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

上海方言又称上海话、上海闲话、沪语，是主要分布在中国上海地区的汉语方言，它属于汉藏语系汉语语族吴方言区太湖片（即北吴语片）上海小片。上海方言是现代吴语区最有影响力的方言，也是中国三大方言（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上海的城市地位，更是由上海话的历史形成和特点所决定的，截至2012年，上海话使用人数约为1586万人。

上海地区有六千年的历史，古代上海方言在上海浦（即黄浦江中段东西两岸）形成和上海人开始聚居时逐渐产生，上海浦和下海浦都是长江三角洲上松江（后称吴淞江）下游近入海处的支流。据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成书的《会要》记载，华亭县（后称松江县）的东北方管理酒类买卖和征酒税的集市叫“上海务”（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路和中华路环线内的东北侧），其地东边就是上海浦。南宋时期吴淞江开始淤塞，“上海务”取代华亭县的青龙镇并在上海浦设立主管商船税收的市舶务，直到宋元之交上海浦发展为华亭县东北的大镇，至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正式建立上海镇治。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华亭县东北的五乡被政府设置为以“上海务”为县治的上海县，后上海县一直属松江府（原华亭府）管辖，松江和上海后来一直是松江府的两大重镇，上海方言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上海浦逐渐发展成6.4万户和几十万人口人口聚居地，有别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由此诞生，但由于和松江的政治、经济联系最为密切，因而上海方言与松江话乃至嘉兴话较为接近。从明代方志来看，在当时的松江府，嘉兴话最为人所器重，最具权威性。这是因为松江府是从元代以后才从嘉兴府独立出来，之前很长的时间，松江在行政上隶属于嘉兴。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对语言影响的深远。到了清代，嘉兴话的权威地位才让位给经济发达的苏州的苏州话。上海话的权威地位是在中华民国之后才逐步确立的。在清代，上海话的地位还远逊于苏州话。清康熙年间《松江府志》说：“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所有清代方志一律不再提“以嘉兴为重”了。所以，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三易其主，即嘉兴话（明代）—苏州话（清代）一上海市区话（现代）。

1843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将上海对外开埠，上海地区迅速扩展且人口急剧增长，到1927年上海辖区包括租界以及沪南区（南市）闸北区、蒲松区、洋泾区以及十五个乡的地区，面积为557.85平方公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上海市先后承接旧上海北部和宝山县南部地区，总面积为617.99平方公里，而上海县城在上海开埠前人口已有12万人，直到1949年后人口已经增加至5455007人。在开埠后的百余年中，上海地区的人口密度增长近6倍，人口净增240余万，开埠之前上海话并没有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语言，上海主要使用的语言包括广东话、宁波话、苏州话、北方话以及上海方言，但开埠后大量外籍居民集中迁移、经济文化飞速发展致使上海市的语言发生变化，其中上海方言受到临近的江浙吴语尤其是苏州话和宁波话影响。上海开埠之后的上海方言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开埠以后到20世纪30年代，二是30年代到60年代，三是70年代到当下。第一阶段的上海方言还停留在外来语与上海本地使用的语言相融合的时期；第二阶段中具有上海特色的方言形成，虽然主要以宁波话为主音调，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汇、词语等；至第三阶段上海方言融入北方话的语素和词汇，上海方言开始转型逐步向有普通话特点的上海方言发展。

上海开埠以后，大批移民迁入带来了各地方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旧上海话受到巨大的冲击，一部分词被淘汰或更换，如“日头”“所、所头”“名头”分别被“太阳”“地方”“名字”所取代。同时随着西方思潮和新事物的涌入，如“马路、电报、洋行、垃圾车、教堂、照相、火油灯”等大量新生名词诞生，“麦克风、色拉、咖啡”等大批吸收外来语的借词也不断出现。1853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中文教授詹姆斯·萨默斯（JamesSummers）教授出版了译著《约翰福音书》，使用罗马字母将《圣经》翻译成上海方言，这是最早出版的上海土白罗马字本《圣经》单篇，也是上海方言第一本罗马字本圣经。20世纪初，文化商业迅速繁荣和发展，海派文化的兴起产生一大批新兴的语汇。上海方言进入新旧更替时期，出现大量新词新惯用语，如“出风头”“吃豆腐”“拆白党”“做花头”“开天窗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上海话中的dz声母（读此声母的字有从、全、贼、尽、在、座、藏等）消失，古咸山摄字的鼻化音消失，前后鼻音韵对立相混读直到逐渐发展为完全的后鼻音韵。20世纪20年代前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海话的语音发生第一次演变高潮，主要是包括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8个声调并为6个（3个舒声阳调合为一个调），只是阳上不很稳定，显示出与阳去合流的趋势。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方言的语言发生第二次演变，主要标志是继嘉定片合并之后，声调由6个变为5个（阴上并入阴去）。20世纪40年代之后，古百越民族留在上海方言里的缩气音逐渐减弱，fu、hu和vu的读音从混读到逐渐分开，同时上海方言中的分尖团音逐渐减弱。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之后，上海方言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加入了许多北方语言的元素，但是其基本语调还是带有上海方言色彩。同时由于上海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人员汇聚，人们社会交际加强，生活节奏加快，使上海方言又出现了语音抑扬减弱、连调简化的趋势，因此使得语速加快。因此外来人往往觉得上海人讲话太快，有的甚至根本听不懂。1950年代后，进入上海的外地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新上海方言大量吸收书面语通用语词汇，用“电影院”取代“影戏院”，用“温度计”取代“寒暑表”。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因上海地区人口激增、辖区扩展、社会剧变以及普通话推广等，上海方言的语音声调发生第三次演变高潮，主要标志是前后a鼻化韵合并，入声韵Aʔ、ɐʔ合并，中古疑母字被带浊流的零声母字取代，“颂、赠、辅、演”等部分字浊音声母清化，中古咸山摄字逐渐演变成单元音，上海方言的这三次音变高潮分别简称为“一变”“二变”“三变”。此外由于上海方言词汇对于反映社会事物的敏感度较高，因而上海方言中的普通话词汇成分不断增加且使用频率加大，新旧词汇交替变化的速度加快，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新词语不断出现，而且产生方法多样并广泛出现于各种媒体，1990年代后，大量涌现的新流行语如“酷、炫、美眉、丁克”等逐渐从上海话吸收到普通话，如今的上海方言已经将更多的普通话的词汇和语素加入其中，致使现在的上海话里存在很多之前不可能说的普通话，尤其是当下的上海本地青年，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地道的上海话反而成为“洋泾浜”，但上海方言现在的10个元音音位和22个辅音音位始终未变，吸收的词语也都是是以“借词”形式用上海方言语音发音的。

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1版）把吴语区太湖片分为毗陵、苏沪嘉、苕溪、杭州、临绍、甬江6个小片，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对吴语区太湖片重新划片，单独设立上海小片，把苏沪嘉小片剩余部分跟苕溪小片合并成苏嘉湖小片。上海小片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少部在江苏省，共17个县市区，使用人口约1586万人（截至2012年），上海市包括城区（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静安区、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闵行区（原上海县）、浦东区（原川沙县）、嘉宾区、宝山区、南汇区、奉贤区、松江区、金山区、青浦区、崇明县。江苏省属于上海小片的地区包括南通市所属启东市偏南大部、海门市偏南大部、通州市（原南通县）东南部、如东县东南部，还包括泰州市所属靖江市西南部，以及位于长江以南的苏州市所属的张家港市（原沙洲县）有少量崇明移民讲上海方言。位于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大部分属于江淮官话区和中原官话区，但苏北沿长江的少数地区说吴语。由于与上海毗邻，方言相近，苏北地区东南角的南通市和泰州市临江的小部分地区被划入吴语区太湖片上海小片。

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图

广义的上海方言是指吴语区太湖片上海小片的各吴语口音之和，而狭义的上海方言专指在上海市区讲的方言。整个上海方言，是吴语北部的一个土语群，以古吴淞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包括今上海市中心区、闵行区、浦东新区和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县区全境或大部，北区包括今宝山区、嘉定区和崇明县等地，吴淞江北岸黄渡、江桥一线的狭长地带属南区，今黄浦江下游东岸高桥一带属北区。 依古调类在今方言里的情况，上海方言可分为崇明、练塘、松江、嘉定、市区5个方言区。上海市区的上海方言习称上海话，主要分布范围限于老市区。所谓的老市区是指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10区。郊区音和市区音的区别，是郊区音更古一些。近300年间，上海方言深受苏州话影响，又以松江话为重。上海西南方言实际上是上海方言之根，并且一直影响着上海城区的方言。崇明方言区范围包括崇明县全部以及宝山县的长兴、横沙两乡，以崇明县县治城桥镇话为代表，该地区方言跟其他四区的差异大，除阴平、阴入、阳入相同外调值都不对应，崇明话四声各分阴阳，共有八个单字调，而连读变调前字阴阳不混，后字都变阴调或变轻声。练塘方言区范围包括青浦县西南的练塘镇乡、小蒸乡、蒸淀乡、西岑乡、莲盛乡、金泽乡、商榻乡八个乡镇，以青浦县练塘镇话作代表，练塘镇阴上次清声母和清声母字声调不同类，该区的声调是9-8类。嘉定方言区范围包括嘉定县大部、吴淞区及宝山县大部，北界沿长江跟崇明区分割，南界沿古松江走道跟松江区相交，该区方言中的阴上和阴去、阳上和阳去调值相同。市区方言区指上海市中心区范围内通行的话，还包括郊县内15个市属农场通行的话，但不包括吴淞区、闵行区内说的本地话，市区老派、中派韵母主元音是后半高不圆唇元音；此外其余地区都属于松江区范围，松江区的声调是8-7类，韵母主元音是后高不圆唇元音。

上海地区方言分区图

上海方言内部可分为老、中、新三派，声母、韵母、声调个数略有不同。老派上海话为部分1920年前后出生、土生土长的老年人使用，以旧上海县城(今南市区)的口音为代表，老上海称之为“城里闲话”，与城西徐家汇一带的“浦西闲话”、黄浦江以东的“浦东闲话”以及原市区北部虹口一带的“虹口闲话”均略有区别。“城里闲话”今又称“本地闲话”，跟今通行于上海市区的“上海闲话”也有所区别。“上海闲话”实际包括市区中派和新派上海话。中派上海话为1940年至1965年前后出生的上海本地居民使用的上海话。55岁至75岁左右的上海本地人，口音常兼具老派与中派特征。新派上海话的使用者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老中新三派反映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域来源不同的差异，无法画出同言线。上海话中派音系有5个声调，包括阴平、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上海话老派音系的声调为6个，比中派多一个阴上。新派声调调类、调值均与中派同。上海话中派音系有43个韵母，上海话老派音系的韵母为51个，上海话新派音系的韵母为32个。

上海开埠之后，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国移民陆续来到上海，带来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吴语，撞击着以松江话为基础的上海话中的生活基础用语。上海话不拘一格地大量吸收各地有用的词语，使上海话中的同义词变得很丰富。这也使上海话有了多样化的选择，同义词同中有异，表现生活更细腻。上海方言吸收了很多周边地区如松江、苏州、宁波、杭州的方言土语。“勿来三”是苏州话，“莫牢牢”是杭州话，新上海人喜欢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等），是将“莫牢牢”译成了普通话；就连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也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广泛的语源也使上海方言中产生大量的同义词，如北方话中的“饼子”，上海方言就有“大饼，面饼，晶饼，羌饼”等几种叫法。

此外世界上国际性大都市的语言，都会吸收各种语言、方言中的精华词语，上海话主要从英语、日文中吸收大量词语。

上海方言的变迁和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这反映了语言对城市的社会化进程的依附关系。有不少词汇往往只在某一年龄层的人中使用；老年人中流行的方言，不为壮年人所关注；壮年人中流行的方言又不屑为具有新派色彩的青年人所一顾。方言的演变几乎代代人都有更新。如前面提到过的“很”字，老年人往往多用“斜气”“交关等，而青年人则较多使用“老”“瞎”等词语。至于“大兴”“脱”“一张分”“毛毛雨”“拎勿清”“博一记”“从山上下来的”“扎台型”等词汇，都是青年人创造出来的。上海话语汇的最大变化是：从晚清起上海人衣食住行发生了大变化，从西方迅速传来了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现代性洗礼了上海话。老上海人和移民一起以宽阔的胸怀，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比如从“黄包车”开始一直到“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卡车、火车、棚车、睏车、吉普卡、自备车”等，车子上的名称，几乎都是上海人从上海话中造出来的。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像“马路、洋房、自来水、自来火、电灯泡、书局、报馆、影戏院、公司、商会、同乡会、孤儿院、橡皮筋、粉笔、笔记簿、口琴、操场、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新名词首先在上海话里澎湃涌出。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中的几乎整套词语，都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后来流传到周边的城市。大量新词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入了当时的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

上海方言是体现上海语言民俗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集中反映了上海人在语言运用方式上的特点和习惯，包容着丰富的上海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内涵。上海自20世纪10年代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地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成为世界语言精华的集散地。大上海，方言的气派也大，表现了上海人的丰富想象力以及中西交汇、五方博采的吸收力。上海人在开放社会和自由生活中活跃的思维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熟语，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戳壁脚、淘浆糊、敲木鱼、轧苗头、搭讪头、避风头、调枪花、隑牌头、百有份、软脚蟹、勒杀吊死、死蟹一只、吃空心汤团、开年礼拜九、悬空八只脚、狮子大开口”等，表现生活具有极大原概括力。

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就连说话中都带商业气息，很多商业词汇在上海人的日常交流中使用。日常用语商务化，如“饭碗头、吃饭家生、吃进、吃萝卜干饭、吃死饭、卷铺盖、劈硬柴、垫台脚、烧香、吃空心汤圆”，这些生活用语都用到了商务用语中去。商业词语生活化，如“卖相、卖样、吃价、买面子、买账、卖野人头、推扳货、垃圾货、翻老账、勿关张、勿是生意经、抢生意、放一码、打包票、打回票、讲斤头、掂份量、上台面、装门面、现开销、搨便宜、揩油、吃生活、真生活、耳朵打八折、照牌头、洋盘、肮三”，这些商务用语都扩展使用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用语中。随着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批本土词汇被书面语通用语词汇及新生的都市词汇所替换，如“日头”“影戏院”“寒暑表”分别被“太阳”“电影院”和“温度计”所取代；同时不断产生花样繁多的都市流行语，从20世纪初的“出风头”“拆白党”到90年代的“酷，美眉，丁克，掏糨[jiàng]糊”，无不为上海方言注入新的活力。

上海方言的名词小称只有极少的儿化形式，更多的是用语素重叠名词的小称，比如袋袋、角角、缝缝等；上海方言语法构词中常有双音节AABB式重叠，比如劳劳曹曹、零零碎碎等现已消失不见；老派上海话中部分生活常用的单音词逐渐演变成双音节词，比如“袜”“绳”“篮”等加上“子”“头”形成“袜子”“绳子”“篮头”等，除一般的“名素”“动素”“形素”都可加后缀“头”构成名词（如名头、插头、滑头）外，还有“量素”后加“头”的如“斤头”“班头”，时间名词后常带“子”比如“昨日子”“今朝子”“前年子”等；“法”泛用成为动词的后缀，比如“走法”“吃法”“分法”等；宾语动词式的合成词比如“雷响”“雨落”转化为动宾式短语“响雷”“落雨”；正偏式合成词“汤三鲜”“汤山芋”等逐渐变成正偏式与偏正式词语合用；在动词语素后词缀“得”加以使动词双音节化等。

老上海话中有带结果补语的“动补宾”结构，比如“外国吃物事用惯刀叉”，而新派上海话中逐渐转用“动宾动补”形式——“外国人吃东西用刀叉用惯的”；“吃药少”“省力惯”“赶老板走”等“动宾补”格式的短语较多，现如今转化为“赶走老板”“费点手脚”等“动补宾”式；上海话一般没有长定语和长状语的句子，如有名词前的较长修饰成分，往往是后置于中心语的，补充说明前句，比如“要买一只竹椅子孙囡坐个”；老上海话中话题语加动词式、话题语加主语加动词式、主语加话题语加动词式的句子较多，比如“要端正种花，空地有否?”“侬卡片有?”“厚底鞋子，侬喜欢着个?”等。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主要社会用语是普通话，但上海方言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代表，包含有地理、历史、民俗等各种信息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并以其丰富细腻的表达丰富着普通话。历代遗留下来的方言语音、方言语词等堪称活化石，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研究沪（吴）方言起源、变化等的活资料。

上海市统计局2014年2月7日公布的“上海市民语言应用能力调查报告”显示，97%的受访市民会普通话，81.4%的市民会上海话，会普通话的上海市民超过会上海话的上海市民。从不同年龄段来看，13-20岁市民中表示“会/会一些”上海话的比例为78.8%，21-40岁为68.6%，41-60岁为86.2%，61-70岁为93%，71岁及以上为89.4%。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出生的市民中，13-20岁市民上海话“听说”能力均为各年龄段最低。其中，“听”的能力平均分为3.9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0.4分；“说”的能力平均分为3.1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1分。由于年轻人听说上海方言能力的下降，用沪语表演的曲艺品种，如独角戏、上海说唱、沪书、浦东说书、锣鼓书和宣卷调等，这些曲种的传承面临着会讲纯正上海话的人越来越少而濒临失传的危险。2017年起，苹果iOS 11系统中的Siri正式支持上海话的听写功能。

截至1987年，仅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而言，沪语播音节目大约占全台文字节目的25%。次年，上海电台采纳英国驻沪总领事的提议，开办英语沪语教材并为在沪的外籍人士教授上海话，节目由沪语播音员和英语播音员示范对播讲解。直到1993年上海《城乡经济》改版，上海电台沪语播音节目被大范围中止，而专职沪语播音员则被迫改以普通话来进行播音或主持其他节目。千禧年之后，随着方言流失的形势日益严峻、传承保护沪语的呼声开始出现。2002年，上海广电系统成立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原上海电台《对农村广播》节目中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阿富根》更名为《谈天说地阿富根》，该节目成为至今唯一一档由专业沪语播音员演播的节目。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舆论界掀起了一股“保卫上海话””救救上海话“的浪潮。有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保护上海的方言文化，规范并推行沪语。上海市教委预启动“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以保存“原汁原味”的上海话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上海话即将消亡的危险性，又重新提出“提倡普通话，不忘上海话”的口号。而吴语言研究学者褚半农根据调查和研究撰写出《上海西南方言词典》和《莘庄方言》两本书，其中收录一万多个上海方言的词条包括词语、俗语等，为当前及以后的方言研究者提供松江方言大区上海西南乡间的方言资料，让濒临灭绝的上海方言得以传承。2009年6月8日起，上海戏剧曲艺频率（AM1197/FM97.2）往沪语电台的方向全新改版，《笑笑乐翻天》《滑稽档案》和沪剧节 目《吴曲乡音》用沪语主持、串场，而电台新节目《锵锵山海经》则以沪语点评沪上文化热点，同年电台开设《迎世博上海话100句》节目教新上海人说说上海话。2011年10月24日，胡宝谈所著《弄堂（上海话）》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上海话小说。该书具有词典化的编排和注释，标注上海话音标，使用上海话正字。同时以上海话为语言载体的文艺作品获得不小的反响，金宇澄的沪语小说《繁花》和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改编的沪语话剧受到欢迎。2013年，上海开始在公交车线路上逐步推广上海话报站。2021年左右，上海电台的沪语播音员创新推广沪语播音的形式，比如上海戏曲广播在其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沪语朗读者》系列，选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学名篇，经沪语播音员深情朗读再精心配乐，也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上海语言文化的地方熟语包括谚语、歇后语和流行语等，上海民间谚语多来自于农业社会时期，被上海人称为“老古闲话”，比如反应传统农民意识的“出门一里，勿如屋里”“吃尽滋味盐好，走尽天边娘好”“金窠[kē]银窠，勿如屋里只狗窠”，随着上海城里商业社会的形成，“勿怕勿识货，就怕货比货”“有借有还，再借勿难”等反映商业意识和商人生活的谚语逐渐流行，同时还有反映教育意义和气象风土的谚语，比如“越胭越懒，越吃越馋”“遨遢冬至干净年，干净冬至递遢年”等；上海的歇后语也是丰富多样，但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于生活中，比如六月里眼觉——勿要面皮（棉被）、稀饭泡米汤——亲（清）上加亲（清）、打虎英雄——吴淞（武松）等；随着上海的现代化和商业化发展，上海人的生活诞生出许多新流行语，比如形容人有个性有内涵有气质和事情做得有章法有模样为“有腔调”、形容戴眼镜人为“架梁”、形容做傻事为“练戆”、形容突然发脾气为“翻毛腔”等。

上海民俗文化中关于“吃”的说法丰富多样，除了正常的吃饭之外，还可以用在抽烟、液体类物质、出售食物的地方、依靠某种事物或职业来生活以及耗费、侵占、钻、嵌、碰到等一系列动词中，比如“吃香烟”“吃食堂”“吃酒水”“吃劲”“吃一拳”等，又比如“吃生活”表示挨打、“吃药”表示上当等用法；对水果糖的称呼也体现出上海独特的民俗文化，比如外来食物用大量的外来音译词称呼，英语“toffee”音译“太妃糖”、英语“nougat”音译“牛轧糖”、英语“juice”音译“求是糖”、英语“chocolate”音译“朱古利”等；上海文化中对颜色的界定和划分较为详细，“皮蛋青”不同于“蟹壳青”，“血牙红”“玫瑰红”“生姜红”“西洋红”各不相同，“铁灰”“银灰”“中灰”颜色的深浅不同等，上海话中还能用ABB形式来形容颜色的状态比如“红通通”“黑黜黜”“黄亨亨”等；上海话中表达婚丧、生育、寿辰等方面的词语也有特点，比如人赘女婿旧称“人（音逆）舍女婿”、招婿的女儿旧称“坐家囱”等，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起上海未婚女婿被称为“毛脚女婿”、元配上海话称“花烛夫妻”，男人妻殁再婚的老婆称“填房”等。上海方言中有许多各地移民和本地人的吉利语，由于上海百姓对生活充满喜庆和派头，因而吉利语常常挂在墙上和嘴边。比如上海人在房里挂一个帆船模型寓意“一帆风顺”或“鹏程万里”、在放鱼头的碗里放上鱼尾寓意“有头有尾”等；上海儿童也有许多包含上海话方言的游戏，但大多数是存在于20世纪末之前，比如挑绷绷（用一根绳子打圈，两人用手指翻换出多种花样）、蛮白相干（玩玩具）、捻捻舞（小陀螺）、拗手劲（掰手腕儿）等；关于上海人的传统过年习俗，从“年三十夜”（除夕）到年初三举行很多许多欢庆活动，年三十除夕的年夜饭包括厚百叶包肉“如意卷”、油豆腐黄豆芽“如意菜”、鸡蛋和肉红烧后蒸制“元宝肉”，接财神要到财神路头前去接称为“接路头”，十六日要吃所谓“财亭馄饨”并有“上灯圆子落灯糕，团团圆圆日日高”的说法；上海女人也有不同的称呼，大户人家的姑娘称为“大家闺秀”，小户人家的叫“小家碧玉”“规矩人家”，追求时髦的叫做“摩登小姐”“时髦阿姐”，而上海男人中有学识有经验的海归白领被称为“老克拉”、老工人老技师等成为“老法师”“老家生”等。

上海地方比较著名的说唱戏曲艺术包括传统民谣、滑稽戏、沪剧、评弹、越剧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上海民谣达到空前繁荣，它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一带的民间通俗说唱融为一体，上海曲艺班子所唱响的民间小调逐渐被“时代曲”吸收改编，后被唱片和电台推动形成冠名“上海时调”的唱本，比如1927年由高亭公司出版唱片民谣《孩儿歌》、1933年由长城公司推出的唱片《十送郎》、上海徐汇区李昱儒学唱的江南小调《芦苇疗养院》等；滑稽戏的前身是徐卓呆、郑正秋等人编写演出的“趣剧”，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众的娱乐文化发展，留洋回国学生等年轻知识阶层的倡导发展通俗喜剧滑稽戏，同时上海独脚戏鼻祖王无能等民间艺人脱颖而出，滑稽戏通常利用方言语词误听、逻辑推理的偷换引出笑话，以此取悦观众并获得民众的欢迎，比如滑稽戏泰斗姚慕双、周柏春在20世纪40年代演说的《英语翻译》等。此外沪剧也是上海开埠之后都市化发展的文化产物，它起源于川沙、南汇一带的山歌东乡调（申滩、申曲），抗战之前沪剧的表演题材主要是农村传统故事，抗战爆发后多是反映城市当下生活状态的现实题材作品，到1946年上海申曲正式定名为沪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陆根荣和黄慧如》《啼笑因缘》《魂断蓝桥》《秋海棠》等；上海评弹指的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近代评弹乃发源于苏州，上海开埠之后苏州评弹艺人大量移民上海，致使评弹发展较为繁荣，并且在上海破例成立男女同演的评弹社团，20世纪30年代中期评弹艺术随着舞台、内容、设备的革新而更加受欢迎，比如沈俭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和《啼笑因缘》等；越剧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繁荣，越剧发源于浙江原属绍兴府嵊[shèng]县的绍兴戏，由上海绍兴戏女子班演员改为越剧，1942年10月之后袁雪芬、尹桂芳等开始改革越剧并创建“雪声剧团”，她们都是著名的“越剧十姐妹”之一，此外还有戚雅仙等越剧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