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

蔡邕（yōng）（公元133年—公元192年），字伯喈（jiē），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东汉末年名臣，文学家、书法家，才女蔡文姬的父亲。

蔡邕年少时就博览群书，精研辞章、算术、天文，精通音律。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司徒桥玄征召蔡邕为河平县长，不久入朝担任郎中，后又升任议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勘正六经文字；亲自书写丹于碑，请工匠镌刻后立碑于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蔡邕因为上书言事，遭到中常侍程璜诬陷，获罪后全家被流放到朔方。因为在东观曾与卢植、韩遂等撰补《后汉记》没有完成，蔡邕上书汉灵帝，获得特赦返回本郡居住；后来又遭到宦官迫害，流亡江海十二年。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司空董卓专权，听说蔡邕的名气，特地征召蔡邕入朝，董卓任命蔡邕为祭酒，又举荐蔡邕为高第，补为侍御史，转任持书御史，担任尚书；不久，蔡邕又兼任巴郡太守，后又留在宫中，担任侍中。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蔡邕升任左中郎将，跟随献帝迁都长安，受封为高阳乡侯。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用计诛杀董卓，蔡邕受到牵连被下狱治罪，不久死在狱中，时年六十岁。

作为汉末的经学大家，蔡邕在文学上贡献丰富。他证定刊刻了“五经”石经，写下了《汉记十意》。他的碑文、诗、 赋、 诔、 赞、 章表、 论议等各体都写得很好，创作的各类小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赋的艺术表现领域，为魏晋小赋的繁荣起了开导、示范作用。 除此之外，蔡邕还受创了飞白书体，丰富了中国的书法艺术。后世对蔡邕的评价呈两极分化。东晋史学家裴松之认为蔡邕虽然被董卓亲信任用，但绝非他的党羽。南朝宋史学家范晔也在情感上同情蔡邕，认为蔡邕之死乃“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即一种有情之士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对蔡邕拜于董卓帐下的“政治摇摆”多持批判态度。

蔡邕是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其人孝顺而重义。他曾三年衣不解带地侍奉卧病在床的母亲，并在母亲过世后于墓旁盖房而居，一举一动都遵守礼制。蔡邕与叔父、叔伯的兄弟同居，三代都没有分家，为乡人所称道。蔡邕年少博学，曾追随太傅胡广研学辞章、算术、天文，并且精通音律。

汉桓帝时期，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位宦臣弄权，骄横恣肆，他们听说蔡邕琴弹得好，就告诉汉桓帝，命令陈留太守催促他启程入宫。蔡邕不愿前往，走到半路就假称生病，回到了家中。蔡邕生活中不喜欢与时人交游，却爱好古玩收藏。他受到东方朔的《客难》以及扬雄、班固、崔驷这些文人设问自答式的写作启发，博采众长，创作了《释诲》，用来勉励自己明辨是非。

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蔡邕受到司徒桥玄的征召，出任河平县长，后来又受命于朝廷，赴京担任郎中，在东观参加校勘古籍的工作，又任议郎。

蔡邕认为这些流传下来的经传典籍之中，被误读、误写的谬误颇多，致使后来的不少学者曲解原意，以讹传讹。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他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等人特此向汉灵帝刘宏奏请订正《六经》，汉灵帝应允。蔡邕后来又将修订过的典籍亲自书写丹于石碑之上，矗立于太学门外，以供后学儒生学习。世称“熹平石经”。

过去朝廷为避免州郡之间结党营私，制定了“三互法”，即存在婚姻关系的家族和幽、冀两州的人士不可以交互做官。随着禁忌日趋严密，人才选拔也变得困难，以至幽、冀两州的刺史职位长期空缺。蔡邕见到这种情形，上疏朝廷，希望能废除这项禁令，但是没有被采纳。

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七月，汉灵帝刘宏颁发罪己诏，召蔡邕、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等人至金商门就朝廷的施政得失上奏谏言，起因是这年民间，内有自然灾害频发，外有鲜卑袭扰，灾祸连连，老百姓们人心惶惶，汉灵帝也焦灼不安，想要找出祸患的源头。比起朝中只求明哲保身的公卿大臣们，蔡邕的切言直对引起了汉灵帝的重视，特诏他进一步言事。

汉灵帝赞扬蔡邕“博学深奥，退食在公”，蔡邕受到感召，随即上书陈述自己的看法。蔡邕指出灾害频现的异象是上天对汉灵帝的警示，想要化解，汉灵帝就不能轻信妇人和佞臣的谗言。在奏折中，他弹劾了太尉张颢、光禄勋玮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赃枉法，同时又举荐了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前任太尉刘宠等善于谋划之人，认为汉灵帝可以向他们咨议朝政。

汉灵帝看了蔡邕的奏章后感慨不已，起身如厕；中常侍曹节趁此机会偷看了奏章，并将内容透露给其他官员；那些被蔡邕弹劾的官员得知后，全都对他侧目而视，伺机报复。中常侍程璜很快差人写了匿名信诬告蔡邕。程璜知道蔡邕与司徒刘郃不睦已久，就声称蔡邕是因有私事请托刘邰不成，公报私仇，故意中伤刘邰。蔡邕很快以假公抱怨，诬害大臣的大不赦之罪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死刑。

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罪，上书为其求情。汉灵帝爱惜蔡邕之才，于是也降诏免其死罪，但是蔡邕和他的家人也就此被流放到了北方。流放途中，中常侍程璜女婿，酷吏阳球还派出刺客追杀蔡邕，不过刺客被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忍下手，蔡邕才免于一死。阳球不肯善罢甘休，又贿赂当地官员，要求毒杀蔡邕。受赂的人反而把消息告诉了蔡邕，要他提高警惕。蔡邕再次逃过一劫，此后他定居五原郡安阳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地区）。

蔡邕在东观担任郎中时，曾与卢植、韩说等人修撰《后汉记》，遭到流放时，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蔡邕因此上书汉灵帝，奏明他所著的《汉记十意》，并将这《十篇》按条目分好，附录在奏章的后面。汉灵帝爱怜蔡邕的才学，又适逢第二年天下大赦，便宽宥了蔡邕，准许他从流放地回到家乡。蔡邕自从流放到被赦免，前后历时九个月。

蔡邕将要启程还乡之际，五原郡太守王智为他践行。席间，王智起身歌舞助兴，座下的蔡邕却对他的示好之举无动于衷。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素来性情骄傲，蔡邕的举动让他觉得在宾客面前颜面尽失，便怒骂蔡邕轻视自己，蔡邕拂袖而去。王智怀恨在心，随即密报朝廷，诬陷蔡邕在流放地心怀怨恨，对朝廷多有诽谤之言；宫里的宦官宠臣更加厌恶忌惮蔡邕。蔡邕自知回到京城不能幸免于难，索性自我放逐，从此隐居于吴郡（今江苏省南部地区）、会稽郡（今浙江省北部地区）等地，生活了十二年。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大将军何进征召董卓进京，谋诛宦官，因事情败露，何进被杀，董卓率兵进入京城，专权擅势、把持朝政。董卓知道蔡邕名气很大，特地征召他入朝任职，蔡邕原本称病不仕，董卓以灭族相胁，蔡邕只好从命，被任命为祭酒。董卓虽然粗鄙残暴，对蔡邕却很敬重，先后举荐蔡邕为高第，补为侍御史，转任持书御史，又升任尚书。此后，蔡邕又先后担任巴郡太守、侍中。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蔡邕被拜为左中郎将，跟随汉献帝迁都长安，受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幕僚部属奉承董卓，把他与姜太公相比，想让朝廷尊其为“尚父”，董卓就此事去问蔡邕，蔡邕表示姜太公有辅周灭商之功，所以特号太公。董卓现在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比之尚父还有差距。宜待关东平定，陛下返还京都之后再论此事。董卓听从了他的建议。初平二年（191年）六月，发生地震，董卓去询问蔡邕。蔡邕称地震是阴盛阳衰，臣下不遵循国家礼制引起的。蔡邕认为董卓在春天郊祀之时，乘坐纹有金龙的金华青盖车架，并不合适。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

董卓因为欣赏蔡邕的学问，一直对他也礼遇有加，每当举行宴会，都要蔡邕在旁鼓琴助兴。董卓在政事上刚愎自用，蔡邕提出许多对朝廷有所裨益的谏言，董卓却很少真正采纳。蔡邕见董卓恶行难以匡正，曾对堂弟蔡谷表示，董卓性情刚强又好文过饰非，此人大事难成；因此一直想要伺机离开，去山东地区暂避。堂弟蔡谷得知他的想法劝阻他，表示蔡邕相貌异于常人，每都到一个地方都要被围观，想要隐匿自己很困难。蔡邕这才打消了要逃走的念头。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与吕布密谋，诛杀董卓；董卓死后，遭夷灭三族。后来，蔡邕坐在司徒王允的身边，无意间说起董卓的下场，长叹了一口气，神色凝重。王允勃然大怒，呵斥蔡邕作为汉室臣子，却对国贼董卓怀有私恩，如此表现与逆贼没有什么两样。随后王允将蔡邕收押，交给了廷尉署治罪。蔡邕递上辞表道歉，恳求受到刻额染墨、截断双脚的刑罚，以求能完成《汉史》的写作；许多公卿大臣爱惜蔡邕的才华，纷纷上表为他求情，王允不许。

太尉马日碑劝谏王允，表示蔡邕是旷世奇才，清楚许多汉朝的历史，应该让他继续撰写《汉史》。况且蔡邕向来以忠孝闻名，如今为这个查无实据的罪状诛杀他，有失民心。王允却仍然坚称蔡邕为佞臣，表示让其执笔，不仅无益于圣德，还会让自己日后遭其诽谤。不久，蔡邕死在狱中。事后，王允后悔，可惜蔡邕不能再生，朝野内外的士人听说蔡邕死了，无不为之哀泣。

蔡邕一生所作的诗、赋、碑文、诛文、铭文、赞文、连珠文、箴文、吊文、论议文字，以及《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势》和祝文、章表、书记等，共有一百零四篇，流传于世。他撰集的汉代史料，还没有编录以续后汉史书。只作了《灵帝纪》及十意，又补了四十二篇列传，这些文稿因李傕的叛乱，大都散失没有保存下来。

蔡邕留存的部分文集由后人编纂整理成《蔡中郎集》，流传于世。现今存世的《蔡中郎集》版本众多，其中邓安生的整理本《蔡邕集编年年校注》是整理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此外，蔡邕的其他著述还有《独断》二卷、《月令章句》十二卷、《琴操》、《劝学篇》一卷、《圣皇篇》一卷、《女史篇》一卷、《圣草章》一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十志、《班固〈典引〉注》一卷等。

蔡邕作为贯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家，对经学的研究除了与马日碑等证定刊刻“五经”石经，为当世学子制定规范，还体现在撰写《明堂月令章句》上。蔡邕所撰《明堂月令章句》，依据《礼记古文》的文本解说《月令》，多采《周官》《左传》的记载，遵从古文经学，与当时的其他经学家意会言传，横生枝节的内容不同，因此自成一家之说。南朝齐梁以后，儒者多重视蔡邕的经学著作，刘昭注《续汉志》、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对蔡邕的著作多有征引。

蔡邕作为文臣，一生都在撰写搜集汉朝的事迹，以补续《汉书》为己任，并为此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心血。晋代司马彪撰写《续汉书》，其中《律历》《礼仪》等篇目，就吸收了蔡邕《汉记十意》的部分成果，刘昭补注《续汉志》也征引了蔡邕《历律意》《礼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朝会意》的部分文字，足见蔡邕对后世史学不可磨灭的贡献。

蔡邕的文学作品除了多为前人称道的碑文之外，他的诗、 赋、 诔、 赞、 章表、 论议等各体都写得很好。其中抒情、咏物、咏人的小赋都内容丰富，题材广阔，拓展了赋的艺术表现领域，为魏晋小赋的繁荣起了开导、示范作用。

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写字，蔡邕见后，创造出了“得华艳飘荡之极”的飞白书体。这种写法画笔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多用以题署宫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而且对中国画枯笔笔法的形成也有直接影响。此外，蔡邕还给后人留下了书法论文《篆势》，形象生动地总结了篆书的用笔要领和作用。

西晋文学家陆机在《遂志赋序》中评价蔡邕是个恬淡虚静，温厚聪敏的雅士。

东晋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中注称，蔡邕虽然被董卓亲信任用，但在情感上并非董卓的党羽。董卓奸诈凶恶，是天下之人所共恶的。蔡邕听闻他被诛杀，没有叹息的道理。纵然有，也不应在王允身边表现出来。所以这大概是谢承在《汉书》中的谬记。

南朝宋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赞扬蔡邕“心精辞绮”，富有文学才华，敢于直言进谏，也同情其悲惨的命运结局。范晔称蔡邕“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他认为“蔡邕之死”是一种有情之士不愿忘恩负义的文人理想主义，这也注定蔡邕难以在动荡之世存身。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蔡邕是个有意志和气概的文人，同时也天真愚钝。起初蔡邕因为危险言论招致祸害，最后又作为贼党被诛杀，这都是他意气用事的结果。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示，东汉末年节义衰败而文章繁盛的风气都始于蔡邕。他认为蔡邕拜于董卓帐下是没有操守，董卓死后叹息是没有见识；顾炎武还批判蔡邕所作碑文颂文也是一些滥作，只因蔡邕交游广泛，才有后世之人为他树碑立传，传扬其美好的名声和事迹。

南朝梁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蔡邕的文学成就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自后汉以来，在碑碣写作上，“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同时他认为，蔡邕所撰之铭思，也是独冠古今。刘勰评价蔡邕的作品风格精深而雅正。

唐朝书法家张怀璀在《书断》中评价蔡邕精通书法，认为他的篆书、隶书举世无双，而且创造出的飞白书也是前无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