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孙吴三个主要政权，又称为三国时期。共经历六十一年。

东汉末年，朝局不稳，军阀纷纷割据称雄。赤壁之战后，形成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并立的局面。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政权。次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孙权虽暂时称藩曹魏，但实际上割据江东，成为独立于曹魏、蜀汉的第三个政权，而三国鼎立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曹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称帝，建立东吴政权，三国鼎立正式形成，史称三国时期。曹魏景元四年（263年），曹魏灭蜀汉，咸熙二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曹魏称帝，建立西晋，晋咸宁六年（280年），孙吴被灭国，三国时期结束，前后历时六十一年。。

东汉末年，以外戚与宦官为首的两大势力相互争权，朝廷党争不断，政治腐败，天灾频发。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起义被镇压后，各地仍不时发生民变。中平五年（188年)，东汉朝廷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范农民起义，改部分地区的刺史为州牧，选亲信的宗室大臣担任，授予他们一州的军政大权。同时，为了加强对京都洛阳的守卫，组建了一支守护京师的新军，即“西园八校尉”，其中，袁绍为中军校尉、副统帅，曹操则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

但任命州牧执掌地方军政的举措非但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反而给各州牧创造了封建割据、独霸一方的条件。其他未成为刺史和郡太守如长沙郡守孙坚、南阳郡守袁术等也纷纷效仿，乘机扩张势力。汉灵帝离世后，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在斗争中两败俱伤，而并州牧董卓则于永汉元年（189年）另立汉献王，控制了朝廷。初平元年（190年），东汉官宦出身的袁绍、袁术、曹操等组成同盟军讨伐董卓。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司徒王允设计杀死。但在此期间，地方割据势力并起，刘表、袁绍、袁术、刘备、曹操、孙坚等势力不断壮大，多不再听命中央。

各割据势力为争夺势力范围相互攻伐，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以曹操、刘备以及孙坚之子孙权为首的三股较强大势力鼎立的局面。其中，曹操在参与讨伐黄巾军后，据兖州精编了青州兵，在董卓之乱时，又征徐州，败吕布，势力扩张。建安元年（196年），被董卓挟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的汉献帝东归洛阳，曹操率兵迎接汉献帝，并于建安三年（196年）将汉献帝至许都（今河南省许昌市）。此后，他手握朝廷大权，以天子名义征战四方，接连消灭袁绍、袁术、吕布、刘表、韩遂等势力，降服南乌桓、鲜卑等族，统一中国北方，以丞相、魏王之名治理中原地区。

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室宗亲刘备则以匡扶汉室之名，和义弟关羽、张飞先后依附于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历任豫州刺史、徐州牧、豫州牧、左将军等职，并礼聘了诸葛亮为谋士，据荆州发展壮大，夺占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益州、汉中等地，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晋位汉中王。

原为长沙郡太守的孙坚，在初平三年（192年）与荆州牧刘表作战时战死，长子孙策追随袁术，在淮南扩展势力。在袁术想要自立时，孙策与之脱离关系，并于建安元年（196年）被汉献帝任命为讨逆将军，封为孙吴侯。建安四年（199年），袁术病死，孙策兼并了袁术余部，又征伐江夏，劝降了豫章太守华歆，实力迅速壮大。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在打猎途中被暗杀去世，孙策的弟弟孙权在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佐下统领孙策旧部，在江东称雄。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乘刘备与曹操作战之机，派吕蒙偷袭江陵，擒杀关羽，全据荆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任魏王之位。同年十一月，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曹魏，史称曹魏。此后，刘备以汉献帝已遇害为名为其发丧，并于次年在成都（今四川成都）以汉朝宗室的身份称帝，宣布继承汉朝法统，仍以“汉”为国号，史称蜀汉。

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亲自率大军讨伐孙权，孙权求和不成，一边派兵迎击蜀汉军，一边主动向曹魏称臣，被曹丕封为孙吴王、大将军持使节督交州，领荆州牧。黄初三年（222年），孙权大败蜀汉军，但不愿兑现遣长子孙登入曹魏为质的承诺，并于当年十月叛离曹魏。曹丕出兵攻打孙权，一路攻至江陵，虽因遇到疫疾等原因最终退兵言和，但曹魏与孙权就此交恶。黄初四年（223年），兵败后退守白帝城的蜀汉国皇帝刘备离世，太子刘禅即位，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辅政大臣。在此前后，蜀汉南中地区各郡集体叛乱，蜀汉遂与孙权重结联盟，恢复了友好关系，以集中力量处理南中地区的叛乱。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离世，孙权趁机势力北进。而蜀汉也平定了南中之乱，对内治理上也纲纪粗定，夷汉相安。曹魏太和元年（227年）。蜀汉开始筹划北伐曹魏。太和二年（228年），曹魏在街亭大败蜀汉军，同年十二月，蜀汉兵指陈仓，因粮尽而还。太和三年（229年），蜀汉军攻取了曹魏的武都郡与阴平郡。同年，孙权趁两国交战之机，自立为帝，建立孙吴。自此，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正式分立。

孙权自立后，蜀汉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双方还达成了共同灭曹魏、平分天下的约定。太和五年（231年），曹魏派兵攻打孙吴，并在石亭击败了孙吴的军队。次年，曹魏北征辽东，击败了公孙渊的军队，在辽东发展势力。而孙吴也于太和七年（233年）遣使辽东，想要册封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为燕王，但最终使者被杀，计划未能成行。之后，孙吴数次攻打曹魏，均未能取胜。与此同时，蜀汉于太和五年（231年）再次北征，但至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伐灭曹魏的目标也未能实现。

在此期间，曹魏在曹叡的治理下，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设定了魏律，推行均田制，任用大将曹真、司马懿等人，成功防御了孙吴、蜀汉的多次攻伐，平定了鲜卑之乱，攻灭自立为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纳入版图，并提倡儒学，巩固了曹魏在中原的霸权。

曹魏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逝，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继任曹魏皇帝，以太尉司马懿为托孤大臣。此后，司马懿与以曹爽代表的曹魏宗室势力相互争权。曹魏正始三年（242年），孙权在长子孙登去世后，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孙吴朝中大臣也以他二人为核心聚集起两派势力，开启了“二宫之争”。

曹魏嘉平元年（249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发动政变，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曹魏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去世，曹魏军政大权又落入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手中。嘉平四年（252年）四月，孙权离世，在此之前，参与党争的皇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被赐死，其年仅十岁的幼子孙亮最终登基，由太傅诸葛恪、卫将军滕胤辅政。此后，孙吴依旧内斗不断。

与此同时，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以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领国事，将主要精力放在安定民生、恢复国力方面。正始七年（246年），蒋琬因病去世，后主刘禅自摄国事，宠信宦官黄皓、培植宠臣陈祗，朝政逐渐败坏。而费祎以大将军的身份秉政，以守成为主，愈发无意对曹魏发动大规模攻势。曹魏嘉平五年（253年）春，费祎被曹魏降将郭循刺杀。同年夏天，蜀汉将姜维率数万人出兵北伐曹魏，后因粮尽退还汉中。

嘉平六年（254年），时年二十三岁的曹魏皇帝曹芳试图诛杀司马师夺权，计划泄露后，被司马师逼迫退位，黜为齐王，十三岁的曹髦继任曹魏帝。同年，蜀汉将姜维出兵陇西，掳得曹魏河间、狄道、临洮三县百姓。曹魏正元二年（255年），曹魏将领毋丘俭、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叛，司马师派曹魏将诸葛诞平叛，文钦兵败后转投孙吴，孙吴出兵抗曹魏，最终兵败，孙吴将留赞被诸葛诞诛杀，诸葛诞统兵淮南。同年，司马师病逝，其弟司马昭在曹魏掌权，蜀汉再次以姜维、夏侯霸等为将，击破曹魏雍州刺史王经的军队。次年，蜀汉北伐大军被曹魏将邓艾击败，损失惨重。曹魏甘露二年（257年），曹魏将诸葛诞在淮南叛乱，蜀汉将姜维率数万人出骆谷，与曹魏军队相持，伺机而动。次年二月，诸葛诞之乱被曹魏所平，蜀汉军无功而返。同年九月，孙吴皇帝孙亮与太常全尚、将军刘丞谋划诛杀权臣孙綝失败，被贬黜为会稽王，孙綝和其弟武卫将军孙恩迎立孙权的第六子孙休即位。

甘露五年（260年），曹魏帝曹髦率领宿卫和奴仆征讨权臣司马昭，被司马昭属下成济弑杀。同年六月，司马昭拥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十五岁的曹奂为帝，秉九锡之礼，继续把揽曹魏朝政。

蜀汉镇西大将军姜维因多次伐曹魏无功，反而虚耗了国力，被大臣诸葛瞻、董厥等多次弹劾，要求刘禅将其贬职，夺其兵权。深受刘禅崇信的宦官黄皓也因和姜维有隙，屡次预谋废黜姜维，扶植右大将军阎宇。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姜维又一次率兵北伐，被曹魏将邓艾击败后不敢返回成都，在沓中（在今甘肃舟曲县一带）屯兵驻守。同年八月，曹魏掌权人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兵分三路大举攻打蜀汉，姜维在沓中与邓艾交战，之后又击败诸葛绪。得知钟会的东路大军已占领了汉中大部分据点，姜维率军回援，将钟会大军阻拦在剑阁（今四川剑阁），双方僵持不下。邓艾遂率精锐部队绕道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奇袭江油（今四川江油北），在蜀汉腹地绵竹大破诸葛瞻、攻占涪城(今四川绵阳)，进逼成都。

景元四年（263年）十一月，刘禅放弃抵抗，率文武百官出城投降，蜀汉灭亡。姜维则诈降钟会，想借助钟会野心使曹魏陷入内乱，以复国蜀汉，但事情败露后钟会和姜维均被杀害。

景元五年（264年）七月，孙吴皇帝孙休去世，其藩属交趾叛孙吴降曹魏，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扶持孙和之子孙皓为帝。十一月，因有人密告大臣濮阳兴和张布谋反，孙皓下令诛杀二人，又除去了上任皇帝孙休的皇后朱氏和孙休的长子、次子。咸熙二年（265年），孙吴迁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市），令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部诸葛靓镇守旧都建业（今江西南京）。

咸熙二年（265年），曹魏权臣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继任相国、晋王之位，总揽曹魏军政大权。不久后，司马炎逼迫曹魏帝曹奂禅位，建立西晋，曹魏灭亡，曹奂被封为陈留王，行曹魏正朔。孙吴听闻消息后，曾遣使去晋，但之后又与晋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晋泰始三年（267年）起，孙吴多次出兵欲夺回此前归降曹魏的交趾，但均被晋军击退，交趾纳入西晋属下。晋咸宁五年（279年），西晋以羊祜、杜预、王浚等为将，大举攻打孙吴。次年，孙皓主动请降，孙吴灭亡。三家归晋，司马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期就此结束。西晋继续推行曹魏的屯田政策，在三国时期结束后的三年内人口增加120多万户，被史称为“太康之治”。

三国之中，曹魏疆域最大，占据北方及西北大部分地区；孙吴疆域第二，占据东南大部分地区；蜀汉疆域最小，占据西南地区。

三国时期曹魏蜀吴三国疆域图

三国时期州郡划分及归属

曹魏疆域在曹操为政时期大幅发展，曹丕称帝建国后据有司、豫、兖、青、徐、雍、凉、冀、幽、并十州区域，荆州、扬州北部诸郡，在西北恢复了汉朝时的西域长使和戊己校尉，共有十二州八十七郡。疆域北至今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黄海，与孙吴对峙于淮河、汉江一带，以寿春、襄阳为重镇；西至甘肃，与河西鲜卑、羌氐相邻；西南与蜀汉对峙于秦岭、河西一带，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重镇。

此后，孙权暂时称藩，曹魏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授孙权为荆州牧，原由曹魏直辖的荆州北部改称为郢州。黄初三年（222年），孙权复叛，荆州所辖归属孙吴，曹魏复郢州为荆州。其后，曹魏又分陇右之地置秦州，不久又并秦州入雍州。景初二年（238年），曹魏攻灭公孙渊，将及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归于辖下。景元四年（263年），蜀汉降于曹魏，曹魏尽据蜀汉旧地，并将益州一分为二，划分为益州和梁州。

蜀汉建国前，势力一度涵盖荆州、益州及汉中，但立国前后荆州被孙吴袭夺。刘禅即位后，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又向北伐取阴平、武都两郡，疆域拓展至云南一带，占据益州一隅，共有二十二郡。北面与曹魏对峙于秦岭，以汉中为重镇；东面与孙吴相邻于三峡；西南至岷江、南中，与羌、氐及南蛮相邻。益州下设庲降都督统领南中诸郡，在永安、江州与汉中三地设有都督府以统领军队。

孙吴建立后，疆域北至庐江郡（今江苏中部），与曹魏对峙在长江淮河一带及汉江长江一带，以建业、江陵为重镇；西达交趾郡（今广西东部），与蜀汉相邻于三峡，以西陵为重镇；东至海，南达越南的中部西。所辖囊括今中国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江苏、广西、安徽、湖北、重庆、上海市，以及今越南的北部地区。

孙吴原有三十二郡及荆州、扬州、交州三州。黄初七年（226年），孙吴趁曹魏政权新旧交替扩展势力，设置了广州，不久并入交州。景元五年（264年），复设广州。整个孙吴时期，新置郡二十七个，新置县一百四十个，其中扬州新置县六十八个、荆州新置县三十个、交州新置县二十四个、广州新置县十八个。

三国时期，连年战争，人口流徙，户口数字缺乏可靠记录。中国人口学专家路遇、滕泽之在《中国人口通史》中，通过《三国志》《晋书》等文献推算，曹魏政权初期治下总人口当在800万以上；以《晋书·地理志》所记太康二年（281年）户数为支点推算，曹魏末年人口约有1129万，曹魏政权所覆盖的少数民族人口约200万至240万，而整个曹魏统治区的实际人口当在1300万以上。

据《晋书·地理志上》载，蜀汉政权初建时“其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认为刘备在立国之初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户口登记，《晋书》所载蜀汉人口数量或为当时或后人的一种估计。据王隐《蜀记》记载，蜀汉灭亡前，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历史学者任乃强推测认为王隐《蜀汉记》中记载的是十六国时期的成汉政权户数。人口史学者葛剑雄认为任乃强的推断缺乏史料依据，但也有此可能。

据《三国志·吴书》载，孙吴灭国时，有523000户，约有人口230万。《晋书·地理志》载，曹魏正始三年（242年），孙权还当政时，有人口240万。《续汉书》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孙吴有兵户923000户。学者余鹏飞认为《三国志》《晋书》《续汉书》等史籍记载不详，均未记载孙吴豪族隐匿人口、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以及国家编户齐民的情况，不能反映孙吴的具体人口情况。现代历史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推断和研究，认为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孙吴有478000户，次年人口约为280余万人（包括20—30万山越族人和24万水陆士兵）。孙亮即位当年（252年），人口数量接近300万，士兵约有36万。孙吴灭国前共有611400户，总人口达550多万。

三国中央官制在沿袭东汉的三公九卿制基础上有所改变。由于各政权都是由割据军阀借机建立的，他们在未称帝前网络了一批幕僚和将领，组成“霸府”。政权成立后，霸府便成为新王朝的行政中枢。曹魏在曹操执政时期，对东汉官制进行改革，建立了以丞相为首的台阁制。刘备、孙权属下的相、大将军等士族权势也较大。三国分立后，曹丕为削弱相权，改相国为司徒，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三公渐无实际职务，仅备顾问。蜀汉不设司空，太尉不常设，以大司马掌军政，诸葛亮死后不再设相。孙吴三公不常设，以太佐政，丞相有时分设左、右二人。

另外，三国在尚书台、御史台设置上以及侍中权责方面也有所变化。曹魏尚书台完全独立，设尚书令，主持选官，总典纪纲，以左、右仆射为副职。下设主管选官的吏部曹，主管缮修功作、苑池等事的左民曹，主管外国使臣朝贺等事的客曹，主管军队的五兵曹，主管财政的度支曹。各曹长官是尚书。五曹尚书与一令二仆射合称八座。列曹之下又设二十五郎，郎官称郎中、侍郎或尚书郎。蜀汉仍沿袭东汉旧制，而孙吴尚书台只设有选、户、左、贼四曹。曹魏建立后，将御史台正式设为中央监察机构，以御史中丞为长官，下设负责弹劾官吏的治书执法；分曹负责监察的侍御史，并不定期派出巡御史巡查地方。蜀汉、孙吴也设有御史中丞，但制度没有曹魏完善。此外，曹魏设侍中四人，资历深者一人为主官，称祭酒。侍中作为加官，凡加侍中者，可在皇帝左右备顾问。其他两国类同，侍中较东汉权责更大，地位更加尊贵，和侍中地位相近的还有散骑常侍。蜀国还在散骑常侍之外，仍设中常侍，两职均由宦官担任。

曹魏新置了中书省、秘书省。中书省置中书监掌机密，若皇帝有秘密诏书下发州郡及边将，则由中书省发出。中书省属官有通事郎(后改称中书郎)、中书通事舍人、著作郎、著作佐郎等。秘书省管理艺文图书，长官为秘书监。下设秘书承、秘书郎、校书等。蜀汉只设有中书郎、秘书，孙吴设有中书令、秘书郎。

三国地方行政组织有州、郡(国)、县三级。曹魏京师所在称司州，设司隶校尉。蜀汉司隶负责督查京畿，不领益州事。孙吴无司隶。其他州皆设刺史或州牧。州牧地位高于刺史。曹魏刺史多以持节都督兼任，不以都督兼任称单车刺史。

郡设太守、都尉等官。曹魏太守领兵加将军称号，属下有丞(边郡设长史)、司马，诸曹掾属。少数民族地区设校尉。蜀汉则在边郡设都尉。县设令、长。属官有丞、尉等。此外，曹魏设有王、公、侯、伯、子、男、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十等爵位。官员等级分为九品。蜀汉、孙吴的爵位有王、县侯、乡侯、亭侯。三国辖下的王国、公国、侯国都设相，王国、公国之相职如太守，侯国之相职如县令。

曹魏建立之后，推行九品中正制，各使诸郡选置中正，中正以现任官兼任，致仕官员一律不得受命。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评待选官员，参照簿伐（家世）、状（德行、才能）、品（综合门第德才定品）三个标准，将他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而吏部授官，除了依据中正评定的等级外，还要求中正官提供候选人的门第和父祖两代的官爵。加上担任中正的人都是世家大族，渐渐产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的现象。此外，人口十万以上郡每年举孝廉一人，若有优秀的，不受户口的限制。

蜀汉在选官上，更加重视品行、才能，倾向从实践中考察、选拔有专长的人才。只要有治国之能，不论出身和地位，可破格录用。景初三年（239年），孙吴下诏以四科取士。但整个三国时期，世家大族具有较高地位，官员选用也多受此影响。

由于各国立国条件和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曹魏、蜀汉、孙吴三国在军事上各有特点。

曹魏沿袭曹操时代以法治军的主张，军纪、军法严格；有水陆两军，但水军力量薄弱，远不如东孙吴；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又分为中军和外军两部分，接受都督中外诸军事指挥。中军驻于京师地区，直属中央，是曹魏军队的核心力量。中军主要由武卫、中领、中护、中坚、中垒五营组成，中领军和中护军为五营的正副统帅。其中武卫营负责宫廷警卫，其它各营则负责京师地区的防守。五营兵平时屯驻京师掌宿卫，战时则从征作战。

外军为屯驻京师之外的中央军，曹魏建国后，在沿边诸州，普遍建立了军事管辖区置都督诸军，与专管民政的刺史各成地方权力中心。为协调二者的关系，曹魏任命驻军的将领兼任州刺史之职，产生了军民两政统于一身的制度。地方军也称州郡兵，原是在刺史、太守私人部曲的基础上组建的地方武装，属州刺史和郡太守统辖。曹魏实行给客制后，地方官员常把屯田客变成私人部曲，大大加强了地方割据的势力。

为获得充足兵源并使供给得以保障，曹魏强行将居民分成三部分，即普通农户、屯田户和军户。普通民户负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隶属地方，需承担租调和赋役；屯田户负责耕种国家的土地，向国家缴纳分成租，归国家的各级农官管理；军户为世兵，即职业兵，平时屯田，战时打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社会地位低。为防止他们逃亡或投降敌人，曹魏还建立了质任制度，将兵将的家属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在地作为人质。除世兵外，曹魏还使用招募、强征及收降等办法来扩大兵源。

蜀汉的军队，包含水、陆两种，以陆军为主，水军次之。陆军之中，又包括步兵、骑兵、弩兵和车兵。步兵和骑兵无法与曹魏抗衡，而水军也不抵孙吴，但由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组成的弩兵战斗力强。为了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丞相诸葛亮重视对战阵的研究，推演兵法作了八阵图，以应对曹魏骑兵的冲击。

刘备称帝后，沿袭军政一体的霸府军事体系，以刘备为最高军事长官。军队分中军、外军，由各种名号的将军统领。其中，以骠骑、车骑、卫将军的地位最高，监军、护军、领军和都护次之，另设一些杂号将，以定官阶。杂号将军有的统兵，有的只是官阶。诸葛亮离世后，军队指挥权掌握在大将军手中。大将军之下，设监军、督护、护军、领军等官职，分领中外诸军。凡领中央直辖军者，一般在官职前加一“中”字；凡统军在外者，则加“前”“后”“左”“右”等字。中央禁卫军总首领由皇帝指定的亲信担任，没有固定的官阶。禁卫军有左右羽林和虎步营、虎骑营，羽林的长官称都督，虎步、虎骑营的长官称虎步监和虎骑监。

外军主将都由中央委派的将军任都督，镇守一方，镇守一方的都督往往兼任地方的行政长官。不统外军的郡守，也设有军队，但属于部曲兵或州郡兵，属地方军性质。蜀汉军队的基层编制与曹魏大致相同，以部为单位，部以上的统军将领为将军。部下有曲、屯、队等，直接带兵的军官有校尉、司马、都尉。

蜀汉兵源最初多来自将领的部曲兵和私兵，占领益州后，编户齐民，实行征兵制度，除世兵外，所有适龄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刘备进蜀汉后，还曾根据诸葛亮的建议，将流民编为军户，但数量不大。为扩大兵源，蜀汉还招募和收降南方各少数民族，以补充军队的不足。为保障军队供给，除征集居民的租调外，蜀汉还曾在汉中和渭滨分兵屯田，设司金中郎将负责监造兵器，设司盐校尉负责盐、铁的生产和专卖。

孙吴建立之前，实行世袭世袭领兵制，地方官不论是否兼领军事，都可以世代保留部曲兵；以及奉邑制及复客制，即赏赐给统兵的将领若干县邑和若干劳动人口，用其租赋的收入供给所领的军队。孙权称帝后，为孙吴最高的军事统帅，由相或官阶较高的大将军等加“领中外诸军事”或“督中外诸军”负责统领指挥全国的军队。为加强中央集权，孙吴对地方领兵权进行限制，世袭领兵制日渐衰落，奉邑制也随之消失。

军队由水、陆军组成，以水军为主，陆军为辅。陆军之中，又分步、骑两个兵种。全国的兵力，约二十万左右，舰船共有五千余艘。孙吴军事上以战略御为主，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中军以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虎骑等营，成员大多由孙氏的故将所领部曲组成，将领多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统军将领中，以骠骑、车骑和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征、镇、安、平将军次之。地方州郡实行双轨建制，即地方官兼有军职者，可统领中央外军和地方州郡兵。此外，孙吴实行为了加强长江防线的警戒，孙吴袭用了汉代的烽制度沿江设有守望、报警和通讯设施。

军队兵源开始主要为大族的部曲家兵，以及招募和收降的敌兵。孙权执政后，仿曹魏之制建立世兵制，实行兵民分离。但孙吴世兵与家属分离，实行统一管理，且有轮休制度。军户一般要随军并由各统兵将领分管，家属往往集聚于驻军附近。由于孙吴地人口有限，其总兵力中半数左右来自于被征服的山越人。孙吴也行屯田制，有军屯、民屯两种。军屯由驻外地的部队屯垦，民屯则主要由被驱赶出山的山越承担。屯田的收入一部分供军需。

定都成都以后，蜀汉丞相诸葛亮曾积极主张立法设度，与法正等人共同制订《蜀汉科》作为治蜀汉的基本法规。现仅存几条“教”与“军令”，其余均已佚失。青龙二年（234年），孙吴依汉制定科令，也已佚失。曹操北定中原以后颁行《甲子科》。曹魏建立后，魏明帝执政时期，令陈群等人删节律令，以汉九章律为基础，制定了魏律，于太和三年（229年）颁行。曹魏律根据社会情况增加了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赇、惊事、偿赃、免坐等十篇，以刑名为篇首。整个三国时期，统治者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安策略，虽然倡导明刑弼教，但主张重刑，刑罚较为急峻。同时，各国又常恩威并用，以招揽人心，标榜慎刑。

三国之中，蜀汉与代汉的曹魏长期处于敌对关系。但蜀汉建立之初，刘备为报荆州被夺、关羽被杀之仇，东征孙吴。孙吴求和不成，向曹魏称臣，迎战蜀汉，蜀汉兵败，孙吴转而叛曹魏。此后，曹魏三次征讨东孙吴，但都无功而返。孙吴正式建国后，和蜀汉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曹魏。期间，蜀汉多次北上攻打曹魏。汉中之战后，蜀汉取得了胜利，曹魏则损失惨重。诸葛亮去世后，国力逐渐衰弱，蜀汉暂停北伐，与曹魏关系转缓。由于南北方均势打破，形势对曹魏极为有利。

诸葛亮去世后，姜维也多次北伐曹魏，但均无功而返。景元三年（262年），曹魏掌权者司马昭决心先灭蜀汉，后灭孙吴，于次年大举伐蜀汉，并最终灭掉了蜀汉。此后，曹魏和孙吴相互敌对，互相争斗，孙吴处于劣势。

曹魏建国后，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一度向其臣服。太和二年（228年），魏明帝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与此同时，孙吴与辽东也在暗中往来。太和六年（232年），曹魏北征辽东，击败了公孙渊的军队，孙吴趁机遣使欲册封公孙渊，公孙渊斩杀东孙吴使者，被曹魏明帝拜为大司马，受封乐浪公。景初元年（237年），因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曹魏派兵征伐，于次年将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归于曹魏属下，北方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消除。

此外，三国中的曹魏还与北方的鲜卑族保持着长期的商贸往来。魏文帝曹丕登基以后，鲜卑族部落首领步度根、轲比能分别遣使献马，均被曹丕拜王。此后，双方以以朝贡和赏赐的方式相互贸易。

三国之中的曹魏在建国后，与西域各国恢复汉朝时期的商贸往来，龟兹、于寘、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西域国家每年向曹魏朝贡。为防止诸豪族欺诈胡商，加强和西域大国的贸易往来，曹魏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和护卫去西域各国的商路，以确保双方往来畅通。蜀汉曾与大秦（即罗马帝国）通过水路通商往来，而孙吴与西域的大秦也有联系，孙权曾迎接来自大秦的商人秦论。大秦商品如玻璃、金刚石也在此后传入孙吴。

三国之中，曹魏与朝鲜半岛的濊貉、三韩(辰韩、马韩、升辰)，以及倭国（日本）都有过贸易往来，且与倭国的贸易较为频繁。曹魏时期，倭国在十年中四次派使节来曹魏，曹魏也曾遣使回访，双方互赠方物。此后，曹魏与倭国保持了长期的商业贸易关系。

而孙吴在建国之前与朝鲜半岛之间就有交流。孙吴与倭国也有交流往来，诸多日本古墓出土了由孙吴制造的铜镜，例如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景初二年（238年）对置式神兽镜等。还有一些中国南方的工匠从会稽郡（今福建福州一带）出发，经过夷洲和琉球，最终到达南九州的种子岛。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还将后来的东晋和南朝人为“孙吴人”，把从中国南方传入物品冠以“孙吴”字，东渡的“孙吴人”在日本的定居地也被称为“吴原”。

孙吴海上交通图

三国之中的孙吴与天竺（即印度）交流频繁，天竺高僧支谦和康僧会曾孙吴，传播佛教教义，推广佛法。孙吴的使节也曾在海外与天竺的使臣会面。印度的香料通过海路输入，而南洋诸国中的林邑国则向孙吴输入特产玳瑁、贝齿、吉贝（即棉花）、沉香木等，尤其以吉贝（棉花）为多。甘蔗制糖技术也随之传入了珠江和长江流域。林邑国的士人则受到儒家文化影响，学习汉文。此外，孙为与南洋的金邻国（今泰国西南部和缅甸一带）、林阳国（今缅甸境内）、奴后国（今缅甸境内）、歌营国（今马来半岛南端）、奴调国（又称姑奴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以及斯调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等也有外交往来。蜀汉则与盘越国（今孟加拉国）、天竺（即印度）、掸国（今缅甸一带）发生商旅往来。

三国时期的赋役制度，蜀汉、孙吴相关情况失载。已知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属佃客，均可免税免役，对普通百姓课税较重，而蜀汉对民户实行轻徭薄赋。曹魏财政主要来源为屯田佃租，但屯田之外，普通百姓也是国家租赋征税对象。一般分为按亩征收的田租以及按户征收的户调，以三十税一为常度。户调以户为单位，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重于汉代口算赋。

曹魏还有商业税，如针对商品流通征收的关津税，以及针对商品征收的商品税。关津税是指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商品征收税赋，曹魏建立之后，关津税多按商品价值的十分之一收取。商品税具体到不同的商品，所收的税率不同。其中有牛肉税、鱼税等，整体课税较重。

除此之外，还有徭役。徭役与户调、田租无关，分为兵役和力役。每有战事，便要按户征发兵役，以致“百姓虚竭”“穷困而不乐生”，甚至“兵民减耗，后生不育”。此外，统治者建造宫殿时也会大量征发力役。比如魏明帝时大兴宫室，甚至妨碍到农作。

三国经济形势图

三国时期，长期战乱，农业生产技术和东汉时状况相类，但更加重视与推广农耕，规定农民不准宰杀耕牛，违者处以死刑。耧犁、耧车使用广泛，出现了园艺经营、蔬菜种植，使用翻车引水灌溉等。

耧车形制

位于北方地区的曹魏，在建国初期，旱灾、蝗灾频发，农业破坏严重，主要农作物粱、稻、菽。为恢复发展农业，曹魏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兴立陂塘，修筑了农田灌溉工程，取得了一定效果。位于成都平原的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诸葛亮秉政期间，设置督农机构，负责劝课农桑，特意征丁一千二百人专职维护都江堰，并在汉中开府，令军队修缮水利设施，实施屯田。孙吴地区也实行了屯田制度，通过统一管理的方式发展农业，修筑了太湖堤塘、海塘等，开凿了平原河渠灌溉和排水系统，形成了太湖农业经济区。

三国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两种，但以官府手工业为主，且该时期的官府手工业比汉代更为兴盛。

曹魏、蜀汉、孙吴三国政府都曾先后推行盐业官营政策，设置专门机构和盐官，负责管理盐业生产。由于各地自然资源不同，曹魏以池盐为主；蜀汉以井盐为主；孙吴以海盐为主。

三国之中，蜀汉盐业生产较为有名。蜀汉收盐业为官营后，置盐府管理盐铁，设盐府校尉（又称司盐校尉）为盐府最高长官。蜀汉盐井众多，除官营盐井外，一些豪强地主也拥有盐井，有产于朐忍县（今四川云阳县）的伞子盐、富义（今四川富阳县城内）井盐等。在制盐方法上，蜀汉已经开始使用火井（即天然气井）生火煮盐，并在诸葛亮协助下改进了“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的方法，用盆盖井上提高温度，从而提高了出盐率。且制盐业开始出现用机械提卤的方法。

三国冶铁业以蜀汉、孙吴较为发达，曹魏虽也有治铁业，但产量不多，且缺乏铁。三国冶铁业主要为官营，但也有私人锻铁和冶铁的情况。曹魏、蜀汉冶铁业管理机构最高长官为司金中郎将，孙吴不设司金中郎将一类的官员，而是在有铁矿的郡县置治令、丞。

蜀汉属下的益州为秦汉以来的冶铁业中心，刘备平定益州后，便加强对冶铁业的管理，设置“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蜀汉的冶铁基地主要有铁溪河、鱼通、仁寿铁山、蒲亭县铁山、始建县铁山、铁钻山、金牛山等。蜀汉冶铁大多用来铸造兵器，如铁箭、扎马钉(即铁蒺藜)、铁刀等兵器。孙吴的主要冶铁基地有建业冶城、梅根冶、武昌等。

三国时期，由于统治者提倡种桑养蚕，丝织业在东汉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中曹魏主要产品为缣、总、绡、罗、纨、绮等。孙吴出产的“八蚕之绵”“御丝”等质量较好，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吴王赵夫人还能织作龙凤和五岳列国地形锦，还能织成“飘飘如烟”的罗幔。但曹魏、孙吴丝织品产量远不如蜀汉，为满足统治者需求，还会向蜀汉购买蜀汉锦等丝织品。

蜀汉丝织业在三国中最为发达，蜀汉国的丝织业有三种，其一为官府丝织业，由“锦官”负责组织生产和管理，主要从事织造；二是私人工商业者；三是农民家庭副业。官营产品全归政府，而私营工商业和农民副业产品，会被征纳赋税或征购。蜀汉锦质量好、产量高，在当时为有名的丝织品。诸葛亮秉政期间，鼓励种植桑树、养蚕织锦，加强对丝织业生产的管理和调拨，蜀汉还设置了“锦官”，成都因盛产丝织品被称为“锦里”。

三国时期，马钧在改造旧的织绫机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高效率的织绫机，简化了绫机的踏具，改造了线机的综线运动机件，将原六十根经线和六十块踏板都改成十二根经线十二块踏板，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该时期以上党平阳的麻布和江东的葛布、越布较为有名。葛布、越布织造精致，可与罗纨等丝织品相媲美。此外代郡的黄布、乐浪的练、江东的大末布、高昌地区的白登布也很有名。

三国统治者为争夺势力范围，各自制造战船，发展水军，该时期造船技术也得以提高。船体设计更加精良，船具日趋完备，大小船只的船首都有锚，船尾有舵；船体中有桅、帆、棹、笮、橹、石碇等；出现了四帆或七帆的多桅多帆船，操作起来方便，可“行不避风激波”。无论是进行战争或对外贸易，各国动辄用几十甚至上百千条船舰组成大型船队或舰队。

蜀汉在旧有造船工场基础上，建造出大批船只，曹魏很早就重视造船，造船基地除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的青、兖、幽、冀等外，内地水路交通要道也设置造船工场。孙吴造船业在三国中最为发达，孙吴灭亡前仍有“舟船五千余”。孙吴造船基地遍及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长江中游，有武昌(今湖北鄂城市)、黄鹄山(今湖北武昌)、永宁县附近的横舆船屯(今浙江平阳县)、建安、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等；制造出楼船、蒙冲舰、斗舰、走舸等战船，以及大量客船和货船。

三国时期制瓷业有了一定发展，该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青瓷制品如青瓷羊等，釉色呈深绿，施釉较厚，脱离了秦汉时期釉薄而呈淡绿带黄色的阶段，在堆塑技术、压印花纹、掌握火侯等工艺上都达到较高的水平。此外还有双耳瓷壶、瓷罐等、四耳罐、四耳盛和魂瓶等瓷制品。

三国时期越窑青瓷羊

三国当中，以蜀汉、孙吴的商业较为繁荣。三国为加强商业管理，实行里市分制，并设专门人员管理市场，其中孙吴专置司市的中郎将；对部分商品实行专卖，三国均实行盐铁酒专卖制，其中曹魏还规定胡粉、木材、竹子等均需由政府实行专卖，孙吴规定“海和湖泊盛产的珍珠也实行专卖；对商品收税，其中曹魏的商税较为苛重，有关津税、牛肉税、鱼税等。

此外，曹魏市内商品的陈列和交易按种类分区，如“马市”即贩卖马匹的市场，“军市”即购置或调剂军需物资的场所，也是驻军之地。市场有经纪人如马米侩、市侩等，但交易经纪人的地位较低。蜀汉商业活跃，货栈里巴蜀汉和南中的农特产品诸多，一些大商人“货殖私庭”“藏巨万”“侈侈隆富”。孙吴所在的长江流域沿岸，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商业都会。如武昌(今湖北鄂城市）成为与蜀汉交通贸易的要地。建业商人聚集，市场繁华。都城设立有大市，军队驻地又设立军市，一些交通要道、商人往来之处还出现会市。各地之间贩运贸易甚为繁盛，江面上商船成队，商旅往来不绝。

三国之间虽战争频繁，但贸易交往并未中断，但出于政治考虑，贸易的品种和数额受到很大的限制。贸易方式主要为“聘使贸易”，即彼此间利用报聘遣使的机会贸易。三国之中，孙吴的海上贸易最为活跃，曾利用海道与高句丽进行贸易。但其对高句丽的贸易往来，经常受到曹魏的阻拦。为此，孙吴把对外贸易重点转向东南沿海国家。曹魏对外贸易对象有主要与朝鲜半岛的濊貉、三韩(辰韩、马韩、升辰)、倭国以及西域各国，为加强和西域大国的贸易往来，专门设置机构负贵管理和护卫去西域各国的商路。蜀汉则主要通过水路与盘越国（今孟加拉国）、天竺（今印度）、掸国（今缅甸一带）、大秦发生商旅往来。

三国时期货币制度仍处于混乱之中，曹魏的货币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变动。曹操执政时期，罢废董卓铸造的小钱，改用汉五铢，但由于物价狂跌，不久又废了五铢钱。曹丕称帝后，于次年(221年)五月“初复五铢钱”，十月又“以谷贵，罢五铢钱”，并以谷帛作为交换媒介。太和元年(227 年)四月，魏明帝“更立五铢钱”，但事实上仍然是钱物并行，都作为货币使用。

蜀国的货币制度比曹魏更加混乱，刘备曾用铸直百钱的方法来增加财政收入，造成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诸葛亮治蜀后，采取积极发展生产的措施，才解决经济危机。直百钱为刘备在汉末时期铸造，有“径七分，重四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两种形制。此外，还有一种叫做传形五铢钱的蜀汉钱，在孙吴诸县流通。

蜀汉直百钱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不足，孙吴铸造的货币数量较曹魏、蜀汉少，但钱币面值较两国大，一般由官府控制铜料铸造比值合理的大钱，设盗铸之科进行管理，禁止私人铸钱。孙吴货币主要为五百的大泉、当千大泉，还有面额更大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用以积累财富。孙吴此举致使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最终被迫于正始七年（246年）下诏停止使用大钱，此后实行钱物并行的货币制度。

三国时期，曹未的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改良了汉代的织绫机，使其能织造更具立体感的花纹，而所织造的布匹能与蜀汉锦相媲美；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还改良了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而龙骨水车可以用来灌溉地理位置高于水位的农田。此外，马钧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了抛击量与速度。蜀汉可用火井制盐，制盐业开始出现用机械提卤的方法。诸葛亮还改造了工艺，提高了出盐率。提升了产能。此外，诸葛亮还发明了便于在山地栈道进行运输的“木牛流马”，制造出长枪的原形，以及连续发射十箭的连弩（即元戎）。据传源孔明灯也为诸葛亮所发明。位于江南地区的孙吴，造船技术发达，可造出其上下五层的战船，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

三国时期，数学家刘徽在研究《九章算术》基础上，于曹魏景元四年（263年）著成《九章算术注》九章，对《九章算术》进行注解，赋以数学理论，创“割圆术”，简化原著中“齐同术”“今有术”等。之后刘徽又著成《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九章算术注》对中国古代的几何、代数、数论等内容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给出的方程组求解的完整过程及相应理论， 与当今的加减法、消元法、恒等变换等非常接近，比欧洲相应的学术早一千五百多年。此外，他还奠定了微积分理论的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数学学科理论化的发展道路。

三国时期，天文学家陈卓在担任孙吴太史令期间，收集汉代天文学家的著作，合并为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系。他的星表列出了1464颗星，分布在283个星座中，但其著作逐渐失传。生活于曹魏后期的裴秀，对地理知识颇为了解，于西晋时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并提出科学制图的六要素——制图六体，而《禹贡地域图》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地图集。

三国时期，史学发展缓慢，史官制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曹魏进行制度创新，在魏明帝太和年间设置了专职的史官著作郎撰修国史，使史官职责更加明确化、专门化，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设立专职国史撰修官职的开始。嘉平年间又设置了著作佐郎，作为著作郎的助手，负责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孙吴继承了两汉的史官制度而又取法于周，设有太史令、东观令、左国史、右国史。太史令既职掌天时星历又主持撰修国史，东观令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图书秘籍。左、右国史为孙皓新置，以前无此史职，负责《吴书》的撰修和善后工作。而蜀汉未置史官，蜀汉史书的撰修多为个人行为。

该时期的曹魏、孙吴先后修成了《魏书》和《孙吴书》，但《孙吴书》至唐代已不再完备，现已无可考。此外，还有一些私人史学作品，比如鱼豢所撰的《魏略》五十卷，薛营撰有的《后汉记》一百卷，谯周所撰的《古史考》《后汉纪》《蜀汉本纪》《三巴记》《益州记》《巴蜀汉异物志》等，但《曹魏略》、薛营著《后汉记》以及《古史考》已亡佚。

曹魏经学在继承中汉末经学的基础上，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发展过程中，王肃与起于汉末的郑玄经学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权，倾向曹氏的失势士子，采用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王肃之经学逐渐成为主流。

孙吴地区的经学家主要由汉末流亡至江东的江淮儒者和本土学者组成。地处偏远交州以及荆州为孙吴学术中心，流行古文经学，对儒家经典《左传》较为重视，孙策和孙权都曾研读过《左传》。此外，孙吴在《易经》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其中，虞翻注重孟氏的《易经》，陆绩则注重京氏的《易经》，两者都属于今文经学。蜀汉经学者主要聚集在益州，如尹默专精《左氏春秋》，张裔、孟光研究《公羊春秋》，许慈研究《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杜琼撰有《韩诗章句》十余万字，李譔通晓五经、诸子之学。

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思想界涌现出一批学者如何晏、王弼等，他们不满于汉代儒学，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基本教义，创始了曹魏晋玄学。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且一件事情需要先探求“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为此，他们好谈玄理，不谈俗事，提倡“以本统末”。清谈之风也延续至曹魏晋时期，出现了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者。

三国时期，以曹魏文学为盛。有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两个文学强盛期。起于汉末建安时期（196年—220年）的建安文学延续至魏文帝、魏明帝两代，该时期文学家众多，在诗歌、散文以及文学批评方面都有较大发展，代表了三国时代文学的最高峰，史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主要成就是诗歌，诗歌又以五言诗为主流。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曹魏风骨”。其代表作家是“三曹”“七子”与女文学家蔡琰，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璨、徐干、阮瑀（阮籍之父）、应砀、刘桢。曹操的《短歌行》，曹丕的文学评论《典论》，曹植的《洛神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建安文学中的优秀作品。而曹魏后期，朝政被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出现了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他们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继承“建安风骨”，有鲜明的特色，他们也被视作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该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也擅长为文，有《隆中对》《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流传于世的名篇。此外，谯周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秦宓在诗、文与文论方面均有建树，有代表作诗歌《远游》和《答王商书》。向朗、费祎、姜维、郤正、文立等也均擅长撰文作赋。孙吴文学虽整体上呈现冷寂状态，但也出现了文学家张纮、胡综、戴良、韦昭、华照、薛综、薛莹和杨泉等人。

三国时期，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孙吴碑刻《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被誉为“孙吴碑四种”，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谷朗碑》全称《孙吴九真太守谷朗碑》，是楷书和草书创作阶段的重要碑刻。

《谷朗碑》拓刻本

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书法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芝季弟张昶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均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长小篆、隶书，尤精章草，被尊为“书圣”，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三国时期，绘画仍倾向为技术性工作，艺术化程度低。该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但多与佛教相关，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但在绘画形式、手法和技巧方面也取得了进步。画家主要集中在孙吴地区，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曹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其中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并传统神话、历史故事等题材的基础上，开拓了人物、宗教、花鸟、禽兽等更广泛的题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王赵夫人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曹魏的桓范擅长丹青，曹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的诸葛瞻亦工书画。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雕塑艺术发展缓慢。曹魏雕塑中铜制品主要为铜驼、铜人、龙凤、奇兽等，石刻以武帝陵的石犬为代表作。蜀汉雕刻艺术失载。只有孙吴的雕塑作品产量较多，但多为佛教造像雕塑、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陶瓷和砖石雕塑作品。

三国时期，出现了以嵇康、阮籍、蔡琰等为代表的音乐艺术家，其中，嵇康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他所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中国古代一组有名的琴曲。后世的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始于汉代的古琴曲《广陵散》经过他的加工和弹奏闻名于外。阮籍除了音乐作品《酒狂》之外，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蔡邕之女蔡琰根据《胡笳十八拍》而创作的同名琴曲，是中国音乐史上有名的古典名曲，流行于唐宋两代。孙吴音乐在承袭汉制基础上，丝竹乐更加盛行，乐器组合也更加丰富。为适应当时的需求，孙吴对音乐改曲和改制曲名并重新填词。例如，汉代的《短箫铙歌》乐曲被改编后，用于序战阵之事。孙吴的说唱文艺也颇受欢迎，形式相对先进，并在各种场合得到广泛应用。

三国时期，曹魏和蜀汉较为重视学校教育，曹魏设有太学和地方学校。蜀汉国建立之后，便在诸葛亮的建议下，设立了太学。太学设立博士，主要研习古文经学。诸葛亮担任益州牧后，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任命蒋琬为典学从事，大力发展益州教育事业。孙吴统治者重视可资实用的法术、兵家与史书，孙权当政时期未设置研究儒学为主的太学。孙休即位后，才正式下诏置学官，设立五经博士，遴选将士与官吏子弟入学学习。在教育上，孙吴主要依靠儒学名士主持“私学”，儒学大族的“家学”，以及地方官员所资助的地方“学官”。

三国时期，一些高僧从印度西北部出发，经过中亚、西域、敦煌、河西走廊，来到长安与洛阳，把佛教大乘般若思想传入中国。曹魏的洛阳、许昌，孙吴的武昌、建业、广州、交州，蜀汉的彭山、乐山等地，都成为当时佛教的重镇。一些译者在翻译佛教般若类经典的时候，使用玄学的语言，佛教大乘般若思想也玄学渐渐融合。佛教戒律与制度体系出现中国化，形成“以戒为师”的戒律传统。梵呗音律与曲调也发生变化，曹植还创制了鱼山替呗。

该时期的佛教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翻译的佛经数量最多的为汉末迁居孙吴地的支谦。支谦在三国时期共翻译了《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瑞应本起经》《法句经》等四十九部经书。孙权曾征召他作博士，请他辅佐东宫太子孙登。朱士行曾西至于阗求取佛教经典，历经20多年把经书送回中原。这些经书于西晋时被于阗、印度和汉地的高僧与居士联合翻译成《放光般若经》。僧人康僧会在获得孙权的支持后，在孙吴各地建立茅屋和佛像，通过讲述天堂、地狱等神奇故事吸引民众信仰佛教，还在建初寺翻译了许多佛经，并注解了《安般守意》《法镜》和《道树》等经典。

三国时期，道教起初在蜀汉所在的巴蜀汉地区发展。自汉末兴起的五斗米道教在割据汉中地区三十年多年后于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投降曹操，五斗米道教也传播到北方，主要分布于三辅(包括长安)、洛阳、邺城等三个地区。曹魏建立后，五斗米道教首领张鲁及其重要头领都被加官封爵，委以重任。而五斗米道教也被曹魏授予极大荣耀，成为其国教。但是，为抑制五斗米道教影响，曹魏统治者暗暗对其分化瓦解，使五斗米道教失去了汉末时期的强大组织力量，成为一种松散的平民组织。且道教支派天师道也逐渐兴起，它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混合物，并以五斗米道为其主流。孙吴所在的江南地区最早传入的是于君道派，后来来自曹魏地区的天师道以及巴蜀汉地区的五斗米道也逐渐传入。由于孙吴地区有尚巫之风，其中一部分被吸收为道教巫术。

三国时期，曹魏境内除汉族外，边境从东到西有乌桓、匈奴、氏、羌、鲜卑、丁零等少数民族，为协调与这些民族的关系，曹魏制定了以诛讨迁徙、征兵招抚、怀柔安抚、分而治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政策。对于乌桓、氏、羌等族，曹操执政时期便采取先征服之后强制迁徙并分郡治理的政策，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曹魏政权建立后，对各族优抚为主，先是扶弱抑强的方式分化鲜卑族，之后又和鲜卑通商往来，对乌桓征兵招抚，并在乌桓协助下平定了辽东公孙渊。

蜀汉南中地区居住着叟、青羌、僚、等少数民族，他们或为氏羌集团的“夷”，或为百越和百濮“越“，史称“夷越”。刘备占据益州之后，靠近蜀汉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时常威胁着其后方。刘备病逝后，夷越群起叛乱。诸葛亮采取抚而不讨，闭关息民等政策，并以军事为后盾，以政治攻心为先导南征四郡，接连生擒颇具声望、一直率族人抗争的少数民族统领孟获七次，使原本反蜀的他以及夷越之族最终放弃抵抗、甘心归降蜀汉。而蜀汉也最终南抚夷越，使之归心。此后，蜀汉修通百年不通的旄牛道和沿途亭驿，夷越诸族和蜀汉汉族之间商旅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加强。

蜀汉西部的武都、阴平、汶山、汉嘉、越巂等郡（今甘陕和川西地区）分布着分属氏、羌、匈奴、鲜卑等族部落，统称诸戎。诸葛亮执政时期，西和诸戎的民族政策。但由于蜀汉多次北伐西征，与诸戎发生多次战争，西和诸戎的政策并没有得到贯彻和实行。

孙吴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为交州的南越、骆越，扬州的山越，夷州(今中国台湾)的山夷。东孙吴政权对山夷、山越以及生活在岭南地区的百蛮（南越、骆越等）采取了不同的民族政策。孙吴建立后，在交州设郡，推行怀柔安抚政策，并任用豪族治理，以“震服百蛮”。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管理，孙吴政权还分东汉时的交州为二，即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为交州，海东四都(苍梧南海郁林、合浦)为广州。孙吴平定江南后，为掠夺人口和资源，多次对山越进行征讨。但此举也激起了山越人民的反抗，从而牵制了东吴的大批兵力。

三国时期的服饰和汉代相类，一般分为冠、衣、裳、袜、履和饰品，服装面料一般是丝或者麻。贵族喜欢黑色和红色，百姓的衣服大都是面料的本色，被称为素色。男服服饰有礼服、冠服、朝服，其中冠服中的冕冠服为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之时穿着，长冠服为夫子和执事百官在祭祀典礼上穿着，委貌冠服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皮弁冠服为大射礼时，执事者穿着，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从皇帝至贱更小吏都以深衣制的袍作为朝服，也是主要常服。

冠可与礼服、常服相配。有通天冠、远游冠、缁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等，分别由皇帝、王公贵族、舞人、宦者、卫士等人所戴。礼服为祭祀时穿着，一般情况下，皇帝祭祀时着衮冕之服，日常着通天冠；王公贵族则戴远游冠，着朝服，日常戴帽或冠，着常服。平民大多着巾，也可以带帽，但帽子材质不如王公贵族和士人。

女服服饰有庙服、蚕服、朝服。其中，庙服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入庙祭祀穿着。蚕服为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且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宫廷中妇女发式也梳成很多种，如像一尾盘着的蛇而得名的灵蛇髻。由于发梳起来复杂不便，人们又经常使用假髻。

通天冠式样

常服的襦为上衣，比袍和单衣都短。裙为下裳，前后部分相连。似今日之裙子，但男女均可以穿着。袍是穿在内衣外面一直垂到脚面的长衣，一种用新旧棉杂絮的被称为“温袍”的最为普遍，常为贫贱之服。但也有贵者所穿的袍子。天气寒冷时，把毛皮直接披在身上是贫者所为，用毛皮制成裘御寒，则为贵者之举。祷褶在三国时为戎服，与武事有关。

三国时期，北方以粟麦为主食，南方是以稻米为主食，鸡肉、鸭肉、猪肉、鱼肉等常在餐桌出现。人们已掌握了发酵技术，可食用蒸饼，也开始用大豆做豆腐。调味品有蜜、糖、盐，水果有酸梅、梨、枣、葡萄、荔枝、甘蔗、甜瓜、桑葚等酒成为普遍的饮品，有水果酒、粮食酒和乳酒等，但度数较低。水果酒中，葡萄酒和甘蔗酒较受贵族欢迎，在当时被称为“金酒”。平民则多喝杏酒。粮食酒中，王公贵族等一般会喝糯米酒，普通士族会喝稷米酒，平民则喝粟米酒。此外还有椒酒、桂花酒等。

三国时期的住宅多样，有长方形和正方形的，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和日字形等。包括宫室、殿堂、楼阁、观阙、宅第、房舍、庐屋等。居室内的日常起居用具有帐幔、屏风、床榻、几、胡床、席等。豪宅大弟建筑物高大，一般会有楼阁、庭院等建筑。普通人家一般住带有庭院的一堂二室，贫民住在茅草屋内或者半地下室。

床的尺寸规格有大小之别，与人的高矮有关。另外南方的床与北方的床也不尽相同，或是为避潮的缘故，南方的床相对高些。榻为一种坐卧之具，可作暂卧休息之用，类似今天的躺椅，但多种情况下榻是作为坐具使用。而自东汉后期传入的胡床是单纯的坐具。当时有三种材料制成的席子，一种是用苇子编制而成的，一种是用莞草织成的，还有一种是竹席。竹席是夏天避暑用的，苇席是冬天隔寒用的。

三国时期，陆路交通工具有牛车、羊车、马车、舆、人力车、鹿车(独轮车)，水上交通工具有小船和楼船。马车多在战时用作拉物资之用，也有人骑马出行。但自天子而下，人们出行多用牛车，只是规格不同。比如皇帝乘的牛车又称“画轮车”，轮毅以彩漆绘画。普通百姓的牛车极其简陋。鹿车为人力推动的独轮车，用作货物运输。舆为用人力抬的交通工具，多为王公贵族使用。船只也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交通工具，除了沿水人们出行使用外，还会大规模用于战争以及贸易。

三国时期，人们对婚礼仪式不如汉代时重视，因为权势威压，婚俗有时会和传统礼法相悖。比如，曹魏长史吴纲背曹魏入孙吴后，又娶嫡妻，并因此造成两个嫡妻并立的现象，但在当时也没有遭到过多抨击。且该时期内，已建立婚姻关系的男女离婚相对容易，既不用受礼法限制，也不被社会歧视。在女子婚姻自主权方面，贵族女子可以自己择偶，再嫁也比较自由，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的婚姻依旧受他人支配。

三国时，丧俗基本沿袭前代，但对礼节相对没那么看重，且流行薄葬之风。曹魏的统治者曹操、曹丕率行薄葬，蜀汉诸葛亮死后不置随葬品，孙吴诸葛瑾离世后，用素棺，着时服。此外，由于战乱等因素影响，三国时期离乡背井者众多。受到传统根文化影响，许多人想在离世后能葬在自己的家乡。为此，该时期的丧俗中归乡葬也较为流行。

曹魏帝王世系表

蜀汉帝王世系表

孙吴帝王世系表

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主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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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尉即上军校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左校尉、助军右校尉、左校尉、右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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