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朱元璋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封建王朝，历经12世、16位皇帝，立国276年。

明国号的确立具有一定特殊性，它是由元末起义斗争过程中民间宗教名称逐渐演化而来的。朱元璋是元末起义军之一，是继承郭子兴而发展起来的，而郭子兴属于白莲教组织。白莲教宣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将要到来”，借以鼓舞人民反对黑暗的元朝统治，所以又称“光明教”或“明教”。白莲教的首领韩山童称“明王”（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小明王”），都体现其教义宗旨。朱元璋不仅曾经信仰白莲教，而且承认自己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支（他曾为小明王左副元帅）。公元1368年，朱元璋取得政权后，国号称“明”。

元朝统治时期建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体制，且自然灾害频发，民众生活困苦，到了元末时期，社会矛盾加剧。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爆发，颍州白鹿庄农民推举韩山童为首领并以红巾作为标志发动起义，但由于中途韩山童被元朝捕杀，刘福通等人提前发动起义并占领颍州。同年，彭莹玉、徐寿辉、孟海马和郭子兴等湖北、徐州、濠州等地起义军攻城略地，时人称之为红巾军、“香军”（他们信奉弥勒佛，聚集烧香）。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红巾军在元军和地主武装的攻击下遭受挫折，但起义农民仍坚持战斗。

出身安徽凤阳农村的朱元璋在濠州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由于作战勇敢和胆识过人而受到郭子兴的赏识，在军中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军队并不断扩大势力。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刘福通和韩林儿在亳州建立龙凤政权，适逢郭子兴去世，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和朱元璋为副元帅。虽然朱元璋在官阶上排名最低，但朱元璋有自己的军队和部将谋士且能力超过郭天叙等人，因此朱元璋对龙凤政权的任命表示不满，表面上他仍采用龙凤政权的年号却不受控制。同年六月，朱元璋率军渡江攻取牛渚矶、采石镇和太平城，使朱元璋军队的缺粮问题得以解决。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军攻占集庆城并将其改为应天府，之后继续攻取包括镇江和广德等其他地区，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很快就落在朱元璋之手。随后几年，朱元璋趁韩林儿军队牵制北方元军之际向东南发展，相继攻占常州、泰兴、江阴、扬州、宁国、徽州、池州、建德、婺州、诸暨、衢州等江浙皖南地区，同时朱元璋采取措施巩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之后，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决定先打陈友谅后灭张士诚，同年陈友谅率军与张士诚联合进攻朱元璋，朱元璋致信诱使陈友谅主动出击，陈友谅应天被朱元璋军队伏击而败退江州，朱元璋随后攻占太平和安庆。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率军攻击韩林儿和刘福通，韩林儿向朱元璋求援，陈友谅趁机进攻朱元璋的地区，但最终失败并在战斗中死亡，朱元璋的军队随后占领湖北地区。次年朱元璋在应天建立吴政权，任命李善长和徐达为丞相，后他命令徐达和常遇春进攻张士诚的淮东和浙西地区，而朱元璋的军队攻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并包围平江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军队攻破平江城并俘获张士诚。同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中原，并命人书写讨元檄文以收取民心。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徐达等人先后平定山东、河南、通州等地，并最终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同年明军攻占元大都后，明太祖朱元璋派徐达西征秦晋地区，徐达趁扩廓帖木儿远征北平之际攻占太原，又在扩廓帖木儿回师途中将其击败。次年春，徐达、常遇春等人占领陕西奉元路并将其改为西安府，而后常遇春、冯胜攻占凤翔并设立临洮卫。明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明朝政府在陕西、山西设立两个行省。同年六月，常遇春受朱元璋之命从凤翔回北平，与李文忠率八万步兵和一万骑兵攻克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元顺帝向北败逃到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朱元璋于次年正月命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等人率军兵分东西两路远征沙漠，明军击败王保保并攻破应昌迫使元朝残兵再次北撤。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又命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各率五万骑征讨蒙古，此战后朱元璋对蒙古逐渐改为防御战略，并任用蒙古上层人物以招抚和分化蒙古势力。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蓝玉等人率军进攻北元到捕鱼儿海（今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西南即今贝尔湖），俘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以及其他亲王将相，此后蒙古势力渐衰。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调动大军进攻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汤和、廖永忠等人率南路军从瞿塘进攻重庆，傅友德、顾时等率北路军从秦陇进攻成都，廖永忠船队攻入夔州抵达铜锣峡后，明玉珍之子明昇在重庆向汤和投降，驻守成都的戴寿也向傅友德投降，至此明军成功平定四川。朱元璋初期意图招抚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他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和明洪武八年（1375年）先后派遣翰林院待制王祎和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出使云南，但梁王拒绝投降并诛杀使者。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亲自部署并派遣郭英、胡海洋等率第一路从永宁（今四川叙永）南下进攻乌撒（今云南镇雄）；傅友德与蓝玉、沐英率另一路从湖广进攻贵州普定、普安。明军切断云南的战略要地曲靖后，梁王逃入罗佐山最后自尽于普宁州，直到次年闰二月明军平定云南全境。同年明朝建立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来管理云南军政事务，并在重要的军事区域设置卫所，期间沐英平定云南乌撒土司等少数族群的叛乱，最后其家族留在云南继续镇守直到明朝灭亡。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将其权力分配给六部并提高职权，直接向皇帝负责。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颁布《律令宪纲》并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制定《大明律》。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为由处死宰相胡惟庸等人，之后朱元璋多次对官员进行大规模清洗，导致李善长等大量官员被处死。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因怀疑贪污而展开了对官员的大规模调查，涉及全国的官员和地主富户。他采取了迁移地主到首都南京的政策，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并同时更容易控制他们。明洪武元年（1368年）冬天，朱元璋派遣夏原吉、詹同等人分别到各地寻访人才，并鼓励各地推荐人才，人才推举的科目包括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等，此外也直接从“富民”中选用官员，同时严厉打击拒绝合作的人。洪武初年，朱元璋规定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还指示各地农村建立社学。

明太祖朱元璋坐像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后其皇太孙朱允炆登基为帝，改次年为建文元年。朱允炆即位之后实施“永维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的革新方针，首先他任命方孝孺为侍读学士直接参与改革，并开始裁省和合并地方州县，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朱允炆裁掉六科左右给事中、各布政司的布政使，同时调整五军都督府、大理寺、各部职官的数额。此外朱允炆采纳方孝孺的建议将尚书品级升至正一品，以提高政治效率和决策机构的稳定性；明建文二年（1401年）二月，朱允炆重改都察院为御史府使其主要宣扬教化，同时减少刑狱案件。在经济改革方面，朱允炆以“善法利民”为原则改变明朝祖制，建文二年（1401年）朱允炆重新调整官田科则，规定征收赋额每亩不得超过一斗，基本上取消官、民田的本质差别，也基本调整江南经济区的赋税政策。

朱允炆即位之初采纳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削藩，他首先抓捕周王朱橚和岷王朱楩并将其废为庶人，同时将代王朱桂和齐王朱榑分别幽禁于大同和京师。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任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监视燕王朱棣，后任命都督宋忠率兵三万驻守开平，但此时朱棣听从姚广孝的建议暗自练兵，自己佯狂装病以骗过朱允炆。同年七月，朱允炆下令逮捕燕王府官属，朱棣和亲信张玉、朱能设计擒杀张昺、谢贵，随后趁夜率兵攻夺九门并控制北平，以“靖难清君侧”的名义正式起兵反抗朱允炆。燕军先后攻克居庸关、怀来、密云、遵化、永平等州县，并擒获都督宋忠等朝廷将领，基本清除北平城外围的明军势力。明建文元年（1399年）八月，朱允炆任命老将耿炳文率军讨伐朱棣，但耿炳文大军在滹沱河被燕军击败，后朱允炆又派遣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伐燕。同年九月，李景隆聚集五十万大军驻守河间，朱棣命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自己亲率大军援助永平，后朱棣趁朝廷行动之前袭取大宁并吞并宁王的朵颜三卫。朱棣回师后与北平城内的朱高炽在郑坝村内外夹攻，迫使李景隆败逃德州。明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率军六十万与燕军在白沟河大战，起初南军多次取胜但指挥失当而败逃济南，直到次年二月，燕军相继攻破沧州、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顺德、广平、大名等地，之后燕军利用南军缺粮和军心不稳而攻破南军防线，俘获南军将领平安等人，之后南军节节败退，同年六月朱棣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城，朱允炆死于宫中，朱棣在南京皇宫中登基，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靖难之役示意图

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恢复部分藩王之前被削的权力并对其奖赏以示恩惠，但他将权力较大的宁王朱权改封至南昌，之后随着朱棣的地位逐渐巩固，他开始有计划地削减其他藩王的权力。从明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至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先后削减并免除代王、齐王、岷王、辽王和周王等藩王的护卫和官属，并增加了中央政权的武力，按照传统又为自己的儿子朱高煦和朱高燧设置了护卫。此外，朱棣在位初期严厉镇压政敌，后开始任用愿意为他服务的官员以稳定政局。在经济方面，朱棣登基之后继续执行促进社会生产的政策。明永乐元年（1403年），他通过迁居移民政策开垦田地。除此之外，朱棣还高度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建。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令夏原吉负责清淤吴淞江并利用闸门控制水量，该工程动用十万民夫并于次年九月完成，使得苏松地区的农业收益得以增加；其次朱棣还于明永乐九年（1411年）采纳济宁同知潘叔正的建议派遣宋礼疏通元末废弃的会通河，还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将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部分原因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北方的蒙古贵族侵扰，而且运河的疏通解决了粮食运输问题，为北京作为首都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举措对巩固北方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管辖起到积极作用。

明成祖坐像朱棣

明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率领包括62艘船、人员27000多人在内的船队从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出发，先后到访了今越南南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泰国、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历时两年三个月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返回南京。从明永乐六年（1408年）到明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又进行了六次远航，共历时二十余年，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的船队曾到访的地方包括今加里曼丹北部、马来半岛、爪哇、斯里兰卡肯尼亚的马林迪等地。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加强了各国政府和人民间的友谊。在郑和的远航期间，很多国家派使臣来中国建立邦交和进行贸易。

洪武年间明朝所绘大明混一图

明永乐初年，朱棣对漠北蒙古采取防御和分化政策，他分化鞑靼的上层人物以削弱鞑靼势力，平衡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以维持漠北的均势，有意支持瓦剌以牵制鞑靼。明永乐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派使臣金塔卜歹和郭骥前往鞑靼祝贺本雅失里成为可汗，并送还俘虏表示诚意，但本雅失里杀害使臣郭骥并计划攻击兀良哈部，朱棣获悉后下令军队准备作战。同年七月，朱棣致信本雅失里开战并任命丘福为大将军，调动十万骑兵出征，但不久丘福的军队在漠北遭到重大失败。明永乐八年（1410年）三月，朱棣下诏并亲率五十万大军进攻漠北蒙古，本雅失里获悉明军来临后与阿鲁台商量投奔瓦剌，但阿鲁台与本雅失里意见相左而分开，朱棣趁蒙古内部失和之际率军追击本雅失里并在斡难河将其击败，之后明军在飞云壑击败阿鲁台，阿鲁台派人送礼表示投降。

后漠北的瓦剌部族实力逐渐增大，和鞑靼的势力平衡被打破，瓦剌领导人马哈木继续向明朝索要物资和武器，并拘留明朝的使节，明朝为维护区域的稳定而进行第二次北征。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朱棣亲自率领军队进攻瓦剌，经过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战役等一系列的战斗之后，明军以重大伤亡的代价击败并重创瓦剌军队。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获悉阿鲁台的使者在边境抢劫，于是命令边境将领制止并致信阿鲁台加以约束。次年朱棣不顾大臣们反对决定讨伐阿鲁台，但无果而终。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朱棣听信阿鲁台即将犯境的边关急报而第四次发动北伐，但依旧无果而终，次年朱棣第五次决定亲自出征漠北，同样没有找到敌人，而在返回途中朱棣因病去世。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太子朱高炽即位（史称明仁宗），改明年为洪熙元年，但朱高炽由于身体原因在位仅一年而便驾崩。明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去世后朱瞻基即位，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其皇叔汉王朱高煦部署五个军队趁机起兵叛乱，朱高煦试图联络张辅一同反叛，但张辅将朱高煦的使者捕获并告知朱瞻基。朱瞻基得知朱高煦叛乱后采纳杨荣的建议亲自率军讨伐高煦，朱高煦在叛军被包围之际投降，并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被处死。

明仁宗朱高炽坐像

明仁宗和明宣宗在位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参与政务处理并逐渐升至更高官阶。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初倚重旧臣、内阁大学士“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深受仁宗的信任，并在内阁任职时间较长，具有很高的威望。仁宗和宣宗两任皇帝都提升他们的官阶，宣宗朱瞻基还将票拟权（草拟对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赋予内阁大学士，致使首辅制度（首辅是资历最深，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其他的大学士作为辅助）开始形成。

明宣宗朱瞻基坐像

仁宗和宣皇帝倾向于听取臣下的建议。此外，仁宗和宣宗定期对中央和地方官员进行考核，严厉控制宦官，还采取鼓励栽种桑树和枣树、减免部分地区的税收等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措施，同时修改科举考试的规则以平衡不同地区的录取比例，也扩大了明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周边形势也较为稳定，仁宗和宣宗避免与北方的蒙古族发生冲突，同时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加强管理，设立西南地区的布政司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治理。

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朱瞻基去世，皇太子朱祁镇继位（史称明英宗），即位后的年号为正统。朱祁镇当时只有九岁，太皇太后张氏（朱祁镇的祖母）委任“三杨”等人主持政务。在正统初年，政府继续执行明朝仁宣时期的政策。然而，宦官王振开始逐渐控制权力和干预政治，并极勾结其他官僚，以增强自己的权力。太皇太后张氏最初对王振保持警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信任王振，并允许他参与处理朝政。到了明正统六年（1441年），王振摆大权在握，广泛树立私党。在王振的控制下，宫廷的开支增加，军事活动增加，对人民的剥削加剧，社会问题严重。王振开创明朝宦官握有重大政治权力的先例，他的行为也加剧了明朝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明英宗朱祁镇坐像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朱祁镇获悉也先领导瓦剌军队侵犯边境，他在王振的误导下决定亲自出征，并命令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邙金、户部尚书王佐等文武官员随同出征，同时安排太监金英辅和郕王朱祁钮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负责代理京城军务。

同年7月16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但由于组织不善而致使军队内部出现混乱，而且兵部尚书邙金在行军过程中从马上摔下受伤。在到达大同之前，由于军队缺粮和士兵疲惫致使军心不稳，再加上天气恶劣，士气低下，王振不顾劝阻强行前行，后得知前线战败时又决定撤退，同时他担心大军撤退会破坏他的家乡，于是他命令军队改变方向撤往宣府，而大同参将郭登建议从另一条路撤退却被王振拒绝。[

明军撤退到宣府后被瓦剌军队追击，朱祁镇派遣吴克忠和吴克勤率军抵抗但二人相继阵亡，之后将军朱勇和薛绶率领骑兵救援，但被瓦剌军包围以致几乎全灭，朱勇和薛绶也双双战死。八月十三日，朱祁镇和王振在瓦剌军的袭击下加速撤退至土木堡，而明军此时人马饥渴，瓦剌军趁机进攻明军。十五日，也先假装撤退并派遣使者与明军谈判，朱祁镇误信也先的谈判放松警惕，瓦剌军趁势发起四面包围的攻击，明军士兵不敌战败，朱祁镇本人被瓦剌俘虏。此次战役在明史上被称为“土木堡之变”，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土木堡之变战线图

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的的消息传到北京，百官俱惊。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皇帝异母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朝臣商议后续的计策，以徐有贞为首的部分大臣主张将都城迁回南京，但皇太后采纳兵部侍郎于谦的建议反对迁都固守北京。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瓦剌首领也先和脱脱不花挟持英宗朱祁镇并率领瓦剌军进攻大同并试图夺取北京，大同守将郭登加强防御并将情况报告给京城。明朝在接到郭登的战报后加强了京城的防御。朱祁钰命令于谦指挥军队并释放部分囚犯来协助防御，并召集官员讨论防御策略。于谦主张在城外迎击敌人并分配各路军队在京城外的位置，在军队部署完成后关闭城门。也先率领瓦剌军在投降瓦剌的明朝宦官喜宁引导下，通过山间小路成功攻破紫荆关并继续向北京进发，抵达北京城下后开始列阵，也先试图通过谈判和诡计来测试明朝的防御但没有成功。

十月十三日，于谦和石亨率领明军在德胜门外与瓦剌军交战，明军通过巧妙的伏击和火器的使用成功击退瓦剌军。不久瓦剌军在西直门发起进攻，但再次被明军击退。战斗结束后，于谦重新部署军队，并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防御。瓦剌军在遭到挫折后，在彰义门发起进攻，但再次被明军击退。经过几天的战斗，瓦剌军未能取得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士气低落，而明军的士气则相对旺盛。由于无法成功攻破明朝的防线，也先最终在十月十五日撤退。

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六日，朱祁钰接受皇太后的旨意登基即位，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并以翌年为景泰元年。北京保卫战胜利之后，朱祁钰针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限制太监的权力；其次，朱祁钰规定锦衣卫只能在具体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且必须遵守法律。此外，朱祁钰还下令停止由大臣保举而是采用公开推选的方式来选择官员，同时还裁减冗余的官员以防止官僚体系的无节制扩张。

景泰年间，朱祁钰还着重解决经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取消由富户充当粮长的粮长制，限制土地兼并。此外朱祁钰还鼓励开垦荒地，适度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并将农业生产作为评价官员的标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朱祁钰颁布法令严禁相关权贵、官员榨取百姓。同时他还采纳太仆寺卿李实的建议规定马匹年龄推动马政逐渐合理化，之后他又恢复军屯制度以确保军队的供给并促进生产。

明景泰二年（1451年）五月，于谦召集相关人员讨论军事问题，上奏朱祁钰请求实行团营制并组织团营训练，朱祁钰采纳于谦的建议将在京的官军编为三个营，由不同的将领统领并进行训练，同时选拔六万精兵进行团营训练，由石亨担任总兵官，孙镇和范广担任副总兵进行团练。同年，于谦在朱祁钰的支持下进行了京营制度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团营，选拔十万精兵分为五个营进行训练；总结与瓦剌作战的经验，提出安营和作战的方法；进行实战性训练。此外，景泰三年十二月，还制定了各级军官的军伴数量，以限制私人雇佣军的使用。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由于其利用朱祁镇与明朝谈判的计谋破裂，于是送还朱祁镇。朱祁钰在北京东安门简单拜谒之后就将朱祁镇安置在南宫。景泰帝统治末期，由于景泰帝健康状况恶化并且没有确立继承人，因此宫内太监曹吉祥、张轨等人趁机在景泰帝生病前的正月十二日，就赶往南宫想迎立明英宗朱祁镇复位。

同时，景泰帝的亲信武臣石亨也考虑景泰帝去世后的事情。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四日夜，徐有贞表示赞同拥立明英宗复辟的计划后将之告诉石亨。在石亨和曹吉祥的协助下，徐有贞和其他参与政变的人在夜间顺利进入皇宫，后明英宗被迎至文华殿成功复位，徐有贞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兵部尚书，并兼学士入内阁参理机务，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朱祁镇复辟之后的第二天就下令逮捕并处死少保于谦等人，并在明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恢复太监王振的官位，同时对忠心辅佐朝廷的大臣加以迫害，但由于曹吉祥、石亨频繁在朱祁镇面前邀功骄矜，朱祁镇对他们的专权也心感不安，朱祁镇决定采纳李贤的建议限制他们二人的接触。石亨获悉后开始计划叛乱，他将石彪安置在大同作为据点以支持叛乱，明天顺三年（1459年），朱祁镇召见石彪但被其拒绝，朱祁镇在怀疑之下命令石彪返京并将其投入狱中，同时以多项罪名将石亨逮捕并迫使其死于狱中，石彪等人也被处死。曹吉祥和曹钦一党得知石亨和石彪失败而决定进行军事政变，但由于计划泄露而遭到皇宫军队的反击，曹吉祥失败后被处死。

明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朱祁镇病死，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翌年为成化元年（史称明宪宗）。成化年间，皇帝朱见深没有太多的政治建树，反而是同时期的宦官权力逐渐增大并干预国家政务，他们继续通过司礼监干预国家的政策，并利用特务机构控制军队和地方政府。此外，宦官还控制了政府官员的任免，1464年，明宪宗批准了一项建议，征募12万壮勇的官军，并分为十二个营，由不同的官员指挥。明成化三年（1467年），明宪宗朱见深派遣李瑾为将军，镇压反叛的四川永宁少数族群，并以宦官刘恒监督军队。

明宪宗朱见深坐像

在这一时期，宦官不仅保留了以前的权力，而且其权力有所扩大，主要体现在增设了一个名为“西厂”的特务机构。西厂最初由瑶族人汪直掌控，汪直受到明宪宗的宠爱而掌握大权。西厂的设立使其权力迅速增长，超过了“东厂”的特务机构和锦衣卫。西厂有权在不经过审批的情况下逮捕朝臣，并以严厉的手段处理民间琐事。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因汪直的权力滥用而被废除，但在同一年又被恢复。西厂的重开及其随之而来的大肆逮捕，使政治氛围变得紧张，引发了一些高级官员的反对，最终汪直因广泛的不满和一系列事件而倒台。西厂和汪直的权势在此期间起了显著作用，使宦官在成化时期的权力达到顶峰。

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去世，皇太子朱佑樘于同年九月即位（史称明孝宗）并改明年为弘治。明孝宗即位初期，面对朝中政治混乱的局势，着手进行政治改革。朱佑樘的政治改革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勤政、节俭、抑制权贵的滥用职权，并减轻百姓的负担。除此之外，朱佑樘还比较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并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明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朱佑樘要求将京城和地方的官员姓名列出，并张贴在皇宫的文华殿，任何人的晋升或罢免都可以及时更新在名单上，同时他还要求吏部和都察院认真考察官员的工作业绩。朱佑樘在位期间，朝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大臣，如王恕、马文升等。他还鼓励开放言路，允许臣子上书提建议和直言谏言，比如一位名叫虎臣的太学生因上书谏言而受到奖励和提拔。朱佑樘在弘治时期的政治改革有利于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他的统治下社会相对稳定，农民起义减少。

明孝宗朱佑樘坐像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初七，明孝宗朱佑樘去世，在临终前将其15岁的太子朱厚照交给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辅佐。朱厚照于五月十八日继位为皇帝（史称明武宗），改明年为正德元年。明武宗登基后不久开始依赖太监刘瑾及其他七人，这八人被称为“八党”或“八虎”，并频繁参与歌舞和游乐活动。明武宗宠信“八党”排挤马文升、谢迁等试图纠正朝纲的官员。

刘瑾在夺得更多权力后加强特务统治，并通过各种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断满足明武宗的娱乐欲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刘瑾被处死之后，明朝的政治环境有所改善但明武宗依然生活腐化，任用佞臣，大兴土木，也喜欢女色和玩弄猛兽。明正德七年（1512年），江彬通过朝中的宠臣钱宁得见明武宗，并因其勇猛和善于谈兵而受到宠幸。江彬还鼓励明武宗频繁地外出巡游。明正德九年（1514年），明武宗因为与老虎嬉戏受伤致使一个多月不能上朝，两年后他又让居庸关的太监李嵩送来活的虎豹。除此之外在明正德十年（1515年），明武宗耗费大量财力修整和扩建豹房，后在太监的建议下修建了太素殿、天鹅房、船坞等并修缮御马监、钟鼓司、火药库等。

宁王朱宸濠在刘瑾掌权时期就开始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明正德二年（1507年）通过行贿刘瑾成功恢复护卫，但在刘瑾倒台后，朱宸濠的护卫再次被取消，后朱宸濠通过贿赂等方式在明正德四年（1509年）又恢复了护卫。之后朱宸濠通过多种手段讨好明武宗，又强夺民间财产和土地，并私自训练兵士等。朱宸濠在得知明武宗无嗣的情况下请求用其子继承皇位，为此明武宗赐予他异色龙笺。然而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派遣官员前往收回朱宸濠的护卫，并要求他归还所夺取的财产，朱宸濠获悉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以庆祝生日为名设宴，并在次日威胁地方官员加入叛乱队伍。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乱后，立刻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急檄各府州县派兵前来会剿。王守仁集结兵力于七月二十日攻克南昌并擒拿万锐等人，正在围攻安庆的朱宸濠获悉后马上撤兵回救，后叛军在黄家渡等地被王守仁所派的邀击部队击败，退保樵舍（在南昌东北方向）并连接战船组成方阵。七月二十六日，明军以火相攻大败朱宸濠，将士焚溺而死者三万余人，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皆就擒。

在听到朱宸濠发起叛乱的消息后，明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决定亲自前往镇压叛乱，他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七月十三日命令总督军务的将军朱寿率军征讨朱宸濠，明武宗于同年八月底到达涿州，虽然已经得知朱宸濠被擒获，但朱厚照选择继续南巡。十月，明武宗从临清继续南下，经过济宁、徐州，到达淮安的清江浦，而此时王守仁将朱宸濠押送至杭州，并将他交给太监张永。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明武宗在南京举行受俘仪式后从南京北返，途中在清江浦由于船翻而落水但被属下营救，同年十二月朱厚照下令处死宁王朱宸濠。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明武宗在豹房去世，终年31岁。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一日，由于武宗朱厚照身后无子，皇太后张氏让太监张永和大学士等人讨论皇位继承问题，首辅杨廷和提出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即位，皇太后张氏批准后要求群臣在郊外直接劝进新皇帝即位，改明年为嘉靖元年。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讨论崇奉其父兴献王的典礼，毛澄向杨廷和报告并取得指示，但明世宗对杨廷和的建议表示不满。七月张璁上奏提出符合明世宗意愿的建议，他赞成明世宗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但遭到杨廷和等人的反对。明世宗的母亲蒋氏反对朝廷大臣的建议而拒绝来京，最终明世宗接受了将其父母称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提议，蒋氏同意进京。

明世宗朱厚熜坐像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支持明世宗的张璁被杨廷和安排外放，而明世宗继续致力于给父母加“皇”字但遭到反对，次年由于朝廷反对加“皇”字致使明世宗妥协。明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下令给其父母加“本生皇考”和“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称，并在皇宫内的奉先殿旁为他们设立庙宇供奉，此举引起包括詹事杨慎等人在内许多官员的反对。同年七月十五日，这些反对的官员在左顺门前跪拜并要求撤销该命令，明世宗对此不满并命令逮捕首要反对者等共134人，而另有86人被责令待罪，并对四品以下的官员进行处罚（史称“左顺门事件”）。期间明世宗的生父的神主被迎到北京并置于观德殿，正式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明嘉靖四年（1525年），官员何渊提议在太庙供奉明世宗的生父，但其他人提议建立一座新的庙宇，并将规模做得比观德殿更大。明世宗接受建议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建成庙宇并将其命名为“世庙”。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世宗将其重新命名为“献皇帝庙”，之后明世宗让大臣们讨论在太庙祭祀他生父的问题，并在9月正式尊他为睿宗且在太庙供奉。

明世宗即位后不久，受太监崔文等人的影响，对方术和鬼神产生浓厚兴趣，并在宫殿和其他场所进行斋醮活动。明嘉靖二年（1523年），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上疏劝告，但明世宗没有采纳。明嘉靖三年（1524年），来自龙虎山上清宫的方士邵元节被召入京城并获得官职和赏赐，为制作长生不老药，明世宗听从其建议采用虐待童女的方法（少女初潮的血液为药引）获取炼药原料。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皇宫发生宫婢造反事件（壬寅宫变），十六名宫婢试图杀害明世宗但失败被处死，事后明世宗并没有吸取教训而继续追求长生不老。他搬到西宫不再参加郊庙活动和会见大臣，并拜陶仲文为师，之后还给自己和父母加上道号，在斋醮仪式上使用“青词”，并因此宠幸一些擅长文学的大臣（比如严嵩等人）。明世宗晚年派人四处寻找方术，陕西人王金和申世文等人伪造书籍和药方并献给明世宗。由于这些药方的性质和成分不适合食用，明世宗在服用后出现健康问题，并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去世。

明朝嘉靖年间，日本战国时代的封建藩侯割据称雄，他们意图与明朝通商但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由日本武士、浪人等组成“倭寇”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并且活动日益猖獗。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在巡按浙江御史陈九德的提议下，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以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整顿海防并诛杀与倭寇勾结的奸商地主，由于触动闽浙豪绅地主的利益而被罢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汪直勾结倭寇大举侵略明朝沿海地区并烧杀抢掠，次年秋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门负责总督军务剿倭，之后张经联合永顺宣慰使彭翼南、保靖宣慰使彭荩臣在王江泾击败倭寇。嘉靖三十五年（1555年），戚继光驻守浙江后在义乌招募三千由农民和矿夫组成的军队，严明军纪的同时创造“鸳鸯阵”战术以操练士兵，不久训练出战斗力较强的戚家军精锐部队，从嘉靖四十年（1561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春，戚家军先后在龙山、台州、仙居等浙东地区以及牛田、兴化、平海、仙游等福建地区击败倭寇，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最终明朝中期的倭寇之乱被平定。

侵犯明朝与朝鲜王国沿海的倭寇。倭寇主要由日本浪人与流浪海外的中国水手所组成

嘉靖后期的改革主要侧重于赋役制度方面。在嘉靖时期，由于土地并入问题，国家的税收减少，同时民众赋税负担不均衡成为严重问题。明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明世宗批准大学士桂萼关于新增田地、寺观田土和编审徭役的三项建议。次年三月，御史傅汉臣将编审徭役的改革称为“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不受原定的里甲限制，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调整徭役。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欧阳铎担任右副都御史，在苏州和松江等地实施“征一法”，旨在平衡重轻赋税，通过逐步减少重税并增加轻税，使之更加均衡；潘季驯则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以御史的身份巡视广东，并在该地推行“均平里甲法”（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让民众按照其能力缴纳税款）；庞尚鹏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担任御史巡视浙江，他实行了“十段锦法”和“一条鞭法”。除了浙江，庞尚鹏还在广东和福建推行了一条鞭法。

明代一条鞭法施行图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明世宗朱厚熜去世，十二天后他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垕继位（史称明穆宗），改明年（1567年）为隆庆元年。明穆宗未进行大规模土木建设但花费很大，他日常热衷于娱乐和消费，从国库中调用大量资金用于个人娱乐和奢侈品购买。隆庆初年，明朝的北部边境不稳定致使军费需求增加，但明穆宗的挥霍增加了财政支出，明朝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明穆宗朱载垕坐像

隆庆时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发展，并且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包括吏治和边防，期间海瑞、高拱、戚继光和王崇古等人是著名的改革人物。明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担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进行了以下四项主要的改革活动：打击地方豪强，并为贫民恢复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节俭政治，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开展水利工程，改善灌溉设施。同样在隆庆时期，高拱作为大学士兼管吏部，对选拔官员的方法进行了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选择合格的官员，并得到皇帝的认可。戚继光在隆庆时期主要贡献是整顿蓟镇的防御，他增筑空心敌台以加强防御，并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术，这种措施得到内阁大学士的高拱等人的支持，戚继光得以镇任职长达十六年，成功整顿了蓟镇的防御。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四月，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土。张居正在谋求成为首辅期间，东厂提督太监冯保与大学士高拱产生矛盾。随后，冯保与张居正合作，共同排挤高拱。在穆宗去世前，冯保让张居正起草遗诏。高拱发现后非常不满。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年）去世，其子朱翊钧继位，是为明神宗。明神宗在位初期，政务由穆宗的皇后和神宗的生母李贵妃主持。冯保在这段时间内势力增强，掌握司礼监并督导东厂。

明神宗朱翊钧

高拱试图夺回权力，请求限制司礼监的权力，并指使其他官员攻击冯保。他通过信使告知张居正，然而张居正却向冯保报告了此事。冯保向太后抱怨高拱擅权，太后同意其意见。后来，高拱被驱逐出内阁。随后，张居正成为首辅，并掌握实权。张居正积极推进改革并批评那些固守陈规的人。他注重实效，并着手整顿吏治。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要求各级官员按照法律执行政令，并设定了考核标准和方法，通过逐级考核来确保政令的执行。他还在考察中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职员，奖励了表现优秀的官员。此举加强了政府的效率和严肃性。张居正的行政改革为其推行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

张文忠公坐蟒赐服像

张居正在担任内阁首辅期间，致力于加强边防。他认为边防至关重要，并主张采取果断行动加强边防。为此，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改善蓟镇的防务，同时支持王崇古处理与北方民族的关系，并任命李成梁担任辽东防线的指挥官。此外，张居正还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并强调需要优秀的教育官员。因此，在1575年，张居正对地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规定学校要严格考核学生和教师，对不称职的人员进行淘汰。同时，他对提学官的选拔和任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就任首辅时，明朝的财政状况十分严峻。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张居正采取了节约和增加收入两方面的措施。在节约方面，他削减了不必要的官员和开支，特别是皇家开支。在增加收入方面，由于当时地主阶层逃避纳税，导致国库收入减少，张居正便严格征收田赋，并清理历史欠税。这些措施使明朝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另外，张居正还在1581年推行了一条鞭法。该法将原来复杂的税制简化为以银两为单位的单一税制，取消了劳役，改为用银两代替。

哮拜原是蒙古勒里人，在嘉靖时代因得罪酋长而家族遭受打击，后加入明军并因战功而逐渐晋升。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部分蒙古部落反叛，哮拜自愿率军参与平乱，但巡抚党馨对哮拜采取不支持的态度，致使哮拜不满。哮拜在平定叛乱后因不满而采取敌对态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刘东扬率军发动叛乱，杀死巡抚党馨及其他官员。哮拜等人也参与叛乱。明政府调集军队镇压叛乱。经过几个月的围攻，宁夏城被围困，城内外都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叛军内部发生混乱，哮拜在战斗中死亡，明政府平定叛乱但付出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巨大代价。

援朝抗倭是指16世纪中后期日本在丰臣秀吉的领导下入侵朝鲜，明朝为援助朝鲜而进行的战争。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军队多次战败致使首都汉城被攻占，朝鲜国王逃亡并请求明朝援助。明朝起初派兵3000多人前往朝鲜但在平壤战败，明廷接着派遣李如松率领四万余人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成功收复平壤，并继续收复其他失地。然而在接近汉城的地方，明军遭到日军包围并损失惨重。此时日军由于粮食短缺和疾病困扰而士气低落。丰臣秀吉试图通过谈判获得时间，但其真实意图是调整兵力并再次进攻，在和谈期间日军撤出汉城。丰臣秀吉之后再次出动14万军队进攻朝鲜，明朝再次派兵援助朝鲜，双方进行多次战斗。丰臣秀吉去世后，明朝和朝鲜联军乘势攻击，成功赶走日军并最终取得胜利。

杨应龙是明代播州（明朝时位于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地区，今贵州遵义地区）的第二十九代土司，同时是唐末播州杨氏家族的后裔。明隆庆元年（1571年），杨应龙继承宣慰使后多次协助明朝政府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杨应龙开始违反法律，并严厉统治播州的各族人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报杨应龙的暴行，明朝政府原计划处罚他，但由于战事的原因而暂时不予追究，此后杨应龙虽然表面上向明朝输送金子赎罪，但暗中积蓄力量以图谋独立，期间开始频繁出动劫掠周边地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他大败前来进剿的明军，次年六月明朝调集兵力围攻杨应龙并攻破其据点，杨应龙被迫自缢身亡。杨应龙死后，明朝在播州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播州地区被划分为遵义府和平越府，分属于四川和贵州两个行政区划。

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朱翊钧开始亲政，起初明神宗有一些积极的作为，但不久后以健康问题为由开始怠政。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明神宗以健康问题为由减少朝见，还停止经筵讲学（皇帝听取学者讲解经典的活动），他让官员以书面形式提交讲解，实际上取消了经筵讲学的实质内容。明神宗还开始常常不回应官员的奏折，这些奏折被留在皇宫而没有得到处理，此外明神宗还减少亲自参与祭祀活动。由于明神宗的怠政致使政务处理不及时，官员的任免和晋升受阻，官员的空缺增加，很多政府部门人手不足，很多政务被取消或者延迟处理。例如因为某些职位空缺，大量的法律案件得不到处理，狱中囚犯的数量急剧增加，这导致政府机构效率低下，影响了明朝的统治稳定。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的尼堪外兰引导明军进攻建州的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努尔哈赤成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对明廷支持尼堪外兰感到不满，同年五月他起兵攻击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五年时间内，努尔哈赤成功控制苏克苏浒部、浑河部、哲陈部、董鄂部和完颜部，后他用二十多年时间统一了长白山地区的纳殷、珠舍里、鸭绿三部和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部，并向北和东扩张征服东海诸部。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拥有约六到七万精兵。

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和改革。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国号大金。他与明廷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但在统一女真部落时不受明朝的控制。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发动攻击并攻占多个城市。次年二三月间，明军集结全国精锐20万和朝鲜等军队，号称47万大军向辽东发起进攻，兵分四路进军，但因为军事秘密泄露，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被努尔哈赤击败（史称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的关键战斗），明朝战败后在辽东的统治日益虚弱，而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得到巩固。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为泰昌元年。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朱常洛开始身体不适，后在乾清宫召见英国公张惟贤和大学士方从哲等十三人，并命皇长子出见。八月二十九日，皇帝病情加重并再次召见方从哲等，同日鸿胪寺官李可灼给皇帝进红丸药。九月初一，皇帝朱常洛在乾清宫去世，皇长子继位为熹宗。光宗在位期间红丸和移宫两个案件给当时的政局带来动荡。红丸案指的是朱常洛生病期间食用李可灼进给他的红丸药后去世，一些大臣质疑红丸药的使用，认为是误导皇帝服用危险药物。移宫案是指光宗去世后，一位侍女李氏住在乾清宫，杨涟和左光斗和其他大臣建议要求李氏移居到别的宫殿。光宗朱常洛在为太子时，太子妃郭氏早逝，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也早逝。太子宫中有两位侍女，分别是东李和西李，西李很受宠爱并常抚摸皇长子朱由校。一些大臣劝说李氏移居到别的宫殿，为皇长子提供支持。李氏最初不愿意搬迁，但在其他大臣的压力下，最终同意移居到别的宫殿。皇长子在其他大臣的支持下，成为新的皇帝（史称明熹宗）。

明光宗朱常洛坐像

朱由校登基得益于杨涟、左光斗、周嘉谟等正直官员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的支持。朱由校在前期信任并依赖这些人，因此在天启前期，正直派官员的势力逐渐增长，一些在万历时期被排斥的正直官员（如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陆续返回朝廷并担任要职。正直派官员的回归和增长势力使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清明，主要表现在整顿吏治、澄清政策方面，比如周嘉谟提出并实施各种吏治改革措施，张问达在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利用外察和京察机会公正处理人事任免。同时政府还采取了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发放内帑以支持边防军事开支，以及减免税收等，但由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及正直派官员的精力主要被消耗在党派斗争中，整体的政治改革成效有限。

明熹宗朱由校坐像

万历年间自宫的魏忠贤在进入皇宫后，与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建立联系。当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和客氏受到宠幸，尽管魏忠贤不识字，但因客氏的关系，他被任命为司礼秉笔太监并监管宝和三店。明天启三年（1623年）十二月，魏忠贤被朱由校任命为东厂总督，权力更加巩固。客氏和魏忠贤的重用和优待，并非因为他们有战功或治国能力，一些正直的官员不支持他们，而那些寻求权力和利益的官员则试图讨好他们。魏忠贤与这些官员结盟形成一个政治集团“阉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魏忠贤集团对正直官员发动攻击。明天启四年（1624年）底，魏忠贤基本控制朝廷的权力，从明天启五年（1625年）至明天启七年（1627年），魏忠贤的权力达到顶峰致使明朝政治处于黑暗时期，他贪污和滥用职权，并利用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持者和打击政敌。

在萨尔浒战役之后，努尔哈赤向西推进，攻克开原和铁岭，威胁辽阳和沈阳。明军恐慌，大量士兵逃跑。明廷因此下狱审判杨镐，并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采取防御策略，整顿军纪，修筑防御工事，招抚流民，并储备粮食。辽东的局势暂时稳定，但熊廷弼因政敌攻击被迫离职。明朝接着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袁应泰上任后更改熊廷弼的政策并决定进攻后金，努尔哈赤趁机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攻陷沈阳和辽阳，袁应泰兵败自杀后明军纷纷投降。后金迅速夺取辽东的城池，努尔哈赤将都城迁至辽阳。

为挽救局势，明廷再度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然而，两人策略不一，熊廷弼主张防御，王化贞主张进攻，导致内部分歧。明廷对辽东形势缺乏了解，很多官员支持王化贞。实权在王化贞手中。努尔哈赤继续进攻，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土地。在辽东形势恶化后，明廷再次更换领导人。王在晋出任辽东经略，但是他的消极防御策略遭到将领袁崇焕的反对。袁崇焕认为，要保护内地，就必须防守外围。孙承宗同意袁崇焕的观点，并开始在山海关外修筑防线。然而，孙承宗因政敌攻击辞职。明廷任命高第为辽东经略，但高第的策略导致辽东防线崩溃。努尔哈赤进攻宁远，高第不作抵抗。袁崇焕坚守宁远，成功击退后金军。这被称为“宁远大捷”。

明天启八年（1628年），明熹宗朱由校病逝，其弟朱由检成为皇帝（史称明思宗），朱由检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和右副都御史，并负责蓟辽及登、莱、天津的军务，登基之初明思宗向袁崇焕询问对付后金的策略，袁崇焕提出用五年时间收复辽东得到明思宗的赏识和支持。然而，袁崇焕并没有对战事有明确的计划，他试图通过和后金谈判来收复辽东。当时，毛文龙是明朝的一名将领，驻守在皮岛，对后金进行骚扰。袁崇焕因毛文龙的傲慢和高额军饷，计划处决他。袁崇焕来到皮岛后，以通敌的罪名杀死毛文龙，并重新部署其部队。皮岛的明军失去指挥，士气低落。

后金的皇太极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率领大军向明朝发动侵略，目的是掠夺奴隶和牲畜。后金军队采取迂回战术，攻占遵化，并进攻蓟州、三河、通州。皇太极通过反间计策让明思宗怀疑袁崇焕有叛意。袁崇焕因此被逮捕并最终被处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后金继续对明朝进行侵略，掠夺人口和财富。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随后的几次入侵，清军深入明朝境内，获得大量战利品。由于宁远和锦州仍在明朝控制下，清军的行动受到限制。因此，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开始，清军转向锦州发起攻击。经过一系列战斗和围困，锦州最终陷落。在清军围攻锦州的同时，明朝还面临着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无法同时应对两个战线，明朝尝试与清议和，然而和谈失败致使清军继续进攻。

明末农民大起义从爆发到推翻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共经历了三个阶段，自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冬为初期，自崇祯六年（1633年）冬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为中期，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为高潮。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爆发，正是在万历至天启年间陕西地区饥民与贫军“相聚为盗”的基础上出现的。在明代崇祯初年，陕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义军开始活动，之后义军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联合。明朝在崇祯二年（1629年）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负责镇压起义。杨鹤同时采用招抚政策，部分起义农民接受招安，但由于未能适当安置义军而致使其很快重新起义。次年王嘉胤的部队与王自用、高迎祥的部队会合，成为陕西东部义军中较为显著的一支。明崇祯四年（1631年），义军在河曲的据点被明军攻破，王嘉胤被杀，王自用接任义军领袖并联合其他部队继续与明军作战，崇祯皇帝任命洪承畴接替杨鹤镇压起义，陕西的农民起义被镇压，而山西的义军得以发展，活动范围扩展到河南北部和北直隶南部。崇祯六年（1633年）十月，王自用去世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队在河南济源会师。随后，义军过黄河南下，占领了几个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史称“涌池渡”）。此后义军在多个省份活动，开始形成全国性的规模。

在崇祯十四年初至十五年冬季，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击洛阳、开封等城市。明廷调集军队反抗。在河南省，双方进行了多次战斗，包括洛阳、开封、项城、襄城、朱仙镇、郊县和汝宁的战斗。经过两年的战斗，明军损失重大。李自成的起义军联合其他部队，逐渐增强，并控制了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崇祯十五年底，李自成率军南下攻占湖广地区的多个城市。崇祯十六年三月，起义军在襄阳建立政权。在荆襄地区，他们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最终，李自成决定向潼关进军。由于明廷在中原的兵力不足，崇祯皇帝调用孙传庭的部队对抗李自成。两军在郑县交战，明军因粮食短缺而败退，损失巨大。郑县之战后，李自成继续西进，攻破多个城市。起义军后来占领了西安，并建立政权。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之后建立政府机构并开科取士。起义军继续北进，攻占了多个城市，并分两路向北京进发。当李自成的军队接近北京时，明朝皇帝采取措施试图挽救局势，但未能成功。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的军队到达北京外围，攻破城门并占领外城。随后向内城发起攻击。明思宗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最终在景山自缢而死，至此明朝灭亡。明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江南地区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包括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鲁王监国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𨮁、桂王永历帝朱由榔等，史称南明。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永历帝被清将吴三桂获，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结束。

明代疆域图

在明朝初期，北方边境设有四十余个卫所，包括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大宁卫。这些卫所沿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后来，由于天气变冷，农业受影响，边境向南迁移。明中期，随着蒙古的崛起，北方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在长城沿线设九个重镇加强防御。在东北，明朝设置了辽东都司，并招抚女真部落。1411年，设立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1435年，明朝撤回在奴儿干的驻军，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高丽（朝鲜）在元明之际扩张领土。1393年，明朝内迁铁岭卫，默许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明朝的疆域北起河西走廊、阴山、辽河和辽东半岛，西至甘肃西部和青藏高原边缘，南部略超过现今国界，不包括台湾。永乐年间，西北和北部扩展，宣德时期有所收缩。后期北界稳定在嘉峪关至山海关的明长城一线，东北包括长城外的辽东都司。

在西北，明朝设置了哈密、沙州、安定等卫所。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汗国攻陷，1482年恢复；在西南，1370年，吐蕃诸部归附明朝。明朝在青藏地区设置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明朝平定云南全境，并设置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增设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次年设置交趾布政使司。1427年，明朝放弃安南，安南成为独立国家。1540年，明朝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东南方面，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并获得停泊船只权。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逐荷兰人。

明成祖时期（1402年—1424年）明朝行政区划，此后除奴儿干都司、安南、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外为明朝的固定疆域

全国范围内，明朝设置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包括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共设置十六都司、五行都司、二留守司。此外，在青藏地区设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在东北设奴儿干都司。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明朝于1381年至1626年的245年间，官方户口统计显示，全国户口在1403年达到6660万的峰值，后在1404年下降至5095万，并在五六千万间波动，最高值为1562年的6365万。1950年，范文澜指出，明初的户口统计未包括妇女，因此实际人口可能达到1.1亿。1393年的实际人口可以通过两种算法估算。一种是60545812人加上560万军户人口，约6615万，作为下限。另一种是61922177人加上560万军户人口，约6752万，作为上限。根据这些数据，139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8.3‰。匠户、乐户等可能未纳入统计，云南、贵州等地户口隐漏严重，少数民族人口未列入统计，因此实际人口可能达到或超过7000万。元明之际，人口谷底约6000万，比高峰时减少了2500万，下降幅度为29.4%，平均每年下降12‰。估计14世纪后期的6000万增加到1600年的1.5亿。南方人口增长速度中等，16、17世纪交接可能超过1.3亿。宣德、正统年间，官方统计全国人口五六千万，加上未统计的约两千万，总数约七千至八千万。再加上未登记的流民和江南地区增长人口，明中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一亿，嘉靖、万历时可能达到一亿以上。

十五世纪弘光朝江韶宗画像，南京博物院收藏部分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政权机构基本上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为中书省长官，并置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辅佐官员，“统领众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为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六部尚书、侍郎成为丞相的属官。中书省掌有“综理机务”的职权，是政府部门的最高权力机关。1380年，明朝的创始皇帝朱元璋消除了中书省和丞相的职位，并将这些职位的权力分配给了六部。六部的职权和地位因此增强，其主管直接对皇帝负责。同一年九月朱元璋设立“四辅官”（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负责帮助皇帝审查人才选拔和刑事审判，两年之后被撤销。

内阁的衙署文渊阁，明朝政治中心之一，位于紫禁城三大殿东侧

随后，朱元璋效仿宋朝的制度，设立了“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这些大学士主要负责协助皇帝处理文件和阅读报告，不参与敏感的政务。内阁制度在朱棣即位后发展，开始参与机密政务。随后的皇帝仁宗和宣宗进一步增强内阁的权力并提升阁臣的官阶。六部是明朝中央政府的六个主要部门，分别负责全国的政务。它们分别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分别负责官员管理、民政和财政、文化和礼节、军事、司法和工程。各部设有不同的司，负责具体事务，六部长官为尚书，副官为侍郎，侍郎之下设置员外郎。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的权力不断增加，六部逐渐成为内阁和皇帝的执行机关。明宣宗即位之后赋予内阁大学士票拟权，在明朝中期，内阁开始出现首辅制度，首辅是最资深和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拥有更多的权力。

在明代，地方行政制度最初沿用元代的行中书省。1376年，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设立左右布政使，负责民政和财政。全国划分为十二布政使司，包括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382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1403年北平布政使司更名为北京布政使司。1413年增设贵州布政使司，全国总共有十三布政使司。此外，还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负责刑法和军事，三者互不隶属。布政使司下分为府和县两级。

然而，这种“三司”分治的制度在应对紧急情况时，常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为此，明廷开始派遣特派官员，如都御史，负责协调工作。这些官员有权统一指挥“三司”。后来，明廷还在各地设立总督和巡抚职务，逐渐将权力集中于这些官员手中。另外，明代的土官制度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官衙门，并任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为土官。边远地区设有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和长官使司等，主官多为当地首领，称为土司。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则设有土府、土州、土县，主官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

在明代，中央的司法机关是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组成的“三法司”，大理寺负责复审刑事案件，设立通政使司负责审查和处理政府文件。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设立具有监狱和法庭的锦衣卫（前身是亲军都尉府，被称为“诏狱”），负责侦查、逮捕、审问和判刑工作。[15][5][23]法律制度已经发展成熟。朱元璋在建立明朝时，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并组织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定工作。他从1367年到1397年，组织了包括李善长、刘基和刘惟谦在内的官员，以唐代的法律为基础，进行多次修订，最终制定了《大明律》，包含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大明律》分为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部分。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等，并使用各种刑具。《大明律》主要针对反抗封建统治和破坏封建伦理的行为。它将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并用严厉的刑罚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它规定人民要服从官府，奴婢和雇工要服从主人，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和政治特权。

《大明律》是朱元璋多年的政治经验总结，他亲自参与了修订工作，并将其视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他还嘱咐子孙不要轻易更改这部法律。尽管《大明律》的规定非常详细，但无法涵盖所有复杂的社会问题。为此，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过程中，还汇集了官民的“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这部分被称为《大诰》。明朝政府在1385年颁布了《大诰》，并要求每户家庭都要拥有一本。同时规定，家中如果有一本《大诰》，在犯罪时可以减轻一等刑罚，没有的则要加重一等刑罚。

明代的言官制度相对于前朝更为严格，明代的言官是由六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组成，两者合二为一并称“科道官”或“台谏官”，人数一般在200人左右。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初年，命令都御史专门负责纠察弹劾百官、辩明冤枉、监督管理地方各道，属于为天子掌管耳目风纪的机关；十三道监察御史主要纠察内外百司的行为，可以上奏章当面弹劾也可以或不露面封奏弹劾；而六科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的事宜。明代从明太祖朱元璋起,便赋予了言官规谏皇帝、弹劾纠察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重大职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在经过荐举、初授、改授、考试等严格选拔后，给事中可马上出任，但监察御史则必须先试职一年，同时言官制度也采取回避制，比如大臣的同族不能担任科道官，上下官吏如果是出自同族则需要以下避上。

观榜图，仇英（1494-1552 年）

明代的科举制度是在唐、宋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建立的。明朝政府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四书》要以朱熹的集注为依据。“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以《四书》命题的叫书义，以《五经》命题的叫经义，在行文时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根据规定的几家注疏来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童生（未入学士子的通称）先在州县级考试，中试的称作“秀才”或生员，也就是府州县学的学生，取得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省级的考试称“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中式者称为“举人”。中央级的考试，在乡试第二年进行，礼部主持的叫“会试”，中式者再经过皇帝的复试，叫“廷试”或“殿试”。皇帝的复试只是一种形式，表示选拔官员的最后决定权是在他那里。考中的分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统名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进士都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情况，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授御史、给事、主事、中书、行人、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明洪武六年（1373年）一度停罢科举，朱元璋认为科举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到明洪武十五年（1382）复设科举。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直到明亡。

宗藩制度是明代皇帝朱元璋所建立的制度，将皇家成员分封于国内各地。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被分封于全国各地。在边防线上，他分封了九个王，包括燕、宁、辽、谷、代、晋、庆、秦和肃。在内地，他分封了齐、鲁、赵、周、沈、伊、唐、郡、楚、湘、蜀、潭和岷。制度上规定每个亲王的府中有三个护卫，护卫的数量在三千到一万九千人之间。亲王的继承制度是皇帝的儿子除了嫡长子被立为皇太子外，其余皆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继承爵位，其余子嗣分别被封为郡王、将军、中尉等。明初，亲王的年禄为五万石，后改为一万石。郡王、将军和中尉的年禄则分别为二千石、一千石、八百石等。

然而，这一制度并没有维持皇族的稳定。在朱元璋去世后，发生了一系列抢夺皇位的战争。燕王朱棣通过战争夺取皇位，并开始削减藩王的护卫和官属。他减少了藩王的兵权，并未从制度上根本改变分封制。然而，他和后续皇帝加强了对宗藩的监视、限制和“藩禁”，宗藩不得预参与军事和政治事务，不能入仕，不能从事工商业，未经许可不能出城或会见，不能与封地的官府交往。朝廷在凤阳设立了“高墙”监狱，用于关押犯禁的宗室。宗室成为一个依赖“宗禄”的寄生阶层，宗禄的开支成为国家的重大财政开支。在嘉靖年间，支付给各王府的禄米超过岁供京师的粮食。宗室内部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藩王夺取民间土地，残害百姓；而有的宗室成为“藩禁”的受害者，不能入仕，不能从事工商业，宗禄拖欠，生活贫困。

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陪葬用牙牌

明朝的宦官机构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太监是最高级别的宦官，负责管理各监的工作。司礼监是其中权力最大的机构，分管皇城内的仪式和管理宦官。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对宦官的政治活动设有限制。然而，由于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逐渐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在永乐时期，宦官干预政事开始增多。宦官专权的发展，与厂卫组织密切相关。厂卫包括东厂和锦衣卫，主要负责侦查和打击反对皇帝的言行。东厂由宦官主持，而锦衣卫则是直属皇帝的亲卫军。两者都设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查、逮捕、审问和判刑等活动。明朝中期以后，宦官专权现象日益严重。他们通过控制司礼监和厂卫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在英宗、武宗和熹宗时期尤为明显。崇祯帝即位后，虽然试图改革，但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仍然依赖宦官，而宦官在军事上的不当行为加速了明朝的衰落。

在明朝初期，官营手工业工匠的管理沿袭了元代制度，工匠被编为匠户，并有单独的户籍。工匠的社会地位较低，且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随后，明朝对工匠制度进行了改革。在1378年，朱元璋下令在京工匠的薪资按月给予，并在休息时允许其自谋生计。这一措施减轻了工匠受到的人身控制，对手工业生产有益，受到在京工匠的欢迎。

明代的匠户分为“轮班”和“住坐”两类。“轮班”匠由工部管理。起初，工部提议按工匠的工作能力每三年轮班一次到京城工作三个月，但未立即执行。在1379年，工部侍郎秦逵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并得到批准。实行轮班制后，工匠的京城服役由每年变为三年一轮班，但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如工匠到京城后无工作可做。1385年，明朝对轮班制做了调整，根据工种和工作量重新安排轮班次数。同时，二十三万二千多名工匠重新颁发了勘合。“住坐”匠由内务府内官监管，每月工作十天，休息二十天，工作少时可增加休息。工匠可以用银代替工作，有更多时间从事生产，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

明朝土地制度主要分成两类，分别是官田和民田。官田主要有牧马操场、学田、皇庄、牲地、园陵、百官职田、军民商的屯田等。剩下的就是民田。不过官田、民田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官田中的屯田受到官员侵吞之后就直接变为了民田，而民田因为犯罪等各种原因被罚没，也就自然而然变成了官田。一般来说，官田的承佃者只要承担官租即可，不用缴纳赋税。而民田则需要缴纳赋税。

有明一代的京师银库（京库）主要有皇帝的内承运库（内府库）、户部的太仓银库、兵部(太仆寺)的常盈库和工部的节慎库。它们的主要税源分别为明代赋役的田赋折银(“金花银”)、盐课折银、马役折银和上供物料折银。洪武年间明朝的财政机构主要包括皇帝的内府库和属于户部的九个库藏，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设立建制与南京相似的库藏体系。正统皇帝之后，皇帝、户、兵、工等部银库相继建立。明中叶以后的京师库藏体系分为两套，包括皇室宫廷财政所属的内府库和政府财政所属的户部、工部、太仆寺、光禄寺等管理的银库。内府库由皇帝控制并由宦官管理，主要负责皇帝个人的开支，主要负责贮藏包括上供物料在内的黄蜡、颜料、丝绢、布匹、钱钞等；银库由中央政府的六部的文官管理，主要负责应付政府的各种公共开支。明前期，皇帝内府库中的黄白蜡、丝绢、颜料、野味、翎毛等都是实物形式，明中叶以后，这些皇帝的专属私物通过折色折银的方式变为皇帝和六部等共有，以实现对皇帝财政的合理分割。

明代赋役制度的征课所得和差役分派大多集中于京师，有明一代的赋役制度可分六项：正赋（田赋）、丁役（差役）、岁计（国用）、加饷（加派）、免粮（免役）、条编（条鞭），明代初年的田赋丁役制度崇尚简洁，明中叶之后由于人口增加进而使附加税渐增，赋役制逐渐混杂，为此明朝政府编制专门为赋役而用的黄册和鱼鳞册，以户为主征派赋役其中以民户为承担赋役的主要力量。明朝的赋役制度沿袭唐中期以来的两税法，丁有役，田有租，租有夏税和秋粮两种，夏税在八月之前缴纳，秋粮在次年的二月缴纳，而差役主要是里甲、均徭和杂泛三种。宣德四年（1429年），明朝开始对江南地区的田赋征收进行改革，明中叶以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田赋改革从税粮附加税即“耗米”征收办法的改革深入到改革科则即正粮征收标准，张居正等人实行一条鞭法后，将夏税秋粮等各色赋役名目统一征收并折为白银，同时白银货币的改革也促使杂役摊派的改革，推动以银代役、摊丁入地等现象出现。

日本南东洋庄收藏的天启时代茶杯

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国王良怀派使者抵达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并且送还“倭寇”在明、台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明朝政府正式与日本建立邦交关系，之后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遣使祖阿与肥富赴明称臣纳贡，建文帝朱允炆册封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永乐元年（1403年），两国间又恢复友好关系，之后足利义满频频向明朝进贡并接受明朝封赏，日本以属国的名义对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明朝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日本正式承认自己为中国的藩属国。

明朝与日本正式通商后，宁波市舶司负责接待日本通商。明朝永乐初年正式开启特定的官方贸易模式——朝贡，“以金叶堪合表文为验”（“堪合贸易”），自永乐二年（1404年），日本正式按照明朝制定的“规则”履行朝贡堪合贸易，宁波开设专门接待日本朝贡堪合贸易团的“安远馆”，嘉靖年间宁波设有“嘉宾馆”，明朝由负责文教礼仪外交的礼部来制定朝贡“堪合”贸易相关条例。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大名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军援助朝鲜与日本交火，之后明朝政府与日本议和并派遣册封使者沈惟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丰臣秀吉不满明朝的态度而拒绝受封并再次入侵朝鲜，直到丰臣秀吉病逝之后退兵。

朝鲜所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明洪武时期高丽入贡，朝鲜取代高丽后受册封。明朝官方政府先后遣使朝鲜170余次，使节达200多人。明朝政府但凡是遇到皇帝即位和建储、两国与战争有关之事、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实行赏赐、满足皇帝奢靡生活需要等重大事件时会遣使前往朝鲜，总结来说就是“王室外交”和“军事外交”，而明朝赏赐的对象也是以朝鲜国王及王室成员为主。此外，明朝派遣朝鲜的200多位使节主要由文官、宦官和东北军事长官三部分人组成，文官使节基本上属于擅长文学诗词和经书史籍的儒士，宦官主要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或是受信任的内侍，比如核心人物黄俨、海寿、尹凤和郑同四人。

明朝初期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洪武三年（1370年）明政府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置市舶司，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年间朱棣派遣使臣到安南、占城、暹罗、琉球、真腊、爪哇、西洋、苏门答剌等国，邀请他们到中国来进行贸易，之后还有郑和七次下西洋以促进明朝与东南亚的贸易交往。不过永乐年间至宣德三年（1428年），明朝与安南展开多年的战争，双方互有伤亡，给两国带来较大的经济和人员损失。

明朝建立之初，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地区建立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位期间向中国纳贡称臣，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之后，明朝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状态，帖木儿甚至扣留使臣并断绝与明朝的邦交。帖木儿死后，由其孙哈里承袭汗位，哈里主张与明朝恢复和平邦交关系，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派遣使臣虎歹达等送傅安归明朝，此后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邦交关系，互相开展频繁的贸易。

明武宗正德年间开始，逐渐崛起的葡萄牙殖民者以通商为名对明朝的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略，但当时的明朝政府将边防重点放在对北方的蒙古势力上，对东南地区的海防意识较弱。明世宗即位后在内阁首辅杨廷和的主持下，大力整顿内政并决心驱逐葡萄牙殖民者，在双方武器差距明显的情况下，海道副使汪鈜率领官兵将葡萄牙人的战船凿穿才获胜；嘉靖元年（1522年）年，葡萄牙殖民者别都卢侵犯广东新会西草湾反被明军打败，明军缴获其铣炮并将其命名为“佛郎机”，同时将佛郎机的制作方法成功掌握，但明政府未能将新式武器用于抵御葡萄牙，而是用于北方的蒙古边防，致使葡萄牙人有可乘之机，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通过贿赂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留权。明朝末年，荷兰也开始觊觎明朝的沿海贸易，由于明政府不允许荷兰船只在大陆沿海贸易，所以荷方主要只能向明朝海商收购中国商品，但明政府为控制台湾海峡贸易主导权，只对与之利益深厚的许心素等少数“官商”发放贸易许可。荷兰为夺回大陆沿海的贸易主动权，只好与郑芝龙等明朝武装海商合作，1633年之后又转而与普通海商合作，同时缓和与明朝政府的关系，最终获得在台湾的贸易主动权。

明朝二百多年中，西藏地方一直服从明朝政府的管辖。朱元璋洪武时期，明朝政府就与西藏地区进行广泛的贸易。当时秦州（今甘肃天水）、洪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松潘等地，都是汉藏两族进行贸易的重要地点。除茶马贸易以外，明朝政府还向藏族供给绸缎、布帛及食盐等，藏族还向内地供给错毯、画佛、铜佛、铜塔、犀角等。但这种由官府主持的贸易不能满足藏汉两族人民生活的需求，因此汉藏两族人民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民间贸易。西藏地区与明朝政府还有一种“朝贡”贸易，西藏的僧俗官员定期到明朝政府来朝见皇帝，他们都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如画佛、铜佛、铜塔、珊瑚、犀角、错殖、刀剑等贡献给皇帝，明朝政府则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政治方面，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制定实行对藏区民族施政的方针政策，明朝皇帝主要是对藏区行使主权并掌控大局、根据当地的情况建立相应的制度，任用僧徒和尊祟佛教，同时皇帝还对藏族地区的各个实力派进行封赏册封，以此均衡各派并维持社会稳定。

明朝初年虽然蒙古人被明军赶至漠北地区，但经常出兵骚扰明朝的北方边境，明朝统治者意图彻底根除来自北方的边患，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曾多次对蒙古发动战争，但不仅未能彻底征服蒙古人（北元），反而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历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消灭蒙古存在相当的困难，于是与北方的蒙古人保持表面的和谐关系，直到明英宗时期，蒙古瓦刺也先部率军在土木堡附近击败明军并俘虏明英宗，蒙古达延汗继位后也率部侵入明朝边境。明朝中期之后，明政府对蒙古势力逐渐采取以防守为主的政策，同时注重建设九边（辽东镇、宣府镇、大同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蓟州镇、山西镇、固原镇）等北方边防重镇和长城，在此基础上明朝实行与蒙古的通贡互市政策以维持正常的经济贸易，此外明朝政府还积极分封蒙古贵族并确认其统治地位，对蒙古实行招抚羁縻政策，比如隆庆四年正式封俺达汗为顺义王。明朝末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势力开始笼络蒙古部落，以支持后金军队与明军对抗，明朝与后金的矛盾逐渐超越明蒙关系成为主要矛盾。

明朝初期朝廷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管理东北地区，对女真族各部落实行羁縻政策。明成祖即位之初，立即加强对铁岭北部和图们江流域女真人的管理，先后招抚建州地区猛哥帖木儿、阿哈出等各部女真，并在其居住地区建立建州卫、兀良哈三卫和必里卫等羁縻卫所。永乐九年（1411年），明朝正式设置奴儿干都司，其治所在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城。到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明朝在奴儿干都司已设置184个卫，这些卫大部分是由当地部族管理。从明永乐九年（141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明朝派钦差大臣亦失哈先后九次巡抚奴儿干都司，明宣宗还将奴儿干都司治所内迁至三万卫（今开原市），奴儿干都司成为一个虚设的机构，其职能由辽东都司代行。明朝不再对原奴儿干都司各部族进行巡抚，“羁縻”政策变为只“羁”不“縻”。

明朝统治者注意对军队的管理和建设。朱元璋于1364年建立部伍法，制定了军队的编制和将校的称呼。洪武初年，朱元璋采纳刘基的建议设置军卫制度，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所两级建制，全国的卫所和都指挥使司统属于大都督府。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和大都督府，设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军队的编制是按照人数划分的，如有兵五千的为指挥，有千人的为千户，以此类推。军队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直接控制调遣权。据1392年统计，全国共有军队约120万人。明朝还另立军籍，军士的身份是世袭的。军士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原来参加起义军的、元朝军队的降卒、因罪被罚充军的以及通过征兵方式强制征调的。

在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火器技术发展迅速。社会经济的增长，钢铁冶炼和手工业的进步，国际交流的增加，外敌入侵和科技发展推动了军工产业的发展，为火器技术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明代的火药种类丰富，军用火药和配方超过90种。明代的火药配置更合理，质量和性能提高。明代的火药理论研究对古典兵学有重要贡献。当时的研究人员对火药配方和制作技术有很大了解。《武备志·制火器法》记录了多种火药配方，如爆炸和喷射火药。《兵录·火攻药性》记载了数百种火药配方。茅元仪、唐顺之和焦勖的兵学著作介绍了火药的性能和使用。

15至17世纪使用的明代火绳枪

明代在南京设立了专门的火器制造机构，严格控制火器的制造规格和产量。为保障国家安全，明代制定政策防止技术和人才外流，严格控制火药和火器的制造。明代的火器种类增加，包括枪支、火炮和火箭。枪支包括单管枪和多管枪。火炮分为轻型和重型，轻型火炮包括虎蹲炮、旋风炮等，重型火炮包括大将军炮、威远炮等。火箭包括单发火箭和多发火箭。此外，还开发了多种爆炸性火器，包括地雷和水雷。嘉靖年间，西方火器传入中国，促进了火器制造业的发展。火器的科技含量增加，种类丰富，军队装备更新。明代中期的火箭包括使用弓弩发射的火药箭和利用火药燃气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明代的管型火器性能提高，与近代枪炮越来越接近。火器包括连发设计，瞄准装置和防止后坐力的装置。爆炸性火器发展迅速，包括水雷和定时炸弹。

在明代，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撰写了有关火器制造技术的著作。随后，中国科学家也编写了各种火器著作。这些著作涵盖火器制造、使用、操作、训练、战术和阵法，对明代兵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火龙神器阵法》由焦玉著，内容包括使用火器进攻的方法、火器制造和火药性能。另一本同名著作由刘应瑞撰写，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焦勖的《火攻挈要》根据汤若望的技术撰写，记录了火器技术并吸收了西方制炮技术。《神器谱》是一本火器专著，记载了火绳枪的制造和使用。《西法神机》是一本介绍西方火器技术的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记录了虎蹲炮、地雷等新式火器。《筹海图编》介绍了明军的海战武器和使用方法。《兵录》记录了明朝对西方火炮制造和使用方法的学习。《武备志》是一本包含16卷的古代军事著作，记录了180多种火器及其使用方法。

火龙井中的一门大炮，由焦裕和刘伯温于1375年去世前编撰

在明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火器的强大杀伤力促进了以器制胜的战争观的形成。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解释了各种火器的使用方法，并考虑了火器的作战效果。焦玉认为火攻的效果与火器的质量有关，火器是军队的关键因素。焦勖赞扬西方先进火器的制造和射程，呼吁改进火器并配备军队。徐光启是明代后期的学者，他强调火器的重要性，并认为火器和火药在防御中至关重要。他敦促引进西方火炮技术，并改进火器。他的观点受到重视，并推动了火器的发展。徐光启也重视士兵的训练，并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士兵训练的著作。焦玉强调利器与士兵和阵法的结合。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实施户帖制度，要求户部登记全国的家庭信息（每户的籍贯、家庭成员数量、姓名、年龄、男女、土地、房产、牲畜）等信息，同时严厉惩罚隐瞒信息的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黄册制度，要求详细记录家庭信息并根据职业将家庭为民、军、匠三类，同时还建立与黄册制度相关的里甲制度，把家庭组织成基本单位，每110户为一里，选举出里长和甲首以管理其中事务。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朝测量全国土地并以粮区为单位记录每块土地的面积、质量、界限以及土地主的姓名并绘制成图册（图册上的图形类似于鱼鳞，被称为《鱼鳞图册》）。

在征收赋税方面，朱元璋规定根据家庭和土地情况进行征收赋税，并分为夏税和秋粮两次缴纳，此外还实施粮长制度，由粮长负责催征、收取和运送粮食以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为开发中原地区的荒地而设立司农司，同时下令允许有能力者开垦未利用土地并免除三年的租税。朱元璋在位期间还高度重视水利建设，要求地方官员汇报人民的水利建议，并惩罚忽视水利工作的官员。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政府关注麻、棉、桑、枣和漆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定种植桑和麻的人在四年后开始纳税，还通过减税来鼓励农民种植棉花。明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政府为满足社会需求改革货币制度，成立宝钞提举司并在次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政府命令对京城的工匠提供工资，并允许他们在非工作时期自由工作，同时也增加工匠的个人自由还为工匠制定轮班制。

在明代初期，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稳定和农业政策，而农业工具和生产技术没有显著创新。然而，到了明代中期，农业工具和生产技术开始出现显著改进。《农政全书》记载了当时在耕作、种子选择、灌溉、施肥和园艺方面的经验。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种新式耕地工具“代耕”。灌溉工具包括筒车、龙骨水车和辘轳。除了改进传统提水工具，还引进了西方技术，即“泰西水法”。徐光启使用一种模仿的“龙尾车”来提水。王征设计了“虹吸”和“鹤饮”两种灌溉工具。

藏于嘉定孔庙的农政全书

在施肥技术上，人们知道对不同土壤使用不同性质的肥料，以增加产量和改善土壤。农民学会用砒霜防治病虫害。棉花种植有“张五典种棉法”，涉及棉花种植的各个环节。明代农业特点是通过稻麦混种、棉麦套种、粮豆间作、粮菜间作提高复种指数，充分利用土地，可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福建、浙江等地种植双季稻，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制。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因地区、田地等级、年份和农作物品种而有差异。江南地区水稻产量较高，北方小麦产量较低。

明代中后期，引进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包括玉米、红薯、烟草和花生，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改变了中国的食品结构。在明代中后期，农村经济以粮食生产为主，并辅以家庭纺织，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但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更多生产者开始追求交换价值，并参与市场交易。

农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在特定地区较为集中，这些作物不仅供应本地需求，还大量销往其他地区。规模较小的农户通过商人与市场建立联系。商品经济关系也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例如农户种植桑树主要是为了养蚕，如果有剩余则出售。家庭手工业也开始面向市场，成为商品生产。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城镇的发展，商品粮的需求增加，导致粮食生产中心的转移。例如，江南地区因种植棉花和桑树，粮食供应减少，需从其他地区进口。农业发达地区的地主开始雇工经营土地，并注意多种经营和生产的合理安排。地主通过合理搭配农作物和副业生产，以最大化土地资源的利用。棉花种植在明代后期继续扩张，长江三角洲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区。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染料作物种植也得到发展。果木种植品种繁多。城市和市镇的发展促进了蔬菜和花卉种植业的兴旺。明代的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扩大，品种增多，专业经营趋势增强，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活跃。

在明朝前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复苏，手工业得到发展。到了明代中叶，手工业在已有基础上取得新进步。

明穿枝花织金绸

棉纺织业在明代中后期成为家庭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其中，松江地区的棉纺织业最为发达。松江地区的棉布产量高，技术、品种和质量领先全国。其中，松江府上海县生产的标布受市场欢迎，尤墩布轻薄细软。改进后的云布和三梭布也受到欢迎。明代中后期，棉花去籽工具有所改进，生产效率提高。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染坊和踹坊的兴盛。染坊负责布匹的印染，踹坊则将棉布压平。染坊和踹坊在当时随处可见，芜湖地区的染坊和踹坊最为兴盛。此外，明代中后期棉纺织业的繁荣与商品经济和农业进步有关，也与官府的政策有关。丝织业也有所发展，丝织机包括花机和腰机。花机是一种提花机，结构复杂，需要两人操作。腰机是一种一人操作的小机。一些工匠对织机进行改进，提高了丝织品的质量。江南是丝绸之府，其中以苏州、杭州、湖州等三吴地区最为发达，江南民间丝织业最为兴盛时，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大丝织城市的织机总共在5-5.5万张之间。

明代，陶瓷业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制作技术有显著进步。江西浮梁县的景德镇是陶瓷业的中心。明代的瓷窑分为官窑和民窑，官窑的产品主要供皇家使用，民窑生产民用瓷器。在制瓷技术上，明代采用了陶车银刀和吹釉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明代中叶之后，矿冶业发展明显。采煤业和冶铁业是其中的重点。[87]

明宣德年制（1426-35）皇家青花瓷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采煤业方面，明代中后期的南直隶和州含山县的牛头山煤矿、北直隶顺天府昌平州的白羊口煤矿、京师的西山煤矿、山西太原府平定州的煤矿比较知名，其中山西平定州的煤质量最好。煤被广泛用于冶炼、手工业加工和日常烹饪。京师西山煤矿的煤是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在采煤技术方面，明代中后期有很多有价值的发明和创新，包括排除矿中瓦斯的方法以及用木支架防止冒顶。在冶铁业方面，明初国家垄断了冶铁业，设立了铁冶所。明代中叶以后，民营矿冶业迅速发展，铁产量大幅增加。在冶铁技术方面，明代进步显著，使用了活塞式鼓风箱设备，并普遍用煤或焦炭进行冶炼。实现了半连续性操作，大大缩短了炼铁时间。制钢也有创新。除了煤和铁，明代中后期的铜、银、锡、铅的采炼也有发展。洪武年间和宣德年间明朝池州府、江西铅山等地采铜至少五千余斤，而民间采冶铜的规模业逐渐增大，明中叶以后官矿成绩不佳，而民采民冶则日益发展。

明代的造纸印刷业相当发达，福建、江西、浙江、河南、四川等省都是造纸业的重要产地，繁多的原料和纸品种以及印刷的数量、显著进步的印刷技术都远超宋元两代。造纸的原料有竹、麻、稻草、树皮（楮树、桑树、芙蓉树）等，以竹麻为原料所造的纸称为竹纸；以楮、桑、木芙蓉等皮所造的纸称皮纸。与造纸业的发展相配合，印刷业在明代中后期也非常兴盛，书籍数量大增。有民营印书作坊，规模较大，专营出版古籍。在印刷技术方面，明代中后期开始使用铜、铅活字印刷，还发明了套印、短板、拱花等技术，明代印刷发展的最突出标志是雕版、活字版和彩色印刷都有了普遍的应用，此外明代图版印刷出现新的趋势，书商聘请技艺精练的图版雕刻能手在书籍上绘制精美的插图来吸引读者。

在商业管理方面，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由负责治安的京城兵马指挥使司和各府州县的兵马司兼管商业活动。市场使用的度量衡由工部校准。商人外出经商需领取“关券”。城镇设有官、私客店，供行人住宿。客店记录客商的信息，每月交给官府检查。由于南京房屋密集，商人无处存放货物，朱元璋下令在水边建房供商人存放货物。但官吏强制小贩进入储存房纳税，朱元璋于是下令京师小民不得进入储存房。明代中后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导致商品货币经济大幅发展。商品流通规模逐渐扩大。徽商是最多的商人群体，其次是晋商和江右商，再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商人数量估计在几百万以上。商人主要为中小商人，部分拥有较大资本。商人遍布全国。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江南和运河沿岸，商贾较为集中。商业繁荣导致居民对市场的依赖增加。

北京和南京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商业发达，人口超过百万。北京的商品和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南京是对外贸易和官营手工业的中心，吸引商人。其他城市如德州、济宁、临清、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饶州、九江、芜湖、徽州、武昌、开封、潞安、太原、西安、成都等也非常繁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市镇数量最多。这些市镇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自然形成，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中心。此外，集市贸易也繁荣，遍及全国各地。集市是定期的民间贸易活动，连接城市与乡村及乡村之间的经济往来。

明代对外贸易包括官府控制的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明初实行海禁政策，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朝贡贸易占主导。明代中叶以后，朝贡贸易衰落，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发展，并在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较为显著。在全国范围内，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是主要经济形式。然而，在部分地区和行业，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包括雇佣劳动关系的普及，小商品生产者分化为拥有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有产者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有产者购买无产者的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并通过出售商品增加资本。这些新的生产关系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丝织业、棉布加工业、矿业和榨油业，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得最为明显。丝织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特别是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在这些地区，丝织业的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例如，有人雇佣技术娴熟的织工，按日支付工资，有的织工因技术高超而得到更高的工资。这种生产单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当时这种现象仍然是个别的。另一方面，棉布加工业的大多数仍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但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出现。例如，在松江地区的棉布袜制造业，商人开始直接控制生产，发放原材料并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尽管资本主义在明代中后期的某些地区和行业中开始出现，但由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因此未能对封建经济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明代铸币，14~17世纪

在货币方面，朱元璋占领集庆后铸造“大中通宝”铜币。明朝建立后，改铸“洪武通宝”，共五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存在铸造和使用铜钱的问题。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七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印制“大明宝钞”，次年开始发行。大明宝钞由桑树皮制成的纸印制，高一尺，宽六寸，青色。最初面值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六种，洪武二十二年增加一十文至五十文小钞。钞票上方标注“大明通行宝钞"，下方有文字说明。规定每钞一贯准铜钱千文、白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商税钱钞兼收，钱占十分之三，钞占十分之七。一百文以下使用铜钱。

明朝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

明朝的大明宝钞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元朝前期发行纸钞有金银和实物作为准备金，控制发行量，纸币可在钞库兑换金银，币值稳定。元朝后期无准备金，不限制发行量，不回收纸钞，导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明朝发行大明宝钞时没有准备金，不允许兑换金银，不控制发行量。洪武十八年一年发行大量宝钞。宝钞印制粗糙，易仿造，且存在用旧钞换新钞的问题，导致大明宝钞迅速贬值。洪武二十三年，两浙地区的大明宝钞大幅贬值。朱元璋下令铸钱和宝钞兼行，但宝钞继续贬值。一些地方开始拒绝使用宝钞，转而使用金银交易。朱元璋再次下令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但未能改变宝钞贬值和不受欢迎的状况，铜钱和白银仍被用于交易。

在明朝之前，铜钱是中国古代主要货币，由中央政府控制发行。明代铜钱分为三类：通宝，私钱，古钱。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前已开始发行货币。洪武八年前，明朝的官方货币是铜钱，但由于铜资源稀少，铸币不足，以及商业发展和政府开支增加，铜钱不再满足需要。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政府为保障宝钞权威，停止铜钱流通，同时禁止白银流通。然而，由于宝钞面值大，不适用于小额交易，铜钱仍然是必要的。铜钱多次被停用，但因其在交易中的重要性而不断重新流通。私钱随着铜钱的出现而出现，历代常见。在明代，由于铜钱种类多样，政府为谋求利益操纵铜钱质量，导致质量下降，民间开始盗铸。伪钱和官方铸币同时流通。政府虽采取措施打击盗铸，但盗铸问题持续。

白银在中国很早就作为等价物出现，白银在汉武帝时期已经作为交易货币。到明朝中后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然而，明政府没有顺应这一趋势，认为白银和铜钱一样有产量限制。大明宝钞发行后，政府禁止白银流通。但由于宝钞政策失误和铜钱问题，民间选择了白银作为保值工具。虽然政府禁止使用金银交易，但未能阻止白银的使用。政府在白银政策上放宽，白银成为民间接受的货币。在明朝，税收逐渐以白银为主。税收制度经历变化，从以实物税为主转向使用白银征税。到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唯一的税收货币，白银的主币地位得到巩固。[2]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福建月港——马尼拉——墨西哥阿卞普鲁可之间的横越太平洋航路，美洲的白银通过这条航路大量运到吕宋再流入中国，由于当时南美洲的产银量较大，西班牙人每年从南美洲运出大批银元到吕宋购买中国商品，使白银不断流入中国，据学者梁方仲的推算，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等由于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至少在1亿元以上，白银的大量输入致使明朝的货币体系发生改变，同时也满足市场流通方面的需要。

明朝初期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儒学。在他反抗元朝时，就广泛招募儒者，并设立儒学机构。他还让人在皇宫内书写儒学著作《大学衍义》以供参考。当他成为皇帝时，为了巩固统治，他采取多种经济、政治、军事措施加强权力，并大力推广程朱理学。他要求学者只读儒家经典，并以程朱理学为教学标准。在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统治时期，程朱理学的推广进一步加强。朱棣命令学者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亲自为这些著作作序。这些著作成为士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这标志着程朱理学在明朝的统治和独尊地位的确立。

在皇帝的支持下，程朱理学在明朝初期非常盛行。当时著名的朱学学者有方孝孺、薛瑁、吴与弼等。方孝孺是浙江人，他是宋濂的学生，并曾担任翰林学士。他提倡道学，主张安贫乐道。他因不愿向朱棣投降而被杀；薛瑁是山西人，他是一位理学家，曾担任礼部右侍郎。他将性视为天地的本质和伦理的核心，认为修养道德的目的在于复性。他也高度尊崇朱熹；吴与弼是江西人，他以“四书”“五经”和程、朱的语录为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讲学。他崇拜朱熹，但与薛瑁不同，他同时采纳了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他强调内省，提倡“反求吾心”。他的思想被其弟子陈献章继承并发展，后来形成了王阳明的心学。

《新建伯赠侯王文成公像》，明·沈俊绘

在明代中期，社会矛盾增加，思想领域变化显著。朱学由于陈旧和缺乏创新精神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因此，一些士大夫开始寻求新的理论，陆学因此得以复兴，发展成为王阳明心学。陈献章提出“道”是天地之本，这与朱熹的“理”是生物之本的观点类似。但陈献章认为“道”是内在的，而不是独立于万物的绝对存在。这种思想与陆九渊的观点一致。陈献章的学说结束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并对后来的王阳明心学产生了影响。

王阳明的时代，社会动荡，政治危机严重，他综合了陆九渊的思想和佛教禅宗的影响，创立了心学。心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学说。王阳明认为心与理是一体，人的主体精神是认识和评定万物的基础。他提出“致良知”学说，强调通过内省恢复人的良知本体。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论，认为知和行是一个过程的两面。王阳明去世后，心学分化为多个派别，其中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较为著名。泰州学派有其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各自的特点。这一学派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并发展到对道学、儒学和孔子的批判。

李贽（1527-1602年）的祖父和父亲是经商的伊斯兰教徒。1552年，李贽在福建乡试中被选拔，担任礼部司务和姚安知府等职。1581年，他辞去官职，在湖北黄安和麻城龙潭湖从事教学和写作活动。李贽的言论直接而锐利，引起了当时保守派的反感，他被视为异端。李贽接受了这一标签，并采取了非常规的生活方式，如剃去头发但保留鬓须，同时吃肉喝酒，并招收女性学生。李贽批评了当时盲目崇拜儒学和孔子的现象。他认为，古典经典并非绝对的真理，也不应该过分神化孔子。他强调，道德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对虚伪的道学家持批判态度。李贽的思想强调平等，他认为每个人天生就有知识，每个人在本性上都有圣人的德性。他认为“道”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而非神秘的抽象概念。他主张个性的解放和人性的自然表现。

在婚姻问题上，李贽提倡妇女的权利，包括寡妇的再婚权，并反对歧视妇女。他认为男女在才智上是平等的。李贽对个人的自私看法与当时的主流观念不同，他认为自私是人的天性。他对商人持积极态度，并与商人建立友谊。他肯定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作用。李贽广泛地批评了孔孟的传统思想和程朱理学，他的言论深刻而大胆。由于他的观点和行为受到统治阶级的反感，他在晚年被逮捕，并在狱中自杀。李贽的著作包括《焚书》《藏书》《续焚书》和《续藏书》等。

在明朝的276年历史中，政治和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为文学和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崛起，市民阶层的增长，以及社会和思想的变化为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和动力。在这个时期，古文诗词开始衰落，而小说和戏曲非常繁荣。明代的小说是从宋元时期的话本发展而来，包括长篇历史故事和短篇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和“三言”“二拍”的短篇小说集。

在明朝，统治者为强化君主专制，对思想文化进行控制，支持程朱理学，实施八股取士制度。这限制了思想自由，阻碍了文化发展，导致明朝的诗文创作不及唐宋时期。然而，明朝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诗文流派。明初宋濂、刘基和高启等人的诗文作品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战乱，有时也揭露社会问题。宋濂主张文章应该实用；刘基认为诗文应有讽谏作用；高启的诗以清丽著称，有讽刺作品，但没有独创性。永乐至正统时期，明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此时，由高官领导的“台阁体”流派出现，以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内容贫乏，艺术上单调。弘治和正德年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出现，反对“台阁体”。李东阳推崇唐诗，主张诗应有音韵节奏。但茶陵诗派过于注重形式，内容与人民疏远。随后，前后七子提倡拟古运动。前七子包括李梦阳、何景明等；后七子包括李攀龙、王世贞等。他们提倡学习秦汉、盛唐文学的形式，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这对改变文风有积极作用，但过于强调形式主义，限制了文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新的流派出现。第一是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这个学派主张学习唐宋文学的特色，反对盲目崇古；第二是公安派，以袁宏道、袁宗道和袁中道为代表。他们认为文学应发展变化，学习古人应学其精神而非形式。他们提倡自由抒写真实感情和独创见解；第三是竟陵派，以钟惺和谭元春为代表。他们反对机械模仿古人，主张抒写真实感情，但思想较狭隘。明朝末年，文人社团活动兴盛。其中，以张溥、张采为代表的“复社”和以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运等为代表的“几社”都提倡复兴古学，这与前后七子的拟古有相同之处。但是他们又不满意于前后七子的专事摹拟，主张复古要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发挥批评时事的作用。

在明代，私人历史研究比前代更发达，而政府编写的历史著作较前代较差。朱元璋成为皇帝后，开始编纂《元史》。1369年开始编写，并在8月完成了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洪武三年（1370）补充材料后完成全书，共210卷。历时11个月。这本书完成得很快，但文笔和内容质量不高。政府还修纂了《明会典》，它是明代法律和制度的官方资料。《明实录》包括朱元璋到朱由校的记录，共3045卷。私人历史研究人员包括王世贞，撰写了《弇山堂别集》和《弇州史料》；何乔远撰有《名山藏》；谈迁撰有《国榷》。他们的著作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明代还有志书，包括由朱元璋和朱祁钰命令编纂的《大明志书》和《寰宇通志》。王士性的《广志绎》是私人编纂的全国性志书。此外，《永乐大典》是明代最著名的类书。它由朱棣组织大量人员编纂，于1403年开始，1407年完成，包含22211卷，约3.7亿字。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等。《永乐大典》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献。明代私人编纂的类书和丛书很多，这些著作对文献的保存和整理有很大贡献。

《永乐大典》第11312至11313卷，书前有乾隆帝御笔题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

明代皇帝重视教育，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学校，中央的学校称为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地方学校包括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官学。此外，还有蒙学和书院。国子监于1365年由朱元璋在南京创立。1375年，在凤阳也设立了国子监。1382年，国子学更名为国子监。国子监的学官包括祭酒、司业、博士和助教。祭酒和司业类似于现今的校长和副校长，而博士和助教是教师。国子监的学生被称为监生。他们毕业后可以直接成为官员或通过考试成为官员。1393年，凤阳的国子监停办，学生和教师并入京师国子监，学生总数达到8124人。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由教授、学正和教谕管理。1369年，规定府学的学生数为40人，州学为30人，县学为20人。明代的学校主要教授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同时，《大明律令》和《御制大诰》也是必读材料。1375年，明政府命令在农村设立社学。1383年，允许民间设立学校。这些学校分为家塾、义学和社学三种。使用的教材包括《三字经》《百家姓》等。

在明代初期，书院并未受到皇帝的重视，一直处于不活跃的状态。然而，在成化年间，书院开始逐渐繁荣。王守仁和湛若水是在这一时期对书院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王守仁是一位朝廷官员和学者，他积极支持书院，并在多所书院教学长达二十年。湛若水是一位理学大师，与王守仁关系密切，从四十岁开始直到去世，超过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教学，并在各地创建书院。到嘉靖年间，书院达到鼎盛时期，明代共有一千二百多所书院，其中四百多所是在嘉靖年间建立的。嵇山、白鹿洞、岳麓和东林等是当时最著名的书院。明代的书院不仅教授学术知识，还经常讨论时政并参与政治活动，这导致它们受到当权者的反感，并四次遭受禁毁。第一次是在嘉靖十六年，因为书院被认为“扰乱治安”。第二次是在嘉靖十七年，原因是书院“浪费财资源”。第三次是在万历十七年，张居正认为书院“危害政府”。第四次是在天启五年，太监魏忠贤下令禁毁书院。尽管面临挑战，书院在明代中期继续发展，其中东林书院在晚明时期影响巨大。

明代戏剧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元杂剧逐渐衰落，而南戏逐渐兴盛，传奇成为主流。明朝前期，戏剧受到政府干预，多以封建伦理为主题，保守，质量一般。但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戏剧在城市中流行，戏剧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和作家。明朝末期，朱载堉发明了“十二平均律”，解决了音乐中的音律问题，这是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比欧洲的类似发明早半个世纪。在声腔方面，昆山腔经过改革，音乐更加丰富，受到人们喜爱，成为流行的戏曲。汤显祖是明代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还魂记》。

在明代中国绘画史上，这一时期是过渡时代，涌现了很多画家和作品，具有一定的成就和影响。明朝继承了两宋的画院制度，但没有设立正式机构。画家被召入宫中，朝廷给予他们各种官衔。从宣德到弘治年间，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画院达到了顶峰。在洪武到弘治年间，明朝皇帝倡导南宋院体画的画法，此时院体画占据主导地位。戴进和吴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他们的作品受南宋画家的影响，但也有创新。因为吴伟是江夏人，跟随他的画风的画家形成了江夏派。

陈洪绶（1598年-1652年）的花卉、蝴蝶和石雕画

明代中叶以后，文人画复兴，吴门画派成为主要画派，其画家多为士大夫，代表人物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吴门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分化为松江、华亭、云间等支派。明代也是花鸟画从工笔画向水墨写意画过渡的时期，徐渭是这一时期水墨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在写意画的发展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明代的人物画较弱，嘉靖之前，擅长人物画的画家很少。明末，陈洪绶、崔子忠、曾鲸成为人物画的代表，他们的作品为明代绘画史增添了重要内容。总的来说，明代绘画领域中，宫廷画院衰落，民间画派繁多，但发展不平衡。由于过于模仿而缺乏创新，明代绘画没有重大突破。

沈周（1427-1509）创立吴派画派

明代还有雕塑艺术，表现在宫殿、陵墓、寺庙和石窟。北京故宫是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山西平顺东北的林虑山崖有二十多个石窟，其中的雕像大多为明代作品。明代的雕刻工艺以苏州的玉雕最著名。明代的明十三陵石牌坊用白石雕刻而成，是我国现存石牌坊中最大的一座，牌坊形制仿木结构，线条柔美流畅，其中的神功圣德碑亭内竖神功圣德碑，碑为白石雕成。碑亭的北面是石望柱和石人石兽（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后为石人12尊，为将军、文臣和勋臣，石像造型生动，雕工精细；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对某些神话和理性化的内容成分进行淡化处理，其石刻的造型也比较现实也趋向世俗化，雕刻艺术风格更加细腻、柔和。

明孝陵武将石像

明代书法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以宋克、宋广、宋璲为代表，注重字体外形美。此外，沈度和沈粲是“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中期的书法家包括祝允明、文征明和王宠，他们以楷书、草书等为主。后期，书法家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以草书为主，表现出各自的个性。此外，明代中叶开始，文人画家参与篆刻开始兴盛。文彭和何震是当时有名的篆刻家，分别代表“吴门派”和“徽派”。明代末年，汪关和程邃以篆刻著称，分别成为“娄东派”和“皖派”的代表。

在中国科技历史上，明代是承前启后的时期。这一时期科技著作汇集了历代成果，展现了晚期的发展特点。明朝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增多，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新活力。明代的传统医学和药物学有显著发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重要成就，总结了药物学，并包含了新发现。李时珍对药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并纠正了错误。这本书还包含了生理、病理、疾病症状等方面的内容。明代医学家吴有性研究瘟病，撰写了《瘟疫论》。人痘接种作为预防措施在明代广泛传播，并传至其他国家。明代的商业数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吴敬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是这一时期的数学著作，包含了应用题的解法。明代的珠算得到普及，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纲目金陵版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吸引了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学习并翻译了西方科学著作，如徐光启和李之藻在数学方面有贡献。在天文学方面，邢云路用传统方法取得成就，但明朝后期使用西方方法修订历法。徐光启主持编制新历，最终完成《崇祯历书》，采用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方法和概念。这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有益。

在明代，自然地理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徐霞客游记》。该书是徐霞客对中国地理的科学考察记录，《徐霞客游记》主要对岩溶地貌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过程中，徐霞客记录了100多个岩溶洞穴的方位、深度和宽度，并对所观察到的特点进行分类，并命名了一系列名称，如石峰、环洼、石梁等。他还对溶洞、钟乳石和石笋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基于科学原理的结论。徐霞客是世界上首位对岩溶地貌进行大规模考察的人，比欧洲人早100多年。此外，《徐霞客游记》还记录了其他地理发现，例如他通过实际观察，证明了长江的源头是金沙江，而非传统认为的岷江。书中还包括了对云南腾冲的火山爆发和地热资源的记录，以及对动植物、矿物分布、气候、物产和民俗的描述。《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在近代得到认可。

山海舆地全图

明代晚期，西方地理学知识通过耶稣会士传入中国。1583年，利玛窦携带西文世界地图来到中国，并应要求制作了一幅中文注释的世界地图。该图最初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后经修订，在多个城市出版。此外，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该书系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情况，包括文化、风俗、古迹和物产。这些西方地图和地理著作的引入，为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也对日本和朝鲜产生了影响。

在明代，农书的数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例如，邝璠的《便民图纂》包含了农业生产、家畜饲养、食品制造、医药卫生、家庭用品制造和气象预测；马一龙的《农说》讨论了水稻栽培技术；耿荫楼的《国脉民天》关注精耕细作；沈氏的《沈氏农书》记载了水稻和桑树的栽培技术，以及养蚕和副食品加工；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主要关于手工业技术，但前四章也涉及农业。明代最重要的农书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包含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为十二类，包括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该书主要基于古农书的记载，同时加入了徐光启的经验和评论。徐光启在编写此书时引用了超过200种文献，历时几十年。书中特别强调水利的重要性，并认为农业不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水利问题。该书还详细记录了甘薯的种植、贮藏和加工方法，并在其中讨论了除蝗的科学方法。此外，该书还包含了徐光启与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的水利工具。《农政全书》于1639年出版，并多次再版。十七世纪中叶，它被传入日本和朝鲜，而到了十八世纪，它还被传到欧洲，并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和俄语等。

明代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北京城、长城和江南园林等方面。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的，拥有整齐的街道和对称的建筑。北京的皇宫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长城则是雄伟的防御工程，全长约1.2万里。江南地区的园林以其精致和典雅的设计而闻名。

在明代，手工业制造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其中，纺织、冶炼、制瓷、造船、印刷等技术方面有所进步。此外，明代在火药和火器的生产、研制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明朝在“靖难之役”时开始使用火药和火器。永乐年间，明朝设立了神机营，专门负责火器的生产和使用。1523年，明朝与葡萄牙进行海战并缴获了葡萄牙的火炮，后来仿制成功。万历年间，由于后金的威胁，明朝开始从澳门购买并制造西洋大炮。崇祯年间，徐光启建议组建一支装备西式火器的部队，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在技术和科学领域，明代出版了许多优秀的著作。《鲁班营造法式》总结了南方的建筑和木工经验；《髹饰录》总结了漆工技术；《武备志》是一部军事技术百科全书；《火攻挈要》是一部系统的军事著作；《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的农田水利；《远西奇器图说》是一部介绍近代力学和机械工程的著作；《天工开物》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的著作。《天工开物》的作者是宋应星，字长庚，江西人。这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卷，共十八章，包括粮食作物栽培、谷物加工、养蚕、织染、熬盐、制糖、酿酒、榨油、造纸、陶冶、舟车制造、兵器制作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提供了详细的生产过程和数据，并附有图解。此书初刊于崇祯十年，并传入日本和朝鲜，后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冶炼铁矿石制成生铁和熟铁的炼铁过程，右图为工人在高炉上工作，摘自《天工开物大全》，1637年

在明代，中原汉族的饮食结构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肉食为辅，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肉食为主，蔬菜为辅。明代统治者根据礼制等级，对各社会阶层的饮食消费标准和等次作出严格规定。宫廷的节令饮膳活动丰富多样，宴饮奢侈，提供各种山珍海味。除了传统节日，还有特殊礼仪的筵宴，如皇太后生日，东宫千秋节，祭祀活动等。这些筵宴有不同的规格和规模，参加者的身份和地位有规定，座次和礼仪有讲究，通常具有政治色彩。王公贵族和地主的饮膳活动按规定应与宫廷有所区别，但明代中后期，它们的规格和规模往往与宫廷相当。文献记载，他们的宴会常常非常奢侈。普通民众的饮食除了南方和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主食上的区别外，城市和农村、富裕和贫穷家庭在日常饮食上也有差异。城市有各种点心供应，如糕饼，蒸角，包子等。当时的茶饮料种类繁多，酒是重要的饮料之一，劳动者喜欢喝白酒。城市还供应各种干鲜果品，如柑橘，苹果，梨等。然而，这些通常是富人家庭的享用，贫穷家庭往往只能吃饱饭。

在明代，农历正月初一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人们穿节日服装，祭祀神祇和祖先，拜访长辈，并举行酒宴。立春标志着春天的开始，食品主要是春饼，萝卜，五辛盘，并饮酒。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吃汤圆；二月初二是中和节，除了祭祀太阳神和土地神，还吃太阳糕和煎饼；清明节是一个祭祀鬼神的节日，食品主要是春饼，麦芽糖，冷粥；浴佛节是一个佛教节日，喝浴佛水，吃青米饭，乌米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节日食品主要是粽子和雄黄酒；七夕节的节日食品因地区而异，主要是饺子，面条，油果子，馄饨；中元节是一个祭祀鬼神的节日，节日食品与此相关；中秋节的节日食品主要是月饼和瓜果；九月初九是重阳节，饮用菊花酒，食用重阳花糕；冬至节，节日食品主要是馄饨，米团或米圆，还饮用冬至酒；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节日食品主要是腊八粥；除夕是一年中的最后一日，家人团聚，吃年夜饭和守岁。

明唐寅《王蜀宫妓图轴》(局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1368年），皇帝下令恢复汉族人的传统服饰样式。洪武三年（1370年）设定了皇帝、后妃、官员和普通民众的服饰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对服饰进行了调整，包括用料、颜色和图案。皇帝的冕服用于重大活动，如拜祭天地和册封等，样式为前圆后方，前后各有十二旒。皇帝的礼服称为“衮”，是黑色上衣配黄色下装，上面绣有十二种图像。皇帝还有其他服饰，如皮弁服、武弁服、通天冠服和常服等，每种服饰有特定用途。后妃也有礼服和常服，每种服饰有特定用途。

官员的服饰分为朝服、公服和常服。朝服的冠上的梁数表示官员的级别；公服的颜色和图案显示官员的级别；常服的带子也有级别区别。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用补子的图案来区别官位。普通民众的服饰有严格规定，婚礼时可穿戴九品冠服，但平时有限制。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等材料的衣服，商人只能穿绢、布。服饰颜色、长度和材料也有规定。妇女的服饰包括衫、袄、霞帔、褙子、比甲和裙子等，材料主要是粗布，颜色有限制，不得使用金绣。裙子起初用六幅，后来用八幅，也有用十幅。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服饰上的等级限制开始受到冲击，人们开始追求华丽奢侈的服饰。

在明代，婚嫁丧葬礼仪不仅继承了传统，还包含等级规定。婚嫁礼仪基本上遵循古代的六礼程序。首先是纳采，男方派使者到女方家以纳雁为礼，表示求婚意愿。接着是问名，女方同意后，将女子的名字及生辰告知男方媒人。对于皇帝的婚礼，需要选择吉日，并且在纳采问名前祭告天地和宗庙。然后是选择纳采的日子，皇帝穿戴正式服装，官员们穿着朝服，派出使者到女家。品级官员和皇族成员的婚礼也有特定的程序和要求。然后是定亲阶段。双方交换生辰，并寻求吉兆；如果没有吉兆，程序会停止。得到吉兆后，双方确认婚姻关系可以建立。皇帝的婚礼在此阶段也包含派专使和赠送礼物。公主和王子的婚姻选择也需要皇帝作出决定。品级官员的婚礼，或者为子女聘婚，在定亲前需要书写婚书。成亲阶段包括请期和奉迎。男方派使者到女方询问结婚日期，这称为“请期”。皇帝不亲自参与奉迎，而是派专使去迎接皇后。皇帝的婚礼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大约五天完成。皇族和品级官员的婚礼也有规定。

王室和皇族的婚娶除了有礼仪规定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皇族的婚姻对象多为武官家族，大臣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将女儿嫁给皇族。后期有规定，与皇族结亲的不能担任京官。普通民众的婚嫁礼仪略有变化，主要是简化为纳采、纳币、请期。规定男子16岁，女子14岁以上可以结婚。婚礼的程序可以参考品级官员的。在结婚当天，新郎可以穿普通服装或借用九品官服，新娘可以穿戴特定的装饰。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一同回女方家，称为“归宁”。明代政府对婚礼的聘礼有具体规定，但很难执行。特别是在后期，婚礼变得更加奢华，礼物变得更加丰富。不仅品级官员，普通民众也受到这种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风俗。

十三陵位于北京以北 50 公里（31 英里）处；该地点是由永乐皇帝选定

明代丧葬沿用古代制度并有少许变化，以区分社会地位。皇帝和皇后去世称为“崩”，公侯贵族去世称为“薨”，大臣去世称为“卒”，士人去世称为“不禄”，普通人去世称为“死”。皇帝或皇后去世时，全国一段时间内禁婚娶和娱乐，所有臣民要服丧戴孝，这称为“国丧”。比如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京城官员要穿素服，戴乌纱帽，赴内府听宣遗诏，并在本署哭泣。接着开始服丧，服丧时间根据情况有不同规定。当官员的父母去世，该官员要立即回家守孝。特殊情况下，若需要留任，需经皇帝批准，称为“夺情”。1577年，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张居正因工作需要获皇帝批准“夺情”。

在墓葬上，明代人的社会地位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皇帝的墓称为“陵”或“山陵”。明太祖的墓在南京，称“孝陵”，其他皇帝的墓多在北京，称“十三陵”。官员的墓，大小和高度根据品级决定。一品官的墓地为九十方步，坟头高十八尺，依此类推。墓碑的样式也根据品级有所不同。陪葬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限制。普通民众的丧葬有治丧守孝的规定，但执行不一定严格。墓地限制为三十方步，坟头高度可达六尺，墓前不得立墓碣，但实际上许多墓前仍立有石碑。

在明代，皇帝和不同阶层的出行礼仪及交通工具有区别。皇帝参与重大活动时通常乘坐车轿，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车轿，例如大辂、玉辂、大马辇、小马辇、步辇、大凉步辇、板轿和耕根车等。皇帝有时也会徒步到天坛祈祷。后妃的车辆有辂辇和安车等，但不如皇帝的车辆豪华。皇太子有金辂，东宫妃可乘坐凤轿、小轿，王公贵族的舟车根据等级有所不同。明代政府对文官和武官的车轿使用有严格规定。明代初期，文官三品以上可以乘坐轿子，武官不允许乘坐。正德以后，乘轿制度放宽。官员乘坐的车轿的装饰和轿夫有严格规定。

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因地区和民族习惯而有差异。江南地区多用船只和轿子；中原地区多用轿子、骡车和马、驴；游牧民族多骑马或骆驼；西南地区因地形崎岖多以徒步为主，也有骑象和骑马。政府为显示权威和对民众的控制，对民众的轿子、骡车和骑马有严格限制。民众的轿子主要有显轿和暖轿两种。显轿简单，暖轿较精致。骡车是民众使用的车子，有载物和乘人之分。民众可骑马，但鞍辔只能用铜铁装饰，颜色必须是黑色。这些规定在明初严格执行，但到了明代中后期开始放宽，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法制产生了影响，社会生活发生变化。

在明代，居住环境受到严格的等级划分。皇帝和后妃居住在皇宫，最初位于南京，后迁至北京。北京的皇宫建设开始于永乐四年（1406），历时十五年，由大量工匠和劳工建成。皇宫占地七十二万多平方米，有九千九百多间宫殿楼阁，被十米高的城墙围绕，城墙外有宽达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皇宫的设计和布局旨在展示封建君主的威严。政府对文武官员的住宅有明确规定。一品、二品官员的住宅可以有五间九架的厅堂；三品至五品官员的住宅可以有五间七架的厅堂；六品至九品官员的住宅可以有三间七架的厅堂。不允许在住宅前额外占地建造亭子或开辟池塘。这些规定在明代初期得到遵守，但到了中后期，一些高级官员和富商的住宅超过了这些标准。

明代的官僚和富商在一些地区建造了大量的宏伟和豪华的住宅。同时，皇家和私人也拥有园林。据史料记载，北京有五十多个园林，苏州有二百七十多个，扬州则以园林而闻名。对于普通民众，政府规定其住房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不得使用复杂的建筑装饰和彩色。然而，明代中后期的一些富商的住宅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规定。而对于贫困家庭，即使是简陋的住所也难以获得。当时的建筑风格有所变化，斗栱逐渐从一种普通的建筑结构变成了大型建筑的装饰元素。人们倾向于让多代家庭同住，因此需要宽敞的房屋和住宅群，但这通常只有官僚和富商才能实现。

白中文殊菩萨，何朝宗，十七世纪

在明代初期，虽然皇帝们个人对佛教有支持，但作为统治者，他们根据国家利益制定佛教政策。朱元璋曾是僧人，但他选择理学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与佛教有冲突。他允许佛教在社会上存在，因为他相信佛教可以帮助维护国家秩序。这种态度奠定了明代官方对三教（儒、佛、道）合流的基调，将佛教和道教合法化，但以儒教为中心。朱元璋进一步区分和管理佛教。他注意到佛教有不同的传统，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差异，对僧人进行重新分类。他下令将佛教分为禅、讲、教三类，并规定教僧的主要任务是举行仪式，为生者和死者祈福。他对这三类佛教有明显倾向，关注的是佛教的社会效用而非佛教本身的利益。

朱元璋也对佛教进行了限制性管理。他颁布法律规定佛教寺院的数量并对其进行编号，他还下令清查僧人和道士的数量，限制其数量，并要求僧人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度牒。此外，他规定寺院的田地要缴税，这对寺院是一个负担。由于朱元璋的政策限制了佛教的自主性，并使其无法有效地从社会获取资源，导致了佛教在明代的衰落。这种政策使僧人面临生存压力，容易被地方豪强侵占，僧俗关系变得扭曲。朱元璋利用国家力量支持瑜伽教来推进统治议程，但这也导致了真正的宗教情感和虔诚的丧失。佛教最终在文化精英中受到轻视，并更多地依赖非精英支持者。

在明代，统治者继续实行崇尚道教的政策，并制定和完善了道教管理制度。明代初期，道教特别是正一道非常兴盛，到明世宗时达到顶峰，成为道教发展的第三次高潮。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看到道教和佛教对于维护统治和安定民心的重要性，于是采取措施支持道教，建立道教观，并对正一道的领袖以及其他道士表示礼遇。他还撰写了关于道教的著作，并为整个明代的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管理道教，他建立了管理机构，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不同的部门来管理道教事务。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代对道教最为热衷的皇帝，他在统治后期，整个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崇尚道教，这使得道教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用是否崇尚道教来评价和奖惩官员。然而，明世宗去世后，明穆宗对道教采取了限制措施，削减了一些道教领袖的权利，并采取了对道教的贬低政策。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十年，后来有所改善。到了明末，由于国内的问题，统治者没有时间关注道教政策，道教逐渐失去了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其地位逐步下降。尽管如此，民间的道教仍然活跃。

中国釉面陶器道教神像，明代，16世纪

在明代后期，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标志着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传播。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成立于1540年。当时耶稣会在欧洲面临新教的竞争，开始向海外拓展。1541年，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受教皇命令，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发，经过果阿和日本，于1552年来到中国广州附近的上川岛，但因明朝的海禁政策未能进入内地，并于上川岛去世。葡萄牙人在占据澳门后，澳门成为了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基地。1574年，耶稣会士范礼安等41人抵达澳门，尝试进入内地传教但未获成功。然而，范礼安提出的适应中国习惯和学习中国语言的策略逐渐见效。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最终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罗明坚是首位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他在澳门学习中文，随后进入广州，并最终在肇庆传教。他在肇庆建立了教堂并用中文撰写宗教著作。在同一时期的耶稣会士中，利玛窦是最著名的。他于1582年抵达澳门，并随后在肇庆、韶州、南京和江西南昌等地传教，直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在中国的活动促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了在中国传教成功，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和罗明坚努力适应中国文化，穿中国式的衣服，并使用“天主”这个称呼来代替“上帝”。他们还学习儒家经典，并尝试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结合。

利玛窦还撰写了关于天文、数学、地理和音乐等方面的著作。这些活动不仅出于宗教目的，而且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使天主教在中国扎根，利玛窦致力于赢得明朝皇帝的支持。1601年，利玛窦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并通过赠送礼物赢得了皇帝的好感，获准在北京居住和传教。此后，还有更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利玛窦去世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继续发展。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接受的第一个中国信徒从1583年开始，到1636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数量增加到约三万八千人。

明代是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阶段，明政府对伊斯兰教实行优容与约束并行的宗教政策。相比于之前穆斯林多以"藩客"形式生活，明代的穆斯林更加本土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从地域层面来看，明代伊斯兰教分布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遍布三级政区的格局；从民族层面来看，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居民和以回族为代表的内地信仰伊斯兰教居民两大系统形成。明朝政府对甘肃回民免除赋税，对归顺大明的穆斯林首领加以笼络，比如明太祖册封伊斯兰教名人赛哈智为世袭咸宁侯，又在江南和陕西等地修建多座清真寺，但同时又对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分离和教法分离，此外采取民族同化政策以减弱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清圣祖康熙皇帝祭拜明孝陵时评价：“朱元璋建立的明朝远迈汉唐，治隆唐宋。”

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教授评价：“在政治上，那个时代所培养的是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驯服忠顺的官僚，在学术文化上，却长期被古代的阴魂所垄断，停留在几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著名明史学者商传评价：“从明朝的历史来看，它经历了传统社会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

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评价：“朱元璋的性格和文化水平，使明代历史表现出鲜明的内向性、封闭性和落后性。”

著名明史学者毛佩琦评价：“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君主宗法制成熟、完善、达到顶峰的时期，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近代化的因素。明朝人思想空前解放，追求权利，追求个性，追求功利，对传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美籍华裔明史学家黄仁宇评价：“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著名明清史学者顾诚评价：“明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东方封建大国，它既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各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又呈现显著的不平衡性，可供探讨的问题极多。”

美国历史学者牟复礼评价：“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明代是一个政府很坚强有力的时代。它的开国之君把它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充满自信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体。明初几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不仅在这里重建了中国的统治地位，他们也在亚洲的海路上重建了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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