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春秋时期那个动荡不安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情况，孔子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学说。儒家思想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而无悔，就是在用自己所掌握的学问、知识和能力积极主动地去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以此为己任的最直观的表现。

仁

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也有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过程。汉代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实际上是对如何解释儒学的讨论。到了宋代，又有理学。在元明时期，理学又有新的发展和新的表述。一代一代的儒家学者都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创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的内容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和思辨能力的提高。正是因为不断地讨论、争辩，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才使得儒家思想生生不息，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思想才得以延续发展，发扬光大。

春秋后期，周朝政治社会制度崩坏，贵族纷纷违反礼乐秩序，封建礼制分崩离析，周天子地位低落，无力挽救。

孔子是礼学专家，与弟子都曾主持仪式，对当时已败坏的礼乐极为不满，决心从内部改造礼乐传统，为旧有礼乐注入活力，重新树立其意义，恢复秩序，提倡“君子儒”，从礼乐专家转型为知识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儒”成为学者的同义词。

易经

儒家思想，或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末期崇奉孔子学说学派。最初，儒学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术派别。西汉以后，董仲舒援引儒学思想提出了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的学说，使儒家逐渐成为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儒家学派崇尚“仁、义、礼 、智、信”，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中庸

儒学文化，一直奉《易经》为经典。而《易》又分《连山》(即夏易)，《归藏》(即商易)，《周易》三易。孔子生活的年代，《周易》已问世五百余年，所以孔子对《周易》做了极为精细的研读，并为之作《易传》十篇，故《易经》属儒学“六经”之一。

孝廉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孔子在杂役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求学求教。他依据周、鲁宋、杞等国文献，经过多年研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以此作为教材(后称“六经”)，三十岁后自己办学。教书育人，实行“有教无类”(不分贵贱，同等接受教育)，“因材施教”(分别以人的接受力施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他教育人的志向和宗旨纲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所教学生三千，成贤者七十有二。学生们把他的言论记录成书，是为《论语》。孔子创立的学派，史称儒家学派，为世代儒士所推崇。51岁时，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寇，因与掌权者政见不合而去职。54岁时带着众多弟子周游列国，14年中到过许多国家，沿途宣讲自己的政治见解，但他所宣传的理论得不到各国国君的重视。在先秦时期，儒家虽然得到了发展，以宗法制度为基础所提出的五常伦理及仁义礼智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已经广泛地获得社会认同，儒学成为显学，但儒家却始终只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支，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用。

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孟轲 (即孟子)也有着类似的遭遇，他游说诸侯，遍历齐、魏、宋、鲁、滕诸国，奔波了35年而始终实现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归隐故乡，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同他的弟子著书。孟子要求人们通过修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继承孔子关于仁政的学说。最后与他自己的门人万章等一起著书《孟子》七篇，以宣扬孔子思想，儒家思想文化体系得以形成。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儒学坚持用仁义礼乐去治理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但是儒学对封建治世来说，却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儒学经过董仲舒的一番改造之后，被汉武帝确定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从此以后，历朝政府均大力扶持儒教以维护自己的统治扶持的措施之一是兴办学校，整理典籍，设立博士。如汉武帝在长安设太学，在郡国也设郡国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系统，传播儒家经典此后历代政府都利用学校作为宣传儒家思想的阵地。自秦始皇焚书、项羽烧秦宫室后，儒家经典荡然无存，到汉惠帝始除秦挟书律(藏书禁令)，文景时期献书之路渐开，武帝设置写书官，国家收藏图书，儒家经典渐趋完备。以后历代政府都很重视儒家经典的搜集整理。唐太宗时，诏颜师古考定五经，又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全国士民都以官定经义和注释为标准，使经学达到高度的统一。

西汉文景时，开始设博士(即经师)，传授儒家经典。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 年)又设置五经博士、东汉初期置十四博士。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成帝时三千人，东汉顺帝时达三万人。扶持的措施之二是政府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录用人才，以禄利相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学儒学呢?《汉书·儒林传赞》说得很明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孝廉就是实践儒家思想的佼佼者，政府就征用他们去做官。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汉朝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唐代政权基本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融入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将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做基础，以阴阳五行做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

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庄子》《老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王弼、何晏和竹林七贤。

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封建纲常和天命论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教思想和佛教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是宋朝理学承范仲淹，开张载两宋理学的过渡人物。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颐、程颢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第一性是“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第二性是“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明朝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压下另觅出路，转向扩大民间社会的空间。有志济世的儒生，许多放弃“得君行道”的方法，转而采用“移风易俗”的路线，避开政治，说教对象不是朝廷而是社会，转向民间开拓新空间，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紧随朱子学，又格外重视修心养性；吴与弼和陈献章都有功于儒学，指出学习不单为科举考试，而是为明心见性，为王阳明学说奠基。王阳明是朱熹以后影响最大的儒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批评朱子后学过分着重文字细节。他主张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体”，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怀天地的人，不忘恻隐之心。王阳明主张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还给每一个人，有抵抗专制的意义，阳明学末流亦倾向不谈政治。王阳明后学著名的有王畿、李贽，其道德乐观主义在明末则受到刘宗周等儒者的批评。

明中叶的王阳明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存疑，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

清代中国的儒家化达到顶点。清朝把儒学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把诠释儒学最后真义视作帝王特权，通过文字狱消磨儒生精力。

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王夫之，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清末民初，中国一再失败，知识分子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已经崩坏，儒家也受到猛烈抨击，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应为专制落后、贫穷疾病，以至裹小脚等各种弊病负责。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建制迅速崩溃，儒学失去具体的托身之所，捍卫儒家思想的人，结果也是摧毁了儒家思想。袁世凯把儒家封为“国教”，使他登极的野心合法化，严重打击儒家声誉；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也提倡儒家，进一步挫伤中国人对儒家的认同，儒家文化象征受滥用，使知识分子对儒家更为绝望。儒家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反传统的主要对象，被视为民主和科学的敌人。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科举，儒家经典越来越没有人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仍采用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运动以后，教育界主流视读经为大忌，教育内容中，儒家思想所占比重越来越轻，以至完全消失。一般人平时接触不到儒家，耳濡目染的也多是批评，儒家源泉在社群中有枯竭之象。1920年代以来，反孔运动与民族主义结合，多次涌现，儒家传统的衰败无可避免。

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20世纪上半叶新儒家的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西方文明的引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这样就使得个人无法通过原有的意识形态对自身人生困惑的解释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和安定，从而出现了一种“意义危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时人做了不同的努力，其中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海外寻求救国良方，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复兴儒家传统，从民族自身文化中重新寻找和汲取养分，再加上人们在文化转型时代所产生的对“文化认同”的渴望，新儒家这一学派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新儒家基本是通过在中国近代以来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脉络中思考本国的民族和文化的出路中产生的。

虽然说新儒家实际上经历了几代的传承，各方面总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不能一概而论，但每一代所倡导的学术路向是有一定共性的——从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到以徐复观、唐君毅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再到杜维明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实际上都把文化上的启蒙反思和现代批判作为自身的主要任务，即都将儒学主要定位为一种“内圣之学”或心性儒学，而非“外王之学”或入世于家国天下的儒学。

但是，三代新儒家学人的思想中其实有许多“外王”的成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代表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分别代表港台和大陆的第二代新儒家——他们都极其强调文化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这被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的国家主义”。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儒家的主要阵地移居海外。20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又开始逐渐上升。新儒家学派的传衍和发展，通常被视为儒家在新时代得以保存、发展乃至复兴的象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将新儒家作为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和儒家文明的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进一步说，在思想 观 念 层面，特别是在哲学的层面，新儒家无疑代表了儒家思想在当代的一种延 续和发展。但是，一种文明往往是包含了社会、历史在内的“大文化”，儒家文明是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依此来衡量新儒家，显然它还不具备完整的文明形态。因此，我们认为当代新儒家是儒家文明在经过近代的衰微以后，在当代社会的一种哲学发展趋向。

21世纪开始，中国大陆对儒家的论述日渐增多，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大陆新儒家”群体，推动儒家复兴动。

儒家思想主张，君如船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治国者要有“民贵君轻”“民惟邦本”的人民情怀，富民教民、节用爱民、重教轻罚、举贤远佞，使国家政通人和，社会长治久安。

儒家思想主张，个人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应当把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作为自己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承担起齐家治国的社会责任，成为家国社稷的治理者。而要实现天下太平、行仁政于国，需要个人提高品德修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儒家思想主张以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考虑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鼓励个人从群体利益之中获得满足。

孔子死后，及至战国，儒家分为八派。据韩非说，他们是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为首的八派。他们对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各自从不同角度，并从不同方面作了继承和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代表人物分别是孟子和荀子。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大师，后世尊为“亚，与孔子并称“孔孟”。后世对儒家又有“孔孟学派”的称谓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他学成后曾在家乡广收门徒，从事教学。大约在齐威王七年(前350)，孟子约40岁时来到齐国，当时稷下学宫刚建不久，孟子在那20多年，取得了客卿的地位。齐威王晚年稷下学宫一度衰落，孟子离开齐国，到了宋国，向宋王偃推行他的“仁政”主张，但没有成功。孟子于是离开宋国，途经薛国而回到故乡邹国。不久，他到滕国，打算推行其“仁政”主张。孟子在滕两年多，但终因滕国太小，难于得志。齐宣王二年(前318)，稷下学宫复盛，孟子再次来到齐国，但因他在齐伐燕战争问题上与齐宣王意见不合，便于齐宣王九年 (前311)离开齐国归邹，与公孙丑、万章等弟子一起著《孟子》一书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把孔子的“仁”用于政治上，发展为“仁政”。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点，这是“仁政”的中心。他认为君主治国，如果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取得百姓们信任的才能享有天下，而取得天子信任的不过做个诸侯。因此，国君对民众必须施行“仁政”，“与民同乐”“同忧”。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诛杀，如周武王讨伐残暴的殷纣王。

孟子还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认为必须用贤人来实行“仁”，国君应当尊重贤人。尚贤的最高形式是禅让，即把君位让给贤人。但是，孟子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可以不论亲疏贵贱破格任用。而一般情况下，用人还是不能逾越等级。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况，字卿，时人相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大师，是先秦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年轻时就崇拜孔子，是儒家子弓的私淑弟子，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和传习儒家经典，以及从事讲学和著述。荀子曾经两度入齐，公元前283至前265年间，他在此讲学为师，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公元前285年，他曾企图说服齐国实行儒家的仁义王道，选贤任能，重用儒者，后离齐去楚。中年时他曾到秦国进行政治考察，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并向秦昭王提出自己的建议。后于楚考烈王八年(前255）离秦。后来，他到楚国担任兰陵（今山东营南）令，定居兰陵直到终年。

荀子善于吸收和批评诸子百家的学说，提出了“性恶论”和礼论、正名学说等哲学思想。此外，荀子的著作十分宏富，在汉代抄录流传的有三百多篇，其中大多出于他本人的手笔，少数篇章是他的学生的记述。其中，《荀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中个人著作体的先河。此外，荀子主张礼法并用和制天命而用之，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和发展，被尊称为后圣，与孔子、孟子一起被后世称为“三圣”。他还是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同屈原一起被称为“辞赋之祖”。

董仲舒（约公元前192年—公元前104年），字宽夫，出生于赵国广川县董家庄（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西汉经学家、哲学家、教育家。

董仲舒自幼学习非常刻苦，专心研究《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景帝时被征召为博士，授学讲书的同时潜心钻（即公元前192至191年）研孔子学说。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选拔天下贤良之士，董仲舒前往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并以“天人三策”相对，之后出仕为江都相。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董仲舒因言辽东高庙灾异之事被捕入狱，险遭不测。后出任胶西王刘端国相，因胶西王残暴，害怕获罪，辞官回家，居于陋巷，修学著书终老。约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于长安陋巷（今陕西省西安市）病逝。

董仲舒的学说以儒家为中心，综合名、法、道，杂以阴阳五行说，贯穿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形成封建神学体系。其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他以天道论为出发点，通过“天人相与”“天人感应”的学说将自然观与社会观相联系，建构了其认识论、人性论等学说。其天道论对西汉时期谶纬神学的流行起到了推动作用。东汉哲学家王充评价其：“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王充（27-97年），字仲任，浙江会稽上虞人。东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著作有《论衡》《讥俗》《政务》《养生》，今唯《论衡》流传。与王符、仲长统称为“后汉三贤”。

王充祖上被封侯爵，他的祖辈、父辈不惧豪强，因此被迫举家迁徙。他的祖父迁居上虞，王充自谓出身“孤门细族”。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王充出生于会稽郡上虞县。王充自幼酷爱学习，天资聪颖，异于常人。王充青年时期曾到洛阳太学就读，并拜班彪为师。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因此未得到重用，只在郡上做过功曹一类的副官，大多时间是家居教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元和三年(86)，王充颠簸流离，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88)，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王充晚年贫病交困，七十岁以后，病逝于家中。

王充的思想是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终范畴，主张“元气论”“命定论”，倡导“崇实”精神，对法家思想也有独特的见解。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批判封建统治者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主张德主刑辅，依法治国。他的《论衡》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思路，不仅为东汉后期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还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王充敢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束缚，敢于否定夷神的存在，他挑战孔孟的权威，成为儒学批判思潮的先声。王充的“丽”论也对《文心雕龙》全面主张文学尚丽的本质探索及其运用作出了贡献。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金山县）人，汉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孙，三国魏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

王弼自幼聪慧，喜爱老子学说，十几岁时就能与别人辩论。还未成年时，就与裴徽谈论“圣人体无”的问题，被何晏称赞“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在正始中期，何晏推举王弼任黄门侍郎，未采用，被曹爽补用为尚书郎。曾与何晏、钟会讨论“圣人”有无喜怒哀乐问题，与苟融讨论《周易》大衍义等，才华被人赏识。正始十年（249年）因事免官，后病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王弼在哲学上多有建树，提出“以无为本”“崇本息末”“圣人体无”“得意忘象”等哲学主张。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指略》《老子道德经注》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弼集校释》首次汇集了王弼全部著作，并加以校释。此外，还有《周易大衍论》《论语释疑》《易辨》《周易穷微论》等，均已佚，仅有部分在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的引用中留存。

郭象字子玄，生于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死于公元312年(晋永嘉六年)，经历了整个西晋王朝的统治时期(公元265-317年)。西晋政权是一个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在西晋王朝统治的几十年中，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郭象就是为西晋门阀士族统治集团服务的。郭象的主要著作是《庄子注》，相传他是在向秀注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另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现已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论语义疏》中。郭象虽说是注《庄子》实际上是借《庄子》来发挥他自己的思想。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唐代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该说法存在争议）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因昌黎（今河北通县）是韩氏郡望，其文中常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并有著作《韩昌黎集》传于后世。

韩愈三岁为孤，于贞元八年（792年）进士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年）任监察御史，后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进谏朝廷减免赋税，被贬为阳山县令。元和十二年（817年）他因参与讨平“淮西之乱”而迁为吏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而触怒唐宪宗，险些被处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他在地方为官时，曾采用“计庸”和“羁摩政策”革除弊端，维护统治，还推崇儒道，兴办州学，又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耕种工具匡扶农桑，后被召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十二月（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朝廷追赠其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故后世亦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又追封“昌黎伯”，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倡导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其所写文章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抒发意旨创立学说，自成一家崭新见解，所以世上有“韩文”之誉。韩愈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尊为“文宗”，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

李翱，生于公元772年(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是韩愈的学生，也是唐中期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与韩愈一样，是庶族出身的新官僚。韩愈曾说他“家贫多事，未能卒其业”，后来做了国子博士、中书舍人、山南东道节度使等官。他也排斥佛教，认为佛教的流行破坏了社会生产，佛教僧侣“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饮食允”(《李文公集·去佛斋》)，不劳而获，消耗社会财富，使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他反对佛教的立场，同韩愈是一样的。他把韩愈的思想向着更加系统的理论方面发展了。他在反佛斗争中，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同样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有《李文公集》，主要的哲学著作有《复性书》。

周敦颐（1017年5月5日-1073年7月14日），为北宋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道县）人，初名敦实，避宋英宗讳改名为敦颐，又名元皓，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谥号元，也被称为周元公。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主要研究理学，著作丰厚，被推为“北宋五子”之一，被称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

周敦颐

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周敦颐出生在一个书香仕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其舅郑向作为龙图阁大学士，对他影响颇多，让他得到了荫补入仕的机会。周敦颐在为母服丧期满后，开始了他的地方仕宦生涯，从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到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整整22个年头， 周敦颐一直在州县两级地方官的职位上徘徊，历任郴县县令、 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职，县令、通判等官，周敦颐任职期间恪尽职守，清正廉洁，造福百姓。凭借自己的才能受到赏识和举荐，最后升职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周敦颐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官教合一的传统，在理政之余，还讲学。作为文人，在理政讲学之余还作文，有多部著作传世。周敦颐晚年归隐九江，公元1073年（北宋熙宁六年），周敦颐病逝于庐山濂溪书堂，终年57岁。

周敦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通书》《太极图说》中，主要有宇宙生成论、“诚”本说，但是后人又从周敦颐的字句中窥到他的生死观、道德价值观、文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周敦颐作为宋明道学家解易之先驱，依据《易传》《中庸》和唐韩愈《原道》，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了太极、理、气、性、命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为宋明理学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后人编有《周元公集》，存诗28首，赋1篇，文4篇，代表作为《爱莲说》。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别号伊川丈人，自署安乐先生，又称百源先生。祖先为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幼年随父邵古徒居共城（今河南辉县）。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潜心学问。后从共城县令李之才习《周易》象数之学，多所自得，创先天象数学，开百源学派之先河，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成为宋代理学重要人物。晚年居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交游，屡被荐于朝，皆坚辞不受。熙宁十年（1077）病故，赠秘书省著作郎，谥康节。其易学代表作《皇极经世》十一卷，用多种图式，以易理和易数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与社会历史变迁，成为图书象数学显世之作，对后世易学、理学、术数均有重要影响。另有《古周易》八卷及《先天图》一卷。其他著作尚有《渔樵问答》《伊川击壤集》等。

邵雍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因旧居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张载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开创关学，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程颢成长于官宦世家。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在科举考试时高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仕宦生涯。先后任京兆府鄠县（今陕西户县北）主簿、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省南京市中心城区）主簿、泽州晋城（今山西省晋州市中心城区）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因反对新法，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后历任太常寺丞、扶沟令等职。他热心教育，每当将公务和私事处理完成后，就会到处督教劝学。在四十多岁时，他以父亲年老多病为由，回家乡与弟程颐一同讲学。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辅政并推荐程颢为宗正寺丞，程颢因病重，未能赴任。程颢是宋明心学的发轫者，他的《识仁篇》《定性书》对后来的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影响很大。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程颢病卒，时年五十四岁。

程颐(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易学家和教育家，理学创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阳人，因居临伊川，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被共称作二程。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程颐出生于黄州黄陂县草庙巷（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家中世代为官，自幼聪慧，十四五岁时与兄长程颢拜师周敦颐，十八岁时上书宋仁宗欲面陈国事利弊，未受召见。嘉祐元年（1056年），受主管太学的胡瑗赏识，被授予学职。嘉祐四年（1059年）廷试落第后，长期在外讲学。宋哲宗即位后，得司马光举荐，入仕担任侍讲，高调宣扬洛学。和苏轼为首的蜀党发生洛蜀党争。最终接连被贬至涪州（治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又在钩深堂讲学著述，完成《周易程氏传》四卷。宋徽宗即位后，曾短暂恢复其官位。但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将其判为元祐奸党，焚毁其著作。大观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颐病逝于洛阳伊川，葬于府店镇（今河南省伊川县）西郊，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在哲学上主张天地亦物，万物皆被“理”主宰，而作为人要遵从道德层面上的“理”即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养。在教育上主张对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格物明理；以孔孟为师，志存高远、循序渐进地去抵达仁的境界；提倡国家重视教育。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以人为主的法治。在经济上主张轻徭薄赋，重农抑商。程颐和哥哥程颢一起开创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一生从教治学，著述颇丰。著有《周易程氏传》《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经说》八卷等，教授出谢良佐、吕大临、杨时、卢焞、朱光庭等学生。

《宋史》评价程颐为学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阶梯，进而解读《诗》《书》《易》《礼》《乐》及《春秋》六经，基本将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之学贯通为一体。南宋学者胡安国认为，道学自程颐起。清初学者黄百家认为程颐的思想“穷极性命之根柢，发挥义理之精微”。当代宋史学者邓广铭认为二程把儒家学说发展得更加抽象精微，并着重于个人的身心的修养。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仲晦，斋号晦庵、考亭，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沋郎，小字季延，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

朱熹

朱熹幼时，父亲去世，朱熹随母亲生活在崇安（今武夷山市），19 岁中进士，22 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卸任后，专心于儒学。30 岁至50 岁，朱熹挂职宫观（有薪而无事的闲官），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工作。朱熹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县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方学校和书院共同遵守的学规。在漳州，首次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名称，由此形成，并作为一套经书，流传社会。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 朱熹从政之余，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 50 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学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 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100 卷、《朱子语类》140 卷等。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是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他因书斋名“存”，被世人称为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

陆九渊

陆九渊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及第，历任靖安主簿、国子正等职。他有感于靖康之变，曾遍访勇士商议恢复中原大略，但其上奏的五事遭到给事中王信的驳斥，遂返回故乡居象山书院讲学。绍熙二年（1191年），陆九渊升任荆门军知军，甚有政绩。绍熙三年十二月（1193年1月），陆九渊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被追谥为文安。

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但学术见解多有不合。他主张“心即理”，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并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他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陆九渊著有《象山先生全集》，经整理出版为《陆九渊集》。

许衡是元朝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被后世誉为“元朝第一人”“朱子后一人”。他在朱子之学的基础上，融合陆九渊学说，和会朱陆。他还重视经世致用，使得儒学在元朝得以继续发展与传播。基于元朝儒学的发展情况、元朝的社会情况，以及许衡的成长求学经历，许衡的儒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许衡的儒学思想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和会朱陆、宽释理学、经世致用。许衡的儒学思想表现出和会朱陆的特点，许衡对朱熹的理学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吸取了陆九渊"心学"的部分内容，因而使得"朱学"与"陆学"减少了冲突。除了和会朱陆学说，他还宽释理学并创造性的提出了"治生论"。其中宽释理学和提出"治生说"都是立足元朝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宽释理学一方面解决了"道"过于深奥，无法传播给大众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加适应少数民族对理学的学习。其"治生说"对于元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解决民生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世称王阳明，明朝绍兴府余姚人（今中国浙江余姚市），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因曾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

王阳明

王阳明出身名门望族，少时即有四方之志。早年师从大文学家娄谅修习程朱理学，拜谒大军事学家许璋研学兵家韬略；成年之后，又辗转沉溺于诗文词章、佛老之学；初入官场，又因忤逆宦官刘瑾，遭致廷杖冤狱；直至谪官贵州龙场（今修文县境内），始得顿悟“格物致知”道妙，遂成陆王心学集大成者；步入天命之年，平叛安民治世有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系明朝积功受爵的三大文臣之一。嘉靖七年（1529年），卒于江西南安（今大余县境内），葬于浙江洪溪（今绍兴市境内）。隆庆初年（1568年）追授新建侯，谥文成，世人又称“王文成公”；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著有《王文成公全书》流传于世。

王阳明一生经世致用，长期秉持民本思想，倡言育人兴学，力主兴发经济，谋略用兵治军，文治武功皆有所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儒学大家。他始创“姚江学派”，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命题，擘画起完整“心学”体系，有力冲击了日趋僵化的朱子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宋明理学，一举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推向巅峰。王阳明创立的“心学”思想，在明朝以后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均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与孔子、孟子、朱熹一道被后世尊称为“孔孟朱王”。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

黄宗羲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的长子，早年曾入京为父申冤。在刑部审讯时，当庭锥刺宦官许显纯，痛打崔应元，由此知名。清军南下后，黄宗羲组织召集“世忠营”与抗清义军呼应，失败后又流亡海上，隐居著书，多次拒绝清廷的征召，在各地设馆讲学。其一生著作众多，著述达50余种，300多卷，主要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宋元学案》《行朝录》《今水经》《四明山志》等。

黄宗羲的思想主要受到其师刘宗周的影响，其关于理气心性、本体功夫等观点，以及对朱子和阳明学说的认识，都是直接吸取刘宗周的说法，但与刘宗周不同的是，黄宗羲重视史学，主张治经必兼，反对空谈性命，提倡经世致用。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有着“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美誉。

顾炎武（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宁人，后改名炎武，号亭林，江苏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省昆山市）人，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与王夫之、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与归庄有“归奇顾怪”之称，明末清初著名学者。

顾炎武

顾炎武出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四岁考中秀才，此后屡次参加乡试皆败，在二十七岁时最终放弃科举考试，退而读书著述。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经昆山令推荐，顾炎武被授兵部司务。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与友参加前明邵阳巡抚王永作领导的义军，于昆山起义自守。守卫过程中两胞弟惨遭杀害。

顺治七年（1650年）他加入了明遗民所组织的惊隐诗社，九年春完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并到北方学习。然而，他遭到家仆陆恩背叛，告发顾炎武与海外通敌。顾炎武最终以杀有罪奴的罪名被释放，但陆恩的女儿纠集了一群人洗劫了顾家。顾炎武在顺治十四年开始北游。康熙七年（1668年），顾炎武山东莱州黄培的“逆诗”案所牵连，入狱一年多。后来，顾炎武隐居在陕西华山。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病逝，享年七十。

顾炎武学问广博，通经史百家，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以及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的乾嘉学派很有影响。标举“经世致用”，指出“舍经学无理学”，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音韵学方面，分古韵为十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都有承前启后之功。工诗，沉郁苍凉，得杜甫之神髓。有《日知录》《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县）人，明末清初大儒，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世遂称船山先生。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

王夫之有兄弟三人，他最小。幼时曾随兄长一起学习。明末战乱，他避居山野。顺治年间才回到衡阳。明亡，王夫之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后又到桂林依瞿式耜（sì）。瞿式耜殉难后，王夫之隐居船山，研究、著述四十余年。1692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逝世，享年73岁。

王夫之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王夫之将古代的哲学发展推向了高峰，他的哲学思想在“气”“理”、历史进化论以及知行关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王夫之的学说思想是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之一，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其著作百余种、四百多卷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天文、历算等各方面，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代表著述有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恶梦》《读通鉴论》《宋论》《黄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同治二年（1863年），其著作被编为《船山遗书》。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东原，又字慎修，号杲溪，休宁隆阜（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清代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考据学家、经学家及“徽派朴学”集大成者，乾嘉学派代表人物。

戴震

戴震师从学者江永，受其影响颇深，且戴震喜好钻研，聪慧过人，年轻时便在算学、天文学、考据学等多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自乾隆帝召其入京，进入四库馆后更是潜心学术，校订了大量的古籍，参与修纂众多文献。

戴震治学广博，精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等。戴震抨击理学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个体即为真实并批判程朱理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梁启超和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端木蕻良称他为“盖代大师”。一生投身学术，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对晚清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代表作有《筹算》《孟子字义疏证》《水经注》《勾股割圆记》《声类表》《考工记图注》《声韵考》

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生于公元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死于公元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也是鸦片战争前夕出现的进步的思想家。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做过礼部主事(掌管礼节仪式)等官，曾遭到上层官僚集团的排挤。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抵制外国商品的侵人，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禁烟。并且向林则徐建议，兴办海军以武力抵御外国侵略者。他是19世纪上半期他自认为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他的著作有《龚定庵全集》，或《龚自珍全集》。

梁漱溟（1893-1988）中国哲学家、教育家。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早年加人同盟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1924年辞离北大后，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并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院长，倡导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中，主张团结抗日，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为其机关报《光明报》社长。任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统文化。著作主要有《乡村建设理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梁漱溟

熊十力（1885—1968）现代哲学家。原名升恒，又名继智、定中，后改名十力，字子真，号漆园，晚号逸翁，湖北黄冈人。早年肆业于湖北陆军学校，曾参加“日知会”，进行反清活动。后又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任都督府参谋。护法运动时，一度赴粤人孙中山幕府。1918年脱离政界，潜心哲学研究。1920年入南京支那学院，随欧阳竟无学佛。1922年任北京大学特约讲师，讲授《中国哲学》。抗日战争时期讲学于四川复兴书院，并在湖南创办中学。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末任北京大学教授。1956年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及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早年融会儒释，创新唯识论体系，晚年舍佛学《易》，倾心于《易大传》，认为《易》之十翼必出孔子无疑，并提出了乾坤一元论观点。著有《乾坤衍》。其他著作有《原儒》《新唯识论》《十力语要》《佛学名相通释》《破“破新唯识论”》《体用论》《明心篇》等。

熊十力

张君励，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1910年获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参加留学生考试，授进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3年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1915年回国，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在上海创立国立自治学院。后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1932年参与筹建中国国家社会党。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与左舜生等组织抗战建国同志会。1945年为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1946年任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1948年应周生校长邀请到武汉大学作题为《吾国思想界的寂寞》的讲演。1949年去澳门，后转赴印度，1951年去美国，任《世界日报》社论撰述。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著有《科学与人生观》《明日之中国文化》《国内战争六讲》《中国的第三势力》《立国之道》《孟子要义》《名理志》《理学的发展》《中国和甘地主义的印度》等。

张君劢

牟宗三（1909-1995）中国学者，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2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曾听熊十力讲新唯识论。毕业后编辑《再生》杂志，任教于大理民族文化书院、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1949年后去台湾，先后在台湾师范学院、台中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等校讲授逻辑学、哲学概论、中国哲学。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起复兴儒家文化的运动。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是儒家的心性之学，它构成了中国的道统，“护住由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道德的理想主义·序言》)。主要著作有《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政道与治道》《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等。

牟宗三

程朱理学，又称为程朱道学，其是由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间经过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最后四传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们通过吸收以前学者的儒家思想以及借鉴佛教和道教的理论，发展了程朱理学体系。其基本内涵是以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居敬、明诚为存养工夫，以齐家、冶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其核心内容，是把儒家的纲常伦理原则与哲学本体论统一到天理之中，提升了儒学的思辨水平，熔铸佛老于儒学，消除了思想内部的敌人，使儒学在与佛教的辨析驳难中最终胜出，复兴并发展了传统儒学的真精神。其主要思想是天理论、理气论等，所表达的是其学者对于理想精神境界的追求，在人的德性修养方面具有一定意义。其代表人物有二程、朱熹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近思录》等。

由于魏晋以来佛道盛行，冲击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出现儒学危机与唐代后期至宋代前期，割据政权以及民族政权并立，导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统治者需要调整官方儒学以巩固统治等原因，程朱理学诞生了。其从宋朝开始发源，由理学家程颢与程颐创立，其弟子及后世弟子传承，最后到朱熹集为大成。元朝开始兴盛，用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因此程朱理学得到了独尊的正统地位。后面的明、清各朝统治者，也将程朱理学做为统治阶级挽救危机和败亡的思想武器。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北宋开始兴起到后朝逐渐繁盛成为官方显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其统治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在国内外都有其深远影响，如程朱理学为朝鲜王朝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以及深受日本统治者青睐。虽然程朱理学发展之久，但由于统治阶级对其进行扭曲等原因渐渐走向衰落，因此从古至今很多学者对程朱理学的评价都褒贬不一，清代皖学大师戴震认为其绝人之情，灭人之欲，而中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则认为其是复兴民族所须发挥光大之学。以及对于程朱理学的争议也是不断，主要的两个是“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剖析与程朱理学对妇女的精神枷锁，学者众说纷纭，不持统一意见。

心学思想最早来源于先秦的孟子，然而，孟子尽管多次论心，但只是属于道德修养范畴，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心学思想体系。到了唐代，释氏禅学虽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有一套系统理论，但关心彼岸来世，却不能经世致用。宋代一些哲学家如二程、张载、朱熹等人，也探讨“心”的理论，但没有成为他们思想理论的主干部分。直到南宋陆九渊高扬“心学”大旗，创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明代是心学占据主流思潮的时代，其前期有白沙心学，标志着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中叶则有阳明心学，是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直到晚明，泰州心学和其他学派不绝如缕，正是由于学派混杂，歧义分出，使阳明心学思想开始走向衰落。在近代，许多文人皆为心学的复苏提供了科学理论根据，心学也由衰及胜，从传统走向现代。

心学代表人物有李翱，陆九渊，王阳明，王艮，王龙溪等，其主要思想“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学反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撼动了封建观念的地位，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当时政治、经济、学术以及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心学提倡官员通过自己的良知和行动去拯救国家，解救百姓，为当时腐败的明朝朝廷注入了新鲜的思想，促使一批官员开始体察民情，着力政务，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缓解；文人们在受到心学的影响后，开始描写现实，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写实的笔触记录下来，将自己的真实感受痛快地表达出来；中国古代四大奇书，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也受到了王阳明所提倡的“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潮流之影响。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十分丰富，由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典型代表，极具中国的文化特色。创立于中国的儒学，伴随着思想的传播，影响着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中国的周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特征的"东亚儒教文化圈"。"从东亚文化的特质来看，中国儒学的原创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中国的儒学，传播到日本和韩国的儒学在与本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后，就形成了与中国儒家思想不同、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儒学”和“韩国儒学”。中国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禁忌文化渐趋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韩国儒学，并在朝鲜半岛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使本土化的韩国儒学焕发出勃勃生机。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定儒教为国教，以儒治国，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对韩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朝鲜王朝为推动儒学的发展，采取了许多措施。1398年，朝鲜王朝的建立者太祖李成桂在首都汉城设成均馆，在馆内设文庙奉祀孔子。韩国儒学的教育机构有乡校和书院。在解决“儒学传统如何关联当代社会生活”这一新时代儒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上，生活化的韩国儒学激发了当代儒学发展的活力。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石，影响着韩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韩国将儒家文化的孝悌精神，通过电影、电视、各种媒体，加以广泛宣传。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对韩国社会的影响也至深至远。

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是应神天皇十六年(285)二月，拜祭博士王仁赴日，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6世纪初，中国儒家思想经百济在日本传播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入。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国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赴日本，以换取日本转让的它在朝鲜半岛南端的属地任那的四县土地。在段杨尔赴日本之后3年，百济又派“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儒学传入日本以后，作为一种承载了进步文化信息的学说，受到了日本贵族阶层的重视和欢迎。到6世纪末7世纪初的推古天皇时代，以这些传入的学问为基础的日本古代学术，已初步开展起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机构以及民间教育，都以儒学典籍为主要学习内容。这就使儒家思想从宫廷传播到更多官宦之家，扩大了儒学思想在日本传播和影响的范围。南宋以后，禅林中研习宋学之风颇为盛行，很多禅僧大多兼习禅儒。宋元明时代，两国禅僧往来频繁，历代来华的日本僧侣在游历圣迹、学法参禅的同时，也沐中国禅林中的宋学之风，在学禅之余，也兼学宋学，学习、了解和接受了程朱理学。由于中日两国禅僧还有其他中国东渡日本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宋学很快在日本传播开，为日本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因素和新的刺激，构成日本思想文化的新内容。从公元13世纪到19世纪，大约六七百年间，中国宋代儒学在日本经过传播、发展和衍化为日本儒学，长时期占据主流地位，对日本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具有多重的影响，成为塑造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精神资源。

孙中山先生说：“日本明治维新的诸豪杰，都醉心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他们救国人于水火，成就了大功。”经常出入日本的章太炎也说：“日本的明治维新，由阳明心学为其指导西乡降盛是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他说王阳明是他的精神偶像。修心炼胆，全从阳明心学而来。”东乡平八郎被日本人称为“海上战神”。他曾以弱胜强，打败俄国海军。此举开启了日本军事强国的征程。日本天皇为他摆庆功宴。宴会上他拿出一个手牌，上面写着“一生伏首拜阳明”。稻盛和夫是日本著名企业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企业管理思想家。他的管理思想中深深地刻着儒家阳明心学的烙印。

儒家思想在19世纪才传入南洋。1829 年开始，应中国移民教育与文化的需求，新加坡设有义学和私塾。课程内容多为蒙学教材，如《三字经》《千字文》《孝经》等。1877年中国在新加坡设领事馆，其中两位领事左秉隆(1850-1924)和黄遵宪(1848-1905)大力推动儒家思想与文化，例如成立书室、文社与学会，儒家文化风气兴盛一时。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则是受到中国维新思潮与康有为(1858-1927)及其弟子陈焕章(1880-1933)宣扬孔教的影响。新加坡知识分子林文庆(1869-1957)和邱菽园(1874-1941)支持孔教的理念，不但致力于理论的研究传播，还积极建立学堂、筹建孔庙。1914年由华商主导的实得力孔教会创立，其主旨在于“宣传与振兴孔子的教育、道德、文化”，后来孔教会改名南洋孔教会，弘扬孔子的思想。2014年庆祝成立百年纪念时，仍是新加坡社会推广儒家思想的主要民间组织之一。早期孔教会以“儒教”为主，宗教争议不断，经过百年以后，如今南洋孔教会虽然每年仍然举行祭孔仪式，推崇孔子为至圣先师，但强调祭孔目的在于“恭敬”与“慎终追远”，已褪去了孔子神格化与宗教化的色彩。至今，新加坡儒学发展的力量，主要是在大学和民间组织。无论是中文系还是哲学系，都设有与儒家思想相关的课程。历史悠久的南洋孔教会通过民间公开举办儒学讲座、读书会、文化营以及各种儒学活动，提供研究奖助，吸引一些年轻学人成为孔教会的生力军。1985 年成立的新加坡儒学研究会也定期举行儒学会议，出版儒学论文集等，以维持儒家思想的学脉。

马来西亚的儒学历史发展，实是和新加坡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战前时期，新马两地乃受到中国孔教思潮的影响；新马皆是移民社会，需要应对移民阶层对儒家文化的需求；两地于战后儒学发展的起伏，都和政治人物的提倡有极大关联；民间有不少自主弘扬儒学的组织如马六甲孔教会、马来西亚孔子研究会、朱熹学会等。相较于新马，印尼的孔教和不同时期的政权关系更为密切。印尼建国之后，由于左右翼势力的斗争，孔教会曾经一度成为反制共产党的力量之一。后期右翼力量实行同化政策(去华族性、去中国性)，一些不放弃华人认同与文化的印尼华人，便通过被视为“华人宗教”的“孔教”来保存自己的族群与文化认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实力最雄厚的国家，它取代了传统上欧洲国家占据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学研究中心。从70年代起，美国逐渐成为大陆和港台之后的发展、丰富儒家思想的第三块基地。198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美籍华裔学者吴森在纽约出版的《今日东方哲学》中描绘了中国大陆之外的当代儒家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壮观景象，明确地把美国列为中国大陆、港台之外儒家生长的又一处主要园地。其后，美国成为发展儒家的第三块基地的趋势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美国拥有众多潜心研究儒家的学者，知名的学者近百人。他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学者，如狄百瑞、芬格利特、尼维森、郝大维、安乐哲等。他们对儒家有精深的研究，并且都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另一类是由东亚移居到美国的华人学者，如陈荣捷、张钟元、杜维明、成中英等，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发表了不少英文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两类人在美国的儒学研究平分秋色，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总体学术力量足以构成一支探索儒学的方面军。

美国的儒学研究出现了极为活跃的态势，不仅时时有新著作问世，而且经常出现新见解，不断深入研究。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郝大维、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曾经对此作过描述。他们指出，70年代以来，美国儒学研究出现了新趋势，一些著作提出了关于孔子的新见解。他们列举了美国在儒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芬格利特对《论语》的新诠释，开扩了西方人对孔子的理解。成中英的诠释著作则推进了把孔子作为与现代相关的哲学家加以研究的运动。近年来在美国发表的论述中国哲学的著作选题范围很广，有不少是很专门的问题，如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王阳明《传习录》中所引用的朱熹著作，这反映了研究的深入。

一般认为，是利玛窦首先将儒家思想传到欧洲，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人向欧洲传播过孔子和儒学。从现有史料看，第一个明确地将孔子和儒学介绍给欧洲的是利玛窦，但在利玛窦之前的一些记载中，已经有孔子和儒学传入欧洲的蛛丝马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为能够既赢得中国的统治者支持又能够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接受，为传教扫清障碍，他们采取了调和儒学与基督教的 “适儒”策略，开创了一条“合儒补儒”的传教路线。他们一方面赞美中国的哲学文化，另一方面就是引经据典去附会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上，最初是在在华传教士内部，后来发展到整个传教士内部及传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都发生了有关中国传统祭祀礼仪性质的讨论。这就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有名的“礼仪之争”。欧洲思想界在17-18世纪掀起了研究孔子学说的热潮。耶稣会士在讨论礼仪问题时常常援引中国古代经典为证，成为儒学西传的重要途径，“礼仪之争”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典籍在欧洲的传播。

在西方，受孔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法国。最早来华的法国人金尼阁是利玛窦的学生，他翻译过儒家的“五经”。此外，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年的马若瑟，精心研究中国的《尚书》。经过这些人的传播，儒家的思想和文化进入法国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深受其益。如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曾极力赞扬孔子道德的力量。在现代西方学界， 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出现了一系列专著，如《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 (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 (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等。这些专著代表着海外学者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自我成圣观，，肯定了东方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孔子问礼于老子

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因孔子秉承述而不作的传统，故《论语》一书虽为孔子思想之荟萃，却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关于“论语”二字从古至今解释颜多。最早提及的是班固，“论”即是编纂之意，“语”即是对话的意思。根据唐明贵先生在其《论语学史》中所讲：“由于班说义理周备，颇得其要，故此种解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除此之外，许多学者不同意班固的看法，提出了“伦理说”“追论说”等解释。《论语》成书大致在公元前429到公元前402年之间。作为反映至圣先师思想的著作，《论语》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中共有20篇，涉及学习、政治、礼仪、仁道、教育、处世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不仅是中华经典中的源头活水，更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从古至今，无不如此。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战国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一说据文中“所见诸侯皆称谥”（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说疑非孟子自著，大概先有万章、公孙丑等亲承孟子口授而笔之于书，后由孟子弟子、再传弟子所编定。《史记》称“《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东汉赵岐以为七篇乃孟子自著，外书四篇非孟子所写，外书四篇已佚。明朝有《孟子外书》熙时子注本（一说为明代姚士粦）伪作。《孟子》在西汉文帝时曾与《论语》、《孝经》、《尔雅》同置博士，但不久而罢。五代后蜀时将《孟子》与《易》、《书》等十一部儒家典籍刻石，北宋时又加翻刻，《孟子》始称为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并依赵岐体例将《孟子》七篇各分为上下，遂成十四篇。至此，《孟子》的地位更加突出，从南宋末至清末的七百年间成为读书人的必读教材。《孟子》是研究孟子及其学派的主要资料，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以及政治、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的言论和学说，书中还记载了墨翟、杨朱、许行、告子等人的部分言行，虽详略不一，但作为史料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注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章句》（《十三经注疏》本）、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四书集注》本）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大学》作为四书之一，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个篇目。到了宋明理学时代，《大学》一书地位逐渐提高，许多理学家从理学角度对《大学》作了经典的诠释，突出格物穷理之说，成为官方的教科书，使此书的价值得以普世。关于《大学》之名，大致有三种解释：一、博学之意；二、大人之学；三、成年人之学校。黄怀信在其《大学中属讲义》中提到大学为成年人之学校一说较为可靠。至于《大学》的作者亦是众说纷坛，比较权威的是朱熹所讲，他认为大学共分为十一章，首章为“经”，这部分是孔子所讲，曾子记述的。其他的十章为“传”，是曾子对“经”的解释和阐发，为曾子门徒所著。此种观念比较符合历史，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朱熹对此解释必定会站在儒学“道统”的立场上，曾子为孔子学生，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老师，这样下来，整个儒学谱系的结构就清晰了。所以，朱熹不免有此“护道”的嫌疑。《大学》的结构非常清晰，共十一章，首章为根本，其他章都是对此章的解释。所以，其主旨亦可通过研究首章而得，即通过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的内圣之道开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这也是所谓的“八条目”。对这些条目起统领作用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

与《大学》相似，《中庸》原本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其中的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北宋时得到程颢、程颐的极力尊崇，被抽出独立成篇。南宋时朱熹将《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注释，自此这四部书被并称为“四书”，并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书中提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理论，并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中庸》的历代注本有很多，重要的有宋代程颢的《中庸义》，程颐的《中庸解义》、朱熹的《中庸章句》，清代戴震的《中庸补注》，近代康有为的《中庸注》。马其昶的《中庸谊诂》、胡怀琛的《中庸浅说》等。通行本有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刻本。

亦称《书》《书经》。“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定。事实上有些篇，如《尧典》《洪范》《禹贡》等为以后儒家所补。儒家经典之一。保存于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文中所反映的伦理观念后来被奉为封建道德的楷模。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从孔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今存为东晋所献的《古文尚书》为伪作。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南宋蔡沈《书集传》。清孔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辑集汉、魏、隋、唐旧注，并作疏，较为完备。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集中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305篇作品，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反映了经济制度、生产发展、阶级矛盾、风俗民情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其精华的民间歌谣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充满浓厚的人本意识、人伦情感和乡土情韵。四言为主的诗歌体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重章叠句的章法结构，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是《诗经》的基本艺术特征。《诗经》关注现实的“风雅”精神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共十八章。作者各说不一，应为孔门后学所作。

关于《孝经》的写成年代，大约就在《左传》之后《吕氏春秋》以前。《左传》的成书约在战国中期，则《孝经》的写成当在战国晚年。战国晚年，那它的作者就不会是孔子、曾子了，甚至连曾子的亲授弟子也不会是。它的作者只能是儒家学派的某一传人。即便就是曾子的学生，也只能是曾门再传、三传的学生。《左传》和《孝经》，有相互雷同的言辞。这一点，宋人已经发现并重视了。首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朱熹。他的意见散见于其所著《孝经刊误》《朱子语类》中。

《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易”原是卜筮等活动的统称。《周易》的形成不是一而就的，而是漫长的历史过程。正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三圣”“三古”之意即是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概括地讲就是伏羲“观物取象”制作“八卦”，周文王演“六十四卦”并制定了卦辞和父辞，孔子制作“十翼”以辅助理解周易古经。所以《周易》从广义上讲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虽然《周易》形成过程繁杂，时间久远，但是我们可以依据后世经典大体推测其成书年代。《周易》古经在殷周之际就已经形成了，周初仍有卜筮之官进行修订。《周易》思想恢宏，内容浩荡，是诸子各家思想的源头。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周易》的研究又分为三大派：象数派、义理派和历史派。此三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周易》的思想，虽说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都为中华经典的传承和颂扬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周礼》是儒家经典之一，世传为周公所著，但实际上可能是战国时期众学者归纳创作而成。《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为标准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6篇，包括“天官家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失，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官考工记”。全书共分42卷。《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痘庙车马、农商医下、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儒教经典“三礼”之一。是儒教最早的《礼经》，原来单称《礼》或《士礼》。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就是以《仪礼》为五经之一。《仪礼》共十七篇，记载了古代贵族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方面的基本仪节。凡是“士”以上的贵族，待人接物、举手投足，都要遵循这些仪节，以体现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有人认为《仪礼》是周公编定，但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孔子采集西周古礼编辑而成。由于时代变迁，《仪礼》记载的许多具体礼仪，在汉以后就只成具文，加上其文字艰涩难懂，一般读者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基本精神，却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原则。

《礼记》亦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集。相传西汉戴圣编幕，今本为东汉郑玄注本。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扇》《大学》等四十九篇。大率为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所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参考书。有东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记训幕》，孙希旦《礼记集解》等。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相传是春秋时左丘明所撰。近人大都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这是一部编年体著作，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衰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时代风貌，颐具进步意义，亦有迷信色彩。《左传》在艺术上有较高的价值，善于叙事，善于描写战争，亦善于刻画人物，善于写外交辞令，为后人所推崇。本书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晋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等。

《公羊传》也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二十八卷。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起初仅口头流传，汉初才成书。与《毂梁传》《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属今文经学派。盛行于汉武帝、宣帝间。王葬时，古文经学大盛，研治《公羊传》者渐少。其书于史事记载较略，着重阐述《春秋》“大义”，历来今文经学家常借用其“微言大义”来解说经典，议论时政，是研究《春秋》以及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注本有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和唐代徐彦的《公羊传疏》，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清人陈立的《公羊义疏》也较详备。

《谷梁传》又称《春秋谷梁传》。据说它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谷梁赤为解释《春秋》而作的。《谷梁传》与《公羊传》、《左传》合称“春秋三传”，都是详细阐释《春秋》的书。其中《左传》对《春秋》的阐释重在记事，就是把《春秋》里很简单的记载详细补充；而《公羊传》是根据《春秋》里的句子，专门阐发微言大义；《谷梁传》则是解释《春秋》里的字词，并说明义理。《谷梁传》的体例和语言风格与《公羊传》很相近，成书和写定的过程也很类似，但思想的丰富性和社会影响不及《公羊传》。

《尔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训学专著，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尔”同“迩”，近的意思；“雅”即“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汉书·艺文志》将它归入“孝经”门下，云：“《尔雅》三卷二十篇”。现在我们看到的《尔雅》，均为19篇。叶德辉说：“今本三卷十九篇。《汉志》盖合序篇言之。《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相传为周公所作，再由孔子增益而成，也有认为是秦汉时人作，经过代代相传成为《尔雅》。

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以来，发展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儒家思想所传承的经典并非是单一的流派，或者某一个宗教的经典，它吸纳了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百家思想，不断发展，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经典。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治国安邦、追求长治久安的需求下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儒家思想也曾衰落过，但它长时间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非偶然，可以说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经验总结为基础的，是被人民所选择的，它符合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需要。儒家思想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培养中华民族气质上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这在学术界已为公认，这也说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儒家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历史上的辉煌与尊崇，而在于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于我们当前乃至将来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儒家无疑具有时代性，是时代的产物，随时代而发展而沉浮。这是任何一种思想和学派都存在的问题，是谁都无法摆脱的宿命。但儒家又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普世性，或说永恒的意义。抽象掉时代和阶级的因素，仁义礼智信永远是有价值的。儒家在教化方面是成功的，儒家的智慧是卓越的，从先秦原始儒家高举道德理想主义旗帜，高呼道德本位，挺立起人的道德主体的能动自觉以来，儒家道德哲学历经两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士君子安身立命的最高追求，也一直是百姓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的终极目标。

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方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博大精深的儒学理论体系和思想，在某些方面对中医学起着引导甚至支配作用。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体现出儒家的伦理观念及价值取向。儒学主要影响中医学的思想有：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庸”“中和”思想；孟子的民贵仁政思想、隆礼重法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象数学思想；张载的“太虚”气学思想；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等。同时，儒家崇尚“四书五经”，经书中的思想也无时无刻影响着中医学的思维与观念。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因为它的基本观念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两千多年来发展的需要，儒家有许多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天人和谐等等观念。这些核心的价值观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处境和生存条件相符合的，陶瓷艺术作品作为传播文学思想的媒介应当以予用之。千百年来，这些思想价值观通过艺术作品指导中华民族，从过去走向现在，还必将走向未来。运用儒家思想创作的作品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

1。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2。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

3。子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

4。子日：“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始。”——《论语》

5。子日：“由，海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6。子贡问日：“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

7。子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海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

8。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9。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

10。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明）王阳明

1。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梁启超

2。历来承平之世，儒家之术，足以守成。——章太炎

3。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班固

4。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司马谈

5。“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司马谈

6。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享，多为衣，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

7。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解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只敬之血：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柯和之，世之沟犹瞥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柯之罪也。——荀子

8。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舞、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兵。——荀子

9。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隋书·儒林传》

10。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

展开[a]

私淑弟子指的是未能亲受学业，却敬仰其学术并尊之为师的门外弟子。

[b]

关于出生年份有争议，详见本词条人物争议生卒年争议。

[c]

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

[d]

起源于秦汉时代，在唐代开始兴盛的一种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

[e]

明朝末期的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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