千人。此营制在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前略有变革，之后成为定制。其编制异于绿营，规则周密，纪律严明，由此奠定湘军规制基础。湘军自出省作战后，便由地方招募与给养之乡勇，转变为由省政府正式招募、给养、编组及指挥之官勇，其地位等于官军。

陆师在长沙初建有陆军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移驻衡州后增编陆师，每营为五百人，共编有十五营。营官为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章、杨名声、曾国葆、杨虎臣、伍宏、赵焕联、江忠淑、李辅朝、罗泽南、李续宾等。全部勇丁共五千余人。另有王鑫一军，此时已脱离曾国藩系统，不在此列，但仍留省城归当时巡抚骆秉章调遣。

因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安庆、九江为重镇，向武昌进军，拥有军用船只万艘，完全控制着长江。咸丰三年（1853年），郭嵩焘随江忠源驻扎南昌章江门，清军多轮进攻都无功而返。之后，郭嵩焘撰写奏折，江忠源即将此奏折上奏朝廷。奏折的大意是请湖南、湖北、四川造船，广东造炮，编练长江水师。朝廷收到奏折后，批示允许各省编练水师。同年，曾国藩在移驻衡州后，随即着手建立水师。水师共有拖罟一，为大帅座驾船（相当于后来海军旗舰）；快蟹四十，为进攻用；长龙五十，为后备用；舢板五十，为搜索用。另购民船数十，改装成战船；又雇民船一百二十，装载辎重。各船皆分别配备炮械。全部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共四百七十号。水师共分十营，其五为正，其五为副。每营置营官一、帮办一。营官为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褚汝航兼充水师总统。全部水勇共五千人。

湘军营制之初无马队，到咸丰九年（1859年），因安徽蒙、毫起义的捻军部队马队多而且强，又在江西景德镇被太平天国马队打败，曾国藩始命李鸿章派人到安徽颖、毫一带招勇五百。初定马队营制二十则，四名为棚，六棚为一哨，十哨为一营，哨官十员，正勇一百四十名，营官一员率领。营官有帮办一员，字识一名，亲兵八名。先锋官五员，作为一棚。复设步队亲兵什长一名，步队亲兵十名，共为一棚，负责为营官差遣及出队时留守营盘的任务。又设公长夫四十名，搬运军械草料。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曾国藩在黄河、淮水流域对抗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领导的由蒙，毫起义部队改编成的太平天国新军，又将前制改定：即马军一营，设营官一人，统前后左右中五哨。前后左右四哨，各设正、副哨官各一人；中哨则以营官兼任正哨官，由营官亲自统领，另立副哨官二人。每哨辖五棚，每棚什长一人，马勇十人。全营伙夫三十一人。营官有马四匹，帮办、字识马各一匹。正副哨官马各两匹，什长马勇马备一匹。又配有蓝夹帐、白单帐和马棚帐等。所持武器除了弓箭外，还有长短兵器等。

曾国潘在衡州建军，将团练（团丁）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并将其独立于官军之外，效仿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以原来罗泽南的“湘乡练勇”千余人为基础，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扩编成湘军。

在兵将来源方面，强调要召身体强壮，易于驱使的偏僻地区的山乡居民为士兵。将领的标准要求“忠义血性”，主要为地主阶级文人，都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士兵将领以湘南人为主，以一乡一村同在一伍，每一营都是语言相近性情相通的同县人。召募士兵时，互相之间都要承保，打上手印，造成花名册；在编制方面，实行“兵为将有”制度，按戚继光的编制，五百名士兵为一营，营官上为统领，控制数营。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统领或营官如若更换，其军营就全部解散，由新统领营官重新招募，使各军、营之间互不相通，军队只服从直接统帅。其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兵部的世兵制。至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达六万人，几乎尽为湖南人。

在编制方面，设立长夫，绿营未设长夫，出征时需要征发大量民夫，导致强拉民夫的事件经常发生。曾国藩针对这一弊端，在湘军中设立了长夫。职责与民夫相同，区别在于民夫是临事征集的，而长夫是固定跟随军队的。不用征夫，湘军骚扰百姓的事件较之绿营少了很多。

在兵器编组方面，每哨八队，第一队、第五队抬枪；第三队、第七队小枪（即鸟枪），都是火器，为长兵；第一队、第四队、第六队、第八队刀矛，为短兵。营官亲兵分六队，第一队、第三队劈山炮，第五队小枪，都是火器，为长兵；第一队、第四队、第六队刀矛，为短兵。其编制都是火器(长兵)刀矛(短兵)各半，以刀矛配合火器作战，使火器可以攻坚致远，刀矛用来肉搏战，并以卫护火器队，充分发挥各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湘军此种编制，从绿营的失败吸取教训，特地采取戚继光的成法。

在待遇方面，实行高薪。清军绿营兵的饷银，分为战时和非战时两种。战时饷银很高，非战时的饷银很低，不足以养家，以致绿营兵大多有自己的副业，对军事训练采取敷衍的态度。对此，曾国藩深有感触。在建设湘军之初，他发给士兵们高薪，每名湘军士兵的月饷为三两多银子，足以养家，同时避免湘军士兵分心，战斗力有所保证。

在训练方面，曾国藩重视军事训练。其练兵重要特色是早起，要求湘军士兵必须日出前早起训练。曾国藩亦以身作则早起去各营视察训练情况，早起训练成了湘军保持朝气的重要手段。同时，湘军训练达到了日常“无刻不练”的程度。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是湘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在思想教育方面，曾国藩以理出发，强调军事训练及对军队进行“忠”“诚”教育，要求官兵忠君爱国、爱护百姓，认为“凡得忠诚者，可视死如归，无所顾忌”。曾国藩制定军礼，贯彻长幼尊卑，营官可称为“父老”，哨官称为“小兄弟”，士卒则被称为“子弟”，以协调内部关系，并禁止吸食鸦片、聚赌及侵犯妇，对保证湘军良好的精神面貌起到了巨大作用。湘军渐至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队。

在战术方面，曾国藩论兵，重明主客的策略，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与当时法、俄两国兵学家主张相同。故而湘军作战，以己为主时强调以逸待劳、以静制动，待敌方气衰力疲时出战，常收胜利；作客方时，则必须反客而为主，如攻城不可力取，必筑坚垒以自守，挖长壕以困敌，使敌不得不来攻，致其出城求战。李续宾打败石达开援军于武昌，便是用以主待客的战术。曾国荃夺取安庆、夺取天京，便是用反客为主的战术。

在战事工事方面，善于结硬寨。它最初的提倡者是罗泽南，后来经曾国藩大力推广，得到众多湘军将领的认可。湘军注重壕墙的建设，每行军到达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个任务就是建设壕墙。即便只是临时过一夜，也要建设壕墙。壕墙不仅是自卫的重要工具，也是镇压太平军的重要手段。湘军遇到防守严密难以立即攻克的城池，往往将其围住，然后四面建设壕墙，一面对付城内的太平军，一面对付城外的太平军援兵。九江、安庆、江宁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都是这样被湘军攻克的。

曾国藩始于衡阳建制湘军，分陆军和水师，骨干有塔齐布、罗泽南陆军与杨载福，彭主麟水师。在战争演进过程中，湘军部队逐渐扩充改组，形成五大主力，即王鑫，刘松山、刘锦棠老湘军、江忠源兄弟与刘长佑、刘坤一新宁楚军，鲍超霆军，曾国荃吉字营及左宗棠楚军。同时，根据战争发展需要，又渐次组成若干作战于特定战区的五支次主力：骆秉章、刘蓉援川陕军，田兴思，江忠义、席宝田援黔军，刘岳昭援滇军，杨岳斌及多隆阿援陕甘军等，此外，还有若于中途因军溃或意外原因裁撤的非主力军，如李元度平江勇的安越军改援黔军，萧启江与易佩坤、黄醇熙援川军，黄润昌援黔军，李孟群援皖军，陈士杰广武军等。湘军军制，有事招募，无事遣撤。转入反侵略战争阶段后，参战湘军如中日甲午战争刘坤一、吴大贗各部，中法战争中苏元春、王德榜、孙开华各部，八国联军中李秉衡部等。至各省防军则视督抚原隶军系、配置调遣将佐组成。如沈葆桢、刘坤一江西湘军，毛鸿宾、郭嵩焘广东湘军，湖南长期保有的留防军赵焕联等。唯水师军系为单独兵种，一直由湘军杨载福、彭玉麟等主持，后扩建为经制水师。

老湘军初名老湘营，是罗泽南和弟子王錱协助曾国藩建军所立三营之一。后王錱脱离了曾国藩的湘军系统，自号老湘军。《湘军记》云：“（咸丰七年）八月，王錱卒于乐安军，以张运兰、王开化分领其众。錱初以诸生从曾国藩，与罗泽南创立湘军。所部号‘老湘营’。”《曾国藩年谱》记载王錱死后，其老湘营“以张运兰、王开化分领之”。而老湘军番号正式记载则在《左宗棠年谱》，同治六年正月记：“刘忠壮公松山以皖南镇总兵率老湘军九千人入援陕西。”老湘军是湘军发展的主要枝干，先后参与湘军各重要战役，为湘军大小军系中军史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支部队。

江忠源部始建道光二十年（公元1845年），号楚勇，早于曾国藩衡阳建军。江忠源及其从弟江忠济、江忠濬、江忠义、江忠信、江忠珀相继率楚勇转战皖赣川黔数省，直至贵州平定，仍留防军屯沅西。

刘长佑楚军，自江忠源部派生，创建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随江中源阻击蓑衣渡，赴援长沙，之后此后受湘抚派遣，率军援赣援桂，独领一军，是湘军主力之—。湘军东征后、江忠义、刘长佑奉湘抚命留防湘南。咸丰七年初（公元1855年），又同时分道援赣，此后由刘坤一接统，戍守直隶、江南、两广，直至编入练军。中法之战中，刘坤一主战反和。中日战争后期，淮军初败于平壤，继败于辽宁，刘坤一被任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驻山海关，调集大量湘军开赴前敌。牛庄败后，和议签字，仍回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台湾爱国军民反抗日本侵占。八国联军时期，倡议东南互保，并反对中俄密约，其部防守东南各省近四十年。

湖北多隆阿部，由荆州防兵扩军，除马勇来自旗营外，步队均召募湘勇，所部亦号楚军。鲍超曾隶属其麾下，后又分出。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多隆阿部奉诏援陕。

咸丰三年冬（公元1853年），鲍超由营兵投奔杨载福部水师，多有战功，在金口之战中被提拔为哨官，隶属鄂抚胡林翼部，后又被提拔为营官，立霆字营。湖口之战失败后，水师改为陆师，霆字营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归为湖北湘军部下。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霆字营小池口之战击溃太平军。亿生寺之战鲍超领军三千人战太平军四万人，大胜，先后攻破太平军营垒二十九座。咸丰九年十一月（公元1859年），小池驿之战，与多隆阿争赴前敌，霆军攻克太湖、潜山，名震远近，所部不过三千人。次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曾受诏率军一万五千人进京护卫。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鲍超卒于夔州。晚清名将多出霆字营。

咸丰六年八月（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犯江西，曾国藩作战不利，其弟曾国荃与吉安知府黄冕招募兵勇三千人，与周凤山所部合计六千人，一起赴援江西对太平军作战，因始攻吉安，故称为“吉字营”。咸丰八年八月（公元1858年），曾国荃统率吉字营及湘南防军刘培元一千人、赵焕联一千五百人筑长围攻克吉安。次年，吉字营攻复景德镇、安庆。同治元年二月（公元1862年），曾国荃与胞弟曾贞幹兵分两路，曾国荃率吉字营主力、曾贞幹率坤字营等部，自长江南北岸夹江东下，进攻天京。太平军李秀成率大军自苏州西上，取道宜兴溧阳，支援天京。双方陷入持久战，期间曾贞幹战死。同治三年正月（公元1864年），吉字营率先攻入金陵城。同治八年初（公元1869年），曾国荃任两广总督，督水陆边防。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本营各部为江南防区湘军主力。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左宗棠奉诏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五千人，得宿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编立四营，即左系湘军，曾号“楚军”。后又复收王錱旧部，由王开化总全军营务，刘典、杨昌濬为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遂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平叛。次年3月，左宗棠率军三路进疆，湘军首克乌鲁木齐，收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之后南下直驱阿古柏的本部，仅半年时间平复北疆大部。光绪三年(1877年)，清军进军南疆，经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次激战，阿古柏败逃，在库尔勒服毒自杀。次年又光复和田，至此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疆领土。之后移营哈密，准备武力收复沙俄侵占的伊犁，因清政府将左宗棠调离新疆而未能如愿。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时距占领天京还不足一月，清政府统治者出于“满汉大防”的统治利益，对以曾国藩兄弟为首的湘军军事政治集团进行严格钳制。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决计“ 创立淮勇新军” 以“ 济湘军之穷” 。他以湘军暮气已深、节省饷需为由上奏请求裁撤，“诸将盛暑靡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又陈述裁军理由，并称已与曾国荃商量，“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守金陵、芜湖、金柱关各要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进剿广德等处。”即留出防戍之兵与游击之师，其余被遣撤兵勇，由曾国荃亲率，“部勒南归，求所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曾国荃也决定趁此回籍，调理病躯。十二月，曾国藩奏称: “自( 同治) 元年克复沿江十余县城，筹金陵之围师， 增南北之游兵，置各城之戍卒，陆续添至十万人。”即曾国藩部湘军当时至少有十万之众。

同治三年( 公元1864 年)）七月至十二月，裁军三万；同治四年( 1865年)）正月至闰五月，又裁军三万多，总计六万有余；同治四年( 公元1865年）七月，又裁军一万多，至十二月总共已裁去十之七八。同治五年( 公元1866年)），基本裁尽，仅剩刘松山一军，其后赴甘肃随同左宗棠作战，刘松山战死后该军由其侄刘锦棠接统。曾国藩裁撤湘军陆师十万有余，对于勇丁，除哗变闹饷者外，曾国藩皆满发欠饷，以保障其生计。裁撤将领则采取考试得缺和借补实缺、以大衔借补小缺的方式安置。

曾国藩下令遣撤湘军陆师，除水师经吏部等议准改为长江经制水师，担任巡防长江外，陆师各部相继裁撤，湘军解散，淮军代兴。李鸿章以安徽当地士绅所办地方团练武装为基础,，加上在淮南招募的淮勇组建成六千五百人的淮军。 淮军的建制脱胎于湘军,，其营制、饷章和筹建方法均是以湘军为样板,，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筹办新式海军,，建成北洋水师。其后左宗棠平定新疆，镇压贵州苗军，以及抗击外侵战争都用湘军，但己不是清政府主要军队。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公元1903年），清政府设立中央练兵处，裁汰勇营，由练军组建新式陆军，湘军渐次消亡，军史延续五十年。

晚清时期，自1840年至1911年期间，湘军参与国内外重大战争七次。国内重大战争三次。包括：太平天国革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公元1850年）爆发于广西桂平金田村，同治四年十二月（公元1865年），湘军围歼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黄沙嶂，历时十五年；捻军起义，爆发于咸丰五年七月（公元1855年）安徽雉河集，东捻起义平于同治六年十月（公元1867年），湘准军追歼赖文光于扬州。西捻起义平于同治七年六月（公元1868年），湘准军追歼张总愚于茌平，历时十三年；陕甘回乱，爆发于同治元年初（公元1862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攻破金积堡，同治十二年九月（公元1873年）湘军收复肃州，关陇平定，历时十一年。

重大反侵略战争四次。包括：抗击阿古柏入侵，始于光绪元年六月（公元1875年），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光绪四年一月（公元1878年）攻克新疆南路西四城，新疆光复，历时四年。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收复伊犁，新疆建省，刘锦棠首任巡抚；中法战争，始于光绪九年七月（公元1883年），法越订立新约后，法军侵逼桂边，终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5年）一月，湘、淮、粤联军大捷谅山，中法议和；甲午中日战争，始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本侵略军袭击朝鲜牙山中国驻军，淮军与北洋海军战败，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同年十二月，湘军血战牛庄、田庄台战败，马关议和签约，割让台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于光绪于六年五月（公元1900年），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不久攻陷北京，签订《北京条约》。

咸丰二年四月（公元1852年5月）太平军破全州，原拟从湘、桂边境水陆直下衡阳，占领长沙。江忠源率楚军抢先在蓑衣渡伐木切断湘江上游航道，伏兵西岸，击杀太平军南王冯云山，迫使太平军改道湘南，行程迟滞近三个月，对太平军早期战局进程影响颇大。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安徽郡县大半被太平军攻占。清廷授江忠源安徽巡抚，率楚军赴皖。十一月，江忠源率兵卒数百人奔入庐州扼守。太平军胡以晃率精锐数万人围城，援军被阻于围城之外，江忠源重伤投河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公元1854年2月），曾国藩率湘军东征，发布《讨粤匪檄》。军驻长沙，亲自率水师五营，陆勇八百人，前往靖港堵截太平军，因水师失利羞愤投水自杀，被救后退回长沙。咸丰四年七月（公元1854年），湘军东征占领岳州，进占金口，通近武汉。罗泽南率湘军千人先行，进扎羊楼司，贵州道员胡林翼带黔勇六百助攻，次月底攻克武汉，移师黄州，水路两军两路逼近田家镇、半壁山要塞。十一月，攻克田家镇，湘军追击至九江，鄂境太平军暂时撤离。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后，罗泽南军成为湘军东征主力，援皖御赣，规模迅速扩大，增至一百五十营七万五千人左右。王鑫所部在东征后留防湘南，剩有六营三千人。其治兵有术，著有《练勇刍言》《阵法新编》等兵书多种。咸丰七年（公元1855年），王鑫卒于乐安。

咸丰七年十二月（公元1857年），张运当、王开化继王鑫任统领，同年率军攻克建昌。次年攻克乐安、宜黄、南丰、建昌。咸丰八年八月（公元1858年），浙江太平军由福建邵武出泸溪，攻陷金豁、安仁，收复安仁。十月，进军邵武，次月，与吴国佐军合攻景德镇失利。咸丰九年三月（公元1859年），再续政景德镇。五月，曾国藩率朱品隆等五千八百人协助进攻景德镇，于浮梁南败太平军。六月，收复景德镇。石达开围宝庆，全军回援，继续防守湘南。

道光十年四月（公元1860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调老湘营赴祁门大营，左宗堂组军援浙。湘军遂一分为二，张运兰率三千人赴祁门划属曾国藩部，王开琳领一千四百人划属左宗棠军，王开化总领左系营务。次年，王开化病逝，王开琳继任。同治三年四月（公元1864年），张运兰率军赴福建臬司任，至闽境防守。王开琳军会张福齐军进击屯溪。五月，又合王德榜军攻陷铅山湖坊，六月，攻克江宁。九月，张运兰战死于武平，刘松山继任，与吉字营张诗日组成随曾国藩的两支湘军主力。

同治四年四月（公元1865年），清军平捻统帅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追击捻军至山东曹州，孤军深入，于五月十七日进入捻军在菏泽高楼寨设置的包围圈，全军覆没。曾国藩奉诏任饮差大臣，弛赴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率刘松山北上平定捻军，左宗棠升授闽浙总督由浙入闽，王开琳与蒋益澧果军、黄少春楚军，成为左系湘军骨干。湘军自此分隶曾、左两人统帅。同治五年正月（公元1866年），曾国藩派刘松山总统原张运兰部，共十七营八千五百人，由皖南防地赶赴徐州大营参加攻捻，当时除刘松山、张诗日两支湘军外，其余攻捻部队均为准军。刘松山率部先后于北线战场山东、河北、陕西、陕西等地灭歼捻军，总结平捻战术要旨为“整队伍，迅行走”，发挥王鑫阵法精髓，部队野战结方阵横行，防捻军马队冲击并可变方阵为大鹏阵，对捻军进行反包围。

同治三年八月（公元1864年），王开琳率南线湘军援浙，历经战事。同治四年一月（公元1865年），王开琳领兵至上杭，破太平军于茶树下。三月，屡败太平军于永定。江西又派遣新湘九营助战王开琳军。五月中，太平军自武平入广东饶平，王开琳又赴江西防边，移兵至篁乡鹅公墟，防守长宁、安元。八月中下旬，进击瑶田、尤南、屡获大捷。同治五年正月（公元1866年），湘军会同各军围歼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黄沙嶂。

同治七年六月（公元1868年），捻军起义失败。七月，左宗棠奉诏统原部回剿“陕甘回乱”。刘松山部全军拔营，由山西渡河入陕。十二月，刘松山全军自永宁渡河至绥德，派易德麟、章合才与成定康等先绕西路攻取大理川，而自率各军攻取小理川，大捷。成定康回守绥德，分军两路追杀，由怀远南折至安定，又西绕至靖边，回民起义军溃败，退守镇靖堡。湘军沿途生擒五千多人，随即进攻镇靖堡。董福样之父率众归诚，董福祥、李双良率部逾十万人归降，随军西征。同治九年正月，湘军强攻马五寨，破其外卡，刘松山督攻中炮阵亡，全军由刘锦棠接统。同治十一年六月（公元1872年），刘锦棠率领新增募的龙锡庆、熊隆名马步四营一千一百名湘军至甘肃，大多数为王开化旧部，营哨官则多为援赣防边时旧战友，故战力更增，刘锦棠率全军七千人继续西进。次年，湘军自西宁攻破向阳堡、大通，起义军领袖白彦虎逃走。九月，湘军攻破肃州，回乱起义平定。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新疆地区爆发反清起义。中亚地区浩罕汗国的阿古柏趁机入侵新疆，并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哲德沙尔国”政权。光绪元年八月（公元1875年），清朝决心收复新疆，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任命刘锦棠为前敌指挥，总理行营事务。刘锦棠协助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攻”“先北后南”的作战方略，率全军及西征各部共一百四十一营从征。光绪三年正月（公元1875年），全军自凉州进肃州。六月，大军途经济木萨、阜康，夜袭黄田，追击敌军至古牧地，随即长驱直取乌鲁木齐，收复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九月，谭拔萃、罗长福率六千人协助攻克玛纳斯南城。八月，湘军多路进抵达曲惠。九月，大军抵喀喇沙尔，攻克库车；之后湘军突袭拜城，追至察尔克台，占领阿克苏城，叛军首领之一白彦虎逃走，南疆东四城平定。十一月，大军三路围攻收复喀城，新疆平定。光绪四年，新疆设省，湘军继续清剿叛变集团，扑灭境外入侵者多起，刘锦棠全军驻守新疆，任首任巡抚，督办新疆军务。

光绪七年（公元1879年），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湘军王鑫之子王诗正率亲兵护从。光绪十年（公元1882年），左宗棠督办福州军务抗法。次年正月，王诗正率军赴台南进屯五堵，攻夺月眉山，期间提督胡少亭、罗国旺阵亡。湘军屡挫法寇，停战后驻于两江，所部称新湘营，防守徐州，由李光久接统。甲午战争爆发后，湘军又出榆关战于牛庄，重创日寇，战后，仍回两江防地。

光绪十六年（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于鲁冀，以反帝爱国为宗旨，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反清灭洋”，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书记生。八国联军舰队汇于大沽口外。原直隶天津总兵湘军老将罗荣光留守大沽，护卫海防。他召集部属誓师死守，自守南岸主炮台，副将韩照琦守海字台，卞长胜守南滩台，北岸两台由封得胜指挥，密约海军统领叶祖德备急需艇待命配合进攻。罗荣光部与侵华联军展开炮击，战至弹尽援绝，韩照琦重伤，罗荣光饮弹自杀于炮台，大沽失陷，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进逼北京。长江巡阅大臣李秉衡奉命勤王，率所部至京师，奉命帮办武卫军，迎战联军于黄村，所部均由新编成的武卫先锋左右军抽调北上湘军老将张春发、夏辛酉部，因仓促成军，在联军巨炮轰击下溃散，张春发向京郊退却，李乘衡自杀。联军进逼北京外城，后攻陷北京。

曾国藩（1811—1872），子伯涵，号涤生，湘乡县人，就读岳麓书院，师承倭仁、唐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进士，授翰林，先后任兵、吏各部侍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奉诏帮办湖南团练，在衡州创建湘军。次年率军东征，为清政府收复失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次年攻占安庆，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回任两江总督，病逝南京。

曾国藩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谥文忠，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中进士，旋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充江南副主考，历任贵州安顺、镇远、黎平知府、贵东道。太平军入湘破鄂，奉调带练勇六百人赴鄂剿办崇通义军，屡著战功。又赴安化平定农民起义，收复常德，升任四川按察使，留湖南军营办理防剿事务，后随曾国藩东征。自此胡林翼成为湘军前期骨干，由分统、统领、战区主帅，成为湘军前期两统帅之一。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另字朴存，湘阴县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受业于山长贺熙龄，中举人。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入湘抚张亮基为幕。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入湘抚骆秉章幕，策划战守，筹兵集饷，支援东征。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力保，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江南军务。之后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同治回民起事、收复新疆并推动新疆置省，其间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在福州病逝。

刘坤一（1831-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道光、咸丰之际，随族叔刘长佑在新宁县镇压李沅发农民起义。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加入湘军镇压太平军。刘坤一作战勇敢，又受到刘长佑的提携，从知县累升知州、知府、道员。因追击石达开部有功，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被提升为广西巡抚。后奉命剿灭广西陈开、李文茂起义。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调任江西巡抚，消灭太平天国余部汪海洋部，赏头品顶戴。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任两江总督。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任钦差大臣，负责对日作战外。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病逝于两江任。

湘军集团，是以湘军前、中、后各期军事统帅为核心形成的松散型军事政治性团体。集团成员以湘籍军政要员为骨干，还包括若干与湘军军事政治集团成员政见相同、关系密切的非湘籍军政要员与商、学、外交各界知名人物。湘军军事政治集团开始形成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终结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十一月清政府设立中央训练处，裁汰勇营，历时五十年。湘军建军时的水陆军营官及营务处幕僚，是曾国藩通过考察和选拔的首批骨干，在湘军前期提拔到湘军统领、分统与司、道、州、府一级岗位；江宁攻克前后，又大多保升到湘军战区主帅、统领与地方藩、臬、道、府一级岗位。湘军中后期，则随着战争进程与政局变化，集团实力持续扩大。同治初至光绪中叶，湘军多人出任督抚，从湘军中产生的总督、巡抚先后达二十七人（其中总督十四人，巡抚十三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最盛时，湘军有总督六人、巡抚七人。其中：两江总督，曾国藩连任八年，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蝉联十五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连任十二年，云贵总督刘岳昭与刘长佑（除同治十三年岑毓英任一年多外）蝉联达十三年。巡抚连任期稍短，但湘军也在若干省区长期任职，如刘坤一曾任江西巡抚十年，刘锦棠、魏光焘连任新疆巡抚八年，杨昌濬任福建巡抚十年等。湘军军事政治集团依托长期任职的督、抚辖区，掌握地方兵权、财权与人事黜陟权，湘军集团的活动以军事活动为主体，延伸至朝政吏治、外交洋务、财政金融、工农实业、交通运输及文化教育诸领域。

同治三年末、四年初，全国总督员缺共十人，湘军统帅任总督者八人，有曾国藩（两江）、左宗棠（闽浙）；战区主帅任总督者有刘长佑（直隶）、杨岳斌（陕甘）；兵种主帅任兵部侍郎升尚书者有彭玉麟；湘军幕僚出身的非湘籍任总督者，有毛鸿宾（两广）；非湘军出身的湘籍总督，有劳崇光（云贵）、郑敦谨（河道）；与湘军关系极为密切的非湘籍总督，有骆秉章（四川）。湘军战区主帅任巡抚者，有曾国荃（浙江）、唐训方（安徽）、刘坤一（江西）、江忠源（安徽）、李续宜（湖北）、江忠义（贵州）、田兴恕（贵州）；幕僚出身任巡抚者，有刘蓉（陕西）、郭嵩焘（广东）；幕僚出身的非湘籍任巡抚者，有沈葆桢（江西）、阎敬铭（山东）、李鸿章（江苏）、马新贻（浙江）；湘军战区主帅非湘籍任巡抚者，有李孟群（安徽）；与湘军关系密切非湘籍任巡抚者，有恽世临（湖南）、张亮基（贵州）。当时全国巡抚共十五缺，除已阵亡的江忠源、李孟群，病逝的胡林翼、李续宜，已免职的江忠义、田兴恕六人外，实任十一人。湘军前期战区已逐步扩展至苏、浙、闽、皖、湘、鄂、赣、粤、川、黔、滇、陕、豫、直、鲁等16省区。平定捻军后，又增扩至山西，共17省区。

平定回民起义时期，湘军的战区扩至甘、宁、青，新疆反侵略战争后，又增新疆及台湾，故至湘军中期战区已达二十二省区。除前所述文武职官外，湘军集团军政骨干继续升补者有：湘军战区主帅或统领、幕僚升任总督者，有曾国荃（两江）、刘坤一（两江）、刘岳昭（云贵）；湘军统领或幕僚升至巡抚者，有刘锦棠（新疆）、刘典（陕西）、蒋益澧（广东）。湘军统领、分统、幕僚升授藩臬者，有十五人。湘军实缺提督，有二十四人；湘军实缺总兵，有五十四人。

湘军后期主要参加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三次反侵略战争，防区则以江南、闽浙、湖南为主，并长期占有西北五省、西南三省，而粤、桂、苏、鄂、豫、台诸省视战况及督抚调整而变，一般固定防区达十五行省及长江全流域。湘军统领升授总督者，有魏光焘（两江）、杨昌濬（闽浙）；湘军幕僚升授总督者，有李兴锐（两江）、谭钟麟（两广）；湘军统领升授巡抚者，有陈士杰（浙江）、周开锡（署福建）；湘军幕僚升授巡抚者，有谭继洵（湖北）、游智开（署广东）、王之春（安徽）；湘军统领、分统或幕僚升授藩臬者，有十六人；湘军统领、分统或幕僚升授道员者三十九人；湘军实授提督者，有十二人（连前共达三十九人）；湘军实授总兵者，有四十一人（连前共有九十五人）。防区逾十八行省，军功保举参、游以上逾六千人，其中提、镇即达一千五百人。同治三年至光绪十六年以前，全国各省区督、抚、藩、臬、道、府及实缺提、镇，大多分布湘军文武官员。

湘军创建前期，即成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又协同淮军平定了捻军起义。湘军成军中期作为军事主体，与皖、蜀、豫、旗军平定了西北回民起义；打通滇黔通道，协同滇军平定了云南回民起义，滇军收复迤西；独立平定了贵州苗民起义与广西起义，又协同川军平定了川陕甘起义；又作为军事主体，与皖、蜀、豫、旗军平定了新疆叛乱，消灭了阿古柏叛国集团，收复了沙俄侵占的伊犁。湘军成军后期，协同淮军、粤军抵抗了法国对广西边境与台海的侵略；作为主体，协同淮、豫、旗各军抵抗了日本对辽沈的侵略；协同淮、甘、皖、豫各军抵抗了八国联军对京津的侵略。

湘军在新疆反侵略战争结束后，首先在新疆边境部署屯垦戍边，取得一定成效。垦区实行兵垦与民垦相结合办法，约两年后，兵屯开始由边疆向内陆渐次扩展。又约三年后，兵垦向邻近新疆的西北宁夏、青海、甘肃及陕北发展。至清末止，新疆兵民屯垦已具一定规模。民国成立，新疆政局不稳，兵垦停止，故经营西北停顿三十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延续屯垦戍边，湘军屯垦成为现代新疆农业乃至西北经济发展的基础。

湘军驻军在非战争时期，多协助地方进行水利建设或城市建设。湘军新疆各地驻军均作战后修复城池，水利、道路、房舍。光绪七年，左宗棠由西北回京所带湘军王德榜、王诗正两部均参加京郊永定河治理。同治三年冬至四年春夏，湘军留南京卫成部队刘连捷、朱洪章等部修复贡院，疏通秦淮河等。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造内河轮船。以后又在上海设制造总局。左宗棠也在福州设造船厂试造军舰。西北用兵时，又在兰州设制造厂试造西洋大炮，此后又设兰州制呢总厂。这几家中国早期由湘军创设的军工生产厂，为湘军提供军械，其试造轮船与军舰为建设海军打下基础。呢绒则为西北湘军提供服装，又供民用。

湘军在军事时期自行筹饷，创设厘金，解决了湘军军饷大部分军需。咸丰初年，由于连年战争，大规模调兵遣将，导致财政拮据。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的幕僚钱江向雷以建议开征新的商业税。雷以采纳了钱江之策，开征“厘捐”。咸丰三年（1853）夏，雷以首先在里下河设局向扬州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劝厘助饷，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半年之间，收钱达二万串，初步收到了“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之效，对“军需实有裨益”，一定程度上解决清政府的军饷开支。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4月），雷以奏请在江苏全省推广厘捐。咸丰帝下诏允准。这样，厘金制度逐渐在全国推广，成为晚清重要饷源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战争结束后，厘金延续数十年，逐步纳人正规税制。湘军军事时期所办引岸销盐征税制度，恢复了战前盐岸引税制度。西北战事时期，湖南组织商人用茶叶、粮食供应西北，输出了土产与粮食，供应军需，扩大物资交流，促进了战后西北与湖南经济发展。

战时，湘军将帅出任地方督、抚、司、道、提、镇者逐年增多。战后，逐渐形成松散的湘军军事政治集团，把持所在地方政权的人、财、物与兵权。由于其经世强国政治取向的基本趋同，对晚清朝廷大政决策，发挥了直接影响。八国联军时期，以刘坤一为首，联络湘籍的皖抚王之春、赣抚李兴锐、等，与鄂督张之洞同倡“东南互保”。光绪二十七年，慈禧意图废立光绪，刘坤一与湘籍督抚魏光焘、李兴锐等均在咨询意见中坚持反对废立，慈禧与庆王、荣禄等不得不尊重湘军领袖人物意见，停止废立。

李鸿章与慈禧、庆王、荣禄等人在外交事务方面多屈从外国利益，又欲与沙俄签订密约。湘军集团督、抚坚持反对中俄密约，与鄂督张之洞形成外交反俄后盾政治使李鸿章不敢签约，此前在《伊犁条约》谈判过程中，曾纪泽也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依靠刘坤一等人的政治声援，修订崇厚所签原约，收回伊犁。

湘军幕府人才众多，战时参谋军政，战后培育人才，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其中还有数学家、科技专家，对洋务运动、实业发展均有所建树。同治四年，曾国藩兄弟支持湘籍著名文史学者邓显鹤整理刊刻《船山遗书》三百二十卷，并作序评价船山学术、道德，阐扬船山学风，使湘学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得以发扬。湘军领袖人物重视料技教育，江南制造局设立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局设立求是堂艺局，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基本理论知识，培养科技实业人才。

曾国藩本人既是理学家，又是明清散文家，提倡兴学育才。同治初年，湘军将帅掌握大部省份政权，湘军集团成为全国重要文化与学术中心。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派幼童出国留学，之后来其多为清末民初科技家、教育家和政治家。

后世学者对于湘军及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主要人物在近代历史中的作用和影响褒贬不一。晚清学者王闿运所撰《湘军志》中记述了湘军存在军纪败坏，给百姓留下“官兵不如寇”的印象，又载述在攻破天京战事后，纵兵劫掠财宝的行为。当代史学家罗尔纲在其著《湘军兵志》一书中，从阶级革命的角度进行了批判，认为“由地主阶级编练的湘军，替代了绿营作为对抗革命维护反动统治的新工具”。学者龙盛运在《湘军史稿》中认为“收复新疆，对于维护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对于祖国领土完整的确保，有着昭如日月的重大意义。这是西征将士，特别是其中湘军的功劳”，肯定了湘军的积极作用。学者王盾在《湘军史》一书中认为：“湘军的性质，从新疆反侵略战争准备时段开始，就已由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武装，向维护民族大团结与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非经制国家军队嬗变。”

曾国藩奉命编练民团，湘军这一新式军队的出现，在当时顺应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现实需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家治军体制，也孕育了私人化军队分割国家权力的潜在因素。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较早地明确提出晚清军队私人化问题：“在太平天国以前，中国并没有私人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了北洋军，以致流毒于民国。”湘军研究学者朱东安在《曾国藩传》一书中专列一节“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指出曾国藩以募勇替代世兵，“使湘军内部结成死党，对外呈半独立状态，由官勇变成家兵”。现代学者朱耀斌在《曾国藩与湘军——一个军阀制度分析的视角》等论文中认为，湘军内部的封建宗法关系和私属性一旦与地方的财政、政权相结合，便“容易滋长成为独立于中央政治权威体系之外的体制外分散力量，从根本上否定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系”，这种兵制“不但对于淮军、练军提供了制度模式，而且为后来的军阀割据与军阀混战埋下了祸根”。这一观点代表了学界多数学者的看法，即把湘军看作近代军阀的滥觞。

同时学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反对把湘军定位为近代军阀组织。学者曹建英对湘军进行考察后认为“湘军不具备近代军阀的特征，也没有成为近代军阀的可能性”, “如同历史上的 ‘岳家军’、‘戚家军’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军事指挥上的技术问题而已”，认为湘军依然属于传统私家军队的范畴，仅具有战术技术上的革新，而不具有军事制度史上的革命意义。学者李新也认为，“曾、李等人用封建主义的宗法观念控制湘淮军，具有某种程度的军阀性，但不完全具备军阀的形态。即辛亥革命以前的袁世凯也不完全具备军阀的形态。”即湘军是不完全的近代军阀组织，尚不具有军事制度史上的革命意义。台湾省学者王尔敏先生认为，淮军官兵之私人关系甚为密切，故就其内部组织而言可称“私军”，然而就整个军事系统而言，淮军的调度虽不经由兵部，其饷源也是李鸿章等自行筹措，但它们总需要谕旨批准和授权，督抚也尽忠于朝廷，绝不是割据之人，所以绝不能将淮军视为“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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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起义（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或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达州直隶州以王三槐与徐天德为首、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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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勇，即乡兵，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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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办是清朝官署或办事机构之职官。一般为总办之副职，即帮助办理各项事务之意。其品秩视机构而异。如帮总办、帮提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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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革命是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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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起义是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活动于皖、鲁、豫一带。所谓“捻”，即农村迎神赛会时要搓捻子燃油，因此得名。捻军的斗争自1853年开始，前后达十六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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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爆发的陕甘回民叛乱又称“同治陕甘回变、同治回乱、陕甘回变、陕甘回乱、回回乱”等（英文：Shan Gan Muslim Rebellion），是1862至1873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两省的回民暴动、叛乱。清朝政府将这场大灾难命名为“陕甘回乱”。

[g]

阿古柏事件是19世纪7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的事件，1865年春，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南疆，先后攻占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今莎车）、库车等地。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政权，自立为汗。1870年攻占乌鲁木齐，旋据于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部分地区。

[h]

中法战争又作清法战争（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是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i]

甲午中日战争，是指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朝鲜半岛称“清日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

[j]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1900年5月28日（清光绪二十六年）以英、俄、日、法、意、美、德、奥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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