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

南朝齐（公元479年—公元502年），是南北朝时期萧道成推翻南朝宋政权后所建立的朝代，其都城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

萧道成称帝前，南朝宋皇帝刘准曾欲封其为梁公，其幕僚崔祖思认为谶书中有“金刀利刃齐刈之”的说法，提议其选择“齐”为封号，萧道成听从他的建议，请封为齐公。在其受禅称帝建立新朝后也以“齐”为国号。后世为区别于北朝高洋建立的“齐”，以它们的地理位置分布为标准分别称之为南齐、北齐，又因南齐统治者姓萧，又称之为萧齐。

西汉名臣萧何之孙萧彪被免官后，曾携家居住在东海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东），东晋初年（公元317年），其后代萧整随朝南迁，从此世代居住在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东晋灭亡后，萧道成之父萧承之在南朝宋为官，并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而作为萧何二十四代孙的萧道成也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

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宋明帝刘彧离世，后废帝刘昱即位，萧道成被令入朝辅政。辅政期间，萧道成接连平定了桂阳王刘休范、建平王刘景素叛乱，在朝中权势日盛，也引来了刘昱的猜忌。加之刘昱为人喜怒无常，曾在萧道成午睡时突然闯入，用骨箭去射他的肚脐，令萧道成心生不安，欲废刘昱自保。

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七月，萧道成杀刘昱令立其弟安成王刘准为帝，并在此后总领军政大权。同年十二月，沈攸之、袁粲、刘秉等不满萧氏专政，起兵讨萧，却被萧道成所杀。之后，萧道成进爵为王，可剑履上殿，权倾朝野。升明三年（公元479年），萧道成逼迫宋顺帝刘准禅位，改称其为汝阴王，而其则代宋建齐，改元建元。

萧道成称帝后，将包括刘准在内的南宋宗室王侯全部幽禁致死，并接受南宋灭亡的教训，革除前代暴政，对内崇尚节俭，反对奢靡；重用寒门士子，以制衡自晋朝起日渐势重的士族门阀；设立校籍官，推行检籍法，整顿户籍，将冒任士族者“却籍”并发配戍边，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宽简刑罚，与民休养生息。对外与北朝通好，维护边境安定。在他统治期间，南齐政治稳定，经济得以复苏。

萧道成画像

期间，因皇太子萧赜专断违制，萧道成有意另立豫章王萧嶷为太子，但鉴于晋朝以及南宋皇室为争夺权位曾出现手足相残的情况，萧道成最终没有改易太子，还告诫皇太子萧赜即位后要爱护同室兄弟，稳固国家政治。建元四年（公元482年）三月，萧道成病重离世，皇太子萧赜在此后继位，南齐改元永明。

萧赜即位后，把长子萧长懋立为太子，并继续倡导节俭，常以茶代酒，还兴办学校，挑选有学问之人任教，以培育人们的德行，且为政宽纾，进一步对吏治进行实施改革，减免赋税、奖励农桑，其在位的十一年间也因社会较为安定，被史称为永明之治。

但自建元年间便实施的户籍整顿制度，限制庶族地主冒籍，享受士族的免税福利，损害到庶族地主的切身利益。永明四年（公元485年）正月，庶族唐寓之集众发兵起义，一举攻下富阳（今浙江富阳市），引发三吴地区反检籍者群起暴乱，而唐寓之也在钱塘（今浙江杭州）称帝建吴，置皇太子。此暴乱很快平定，但鉴于庶族地主反检籍的斗争激烈，萧赜被迫在永明八年（公元489年）停止检籍，宣布“却籍”无效，允许因“却籍”被发配戍边的人返归故乡，恢复宋末升明年间以前（公元477年之前）的注籍原状。

且因萧赜为皇太子时，与萧嶷有过争储的情况，相互之间隔阂较深，萧赜即位后对宗室也心存防范。其第四子萧子响为人勇猛，善于骑射，且与与萧嶷来往密切，引来萧赜忌惮。后因萧子响幕僚诬告其谋反，萧子响怒而杀掉幕僚，萧赜以此认定其心存不轨，派宗亲萧顺之前去讨伐，在平素忌恨萧子响的太子萧长懋授意下，萧子响被除去，萧赜继而又借故除去了萧顺之。汪奎在《萧赜、萧嶷之争与萧齐政局》中认为萧赜对宗室皇亲的防范和打压，削弱了萧齐统治基础，加剧了南齐内部政治斗争。

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正月，太子萧长懋突然病逝。萧赜只好又立萧长懋长子萧昭业被立为皇太孙，考虑到他年轻无经验，故令次子萧子良辅佐他。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萧赜病重，萧昭业和萧子良却分别在萧道成之侄萧鸾以及手握军权的王融的支持下，爆发激烈的争位斗争。同年七月三十日，萧赜病逝，临终前传位于皇太孙萧昭业。

萧昭业称帝后，诛杀王融等政敌，表面礼待萧子良为太傅，却将其排挤出中枢决策机构，朝政格局随之发生改变，而此前支持其的萧鸾也借机掌权。为防止萧鸾擅权，萧昭业又提拔寒门士子綦母珍之、徐龙驹等对其进行限制。萧昭业为人喜好奢靡，即位后常宴饮无度，这些寒门子弟得幸之后，常不顾大局迎合萧昭业，又喜玩弄权势，原本支持萧昭业的萧氏宗亲萧谌与萧坦之心生不满，逐渐倒向萧鸾政治势力，而萧昭业的势力当中也仅剩寒门恩倖以及武人。

早有废立之心的萧鸾随即利用何皇后与杨氓之私通之事，将萧昭业近臣杨氓之除去，借此削弱其政治势力，并渐渐削弱其对禁卫军的控制权。萧鸾的举动引发萧道成第七子萧锵的警惕，但萧昭业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及时对萧鸾采取行动。隆昌元年（公元494年）七月，萧鸾引兵入宫杀掉萧昭业，并以太后的名义废萧昭业为郁林王，迎立其弟新安王萧昭文为帝。萧昭文做了七十四天皇帝后，被萧鸾废为海陵王，而萧鸾随即自立为帝，改元建武，即齐明帝。

齐明帝萧鸾即位后，萧锵不愿辅佐他被杀，而作为旁宗夺位而立的他对萧道成还在世其他后代也颇为忌惮。且萧鸾即位后，北魏数次南征，南齐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为此，萧鸾任用陈显达、王广之、沈文季等寒门势力抵御北魏入侵，同时对内肃清宗室以稳固政权。

南齐宗室成员构成简表

为此，他令人监视王侯，将安陆王萧子敬、江夏王萧锋、建安王萧子真、巴陵王萧子伦等二十九人先后杀死，萧道成还在世的子孙几乎被屠戮殆尽，并祸及萧谌等亲族。而受其重用的寒门势力如王敬则等，因是萧道成、萧赜时期的旧臣，恐以后被萧鸾借机除去。于是在萧鸾执政后期纷纷借宗室名义接连发生叛乱，虽一一被平定，南齐的统治基础却变得愈发孱弱。

永泰元年（公元498年）七月，齐明帝萧鸾离世，因其长子萧宝义身有残疾，其次子萧宝卷（即东昏侯）继任皇位，改元永元，以齐明帝萧鸾为其挑选的江祏、江汜、萧遥光、萧坦之、刘暄、徐孝嗣为辅政大臣。

萧宝卷为帝期间，常出宫闲逛。每次出游都要拆毁民居、驱逐居民，引得民怨沸腾；又因性喜奢靡，造成国家的财政困难。且其不愿听从朝臣劝谏，动辄对朝臣大开杀戒。

辅政大臣江祏、江汜等见其昏暴，谋立萧宝卷的堂兄始安王萧遥光为帝，却因萧宝卷的舅舅刘暄告密被除去。萧遥光随后起兵反叛，结果兵败被杀。平乱有功的辅政大臣萧坦之、徐孝嗣、刘暄，也因在其后受到萧宝卷猜忌先后被杀。六位顾命大臣悉数被杀，引发朝臣恐慌，纷纷起兵造反以求自保。永元元年（公元499年）十一月，齐太尉陈显达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起兵，进军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长江东岸）。次年三月，平西将军崔慧景叛变，与萧宝卷的胞弟江夏王萧宝玄联合起兵围建康（今江苏南京）。均先后兵败被杀。

萧宝卷画像

永元二年（公元500年），刺史裴叔业也因忧惧叛齐投魏，而平乱有功的尚书令萧懿却被萧宝卷疑心谋反赐死。萧懿之弟萧衍闻讯与吕僧珍等在襄阳（今湖北襄樊一带）起兵，扶植萧宝卷弟弟南康王萧宝融于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称帝。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萧衍带兵入宫，萧宝卷逃亡途中被砍掉首级，并被宣德太后王宝明褫夺帝号，贬为涪陵王，后依汉海昏侯故事再贬为东昏侯。

中兴元年（公元501年）三月十一日，萧宝融正式即皇帝位，萧衍也开始主掌大权。中兴二年（公元502年），萧衍受封梁王，所享封邑增至二十郡，并开始逼迫萧宝融禅位。

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初八，萧衍接受萧宝融禅代，建立梁朝，改元天监。而南齐也在历经二十四年后灭亡。萧衍称帝后，先是封和帝为巴陵王，之后又逼其吞金自尽。年仅十五岁的萧宝融拒绝吞金，在大醉后被萧衍亲信郑伯禽所杀，被追谥为齐和帝。同年，萧宝卷之弟萧宝夤逃亡北魏，被任命为都督东扬等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扬州刺史、丹阳公、假齐王，多次带兵与南朝梁开战。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萧宝夤自立为大齐皇帝，改元隆绪，但很快被北魏平定。

南齐建立初期，南朝宋时的淮北之地几乎完全陷落。青州移治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南），冀州移治涡口（今安徽省怀远县）、豫州治寿春（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北兖州治淮阴（今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北徐州治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临淮镇东）。其余州郡多依宋代之旧。

齐明帝时期，南齐频受北魏侵略，到东昏侯萧宝卷当政时，汉水以北郡县相继陷没。永元二年（公元500年），裴叔业反叛，南齐失寿春。三年后，南齐灭亡。而南齐最强盛时，以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义阳（今河南省南部一带）、寿春、淮阳（今河南省桐柏县境内）、角城（今江苏淮阴市西南）、涟口（今江苏涟水县）、朐山为北方国防重镇。

宋岩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一文中，认为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时南朝齐的疆域面积约为204万平方公里。

南齐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九十五郡，一千四百七十四县。

南齐行政区划概述图

南朝齐州郡区划概述

南朝宋泰始三年(公元467年)，淮北、淮西疆土尽归北魏，加上内乱不止，南朝人口数不可查。南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负责检定户籍的虞玩之曾上表称“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认为此时南齐人口已达到南朝宋的最高峰（约1700万），但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里认为，其记录隐漏很多，不能作为南朝齐的人口数量参考，而南齐也没有可信的人口数量记载。

南齐官制，基本沿袭刘宋。三公为尊养之官，多为赠职，不负担行政责任，宰相主要由尚书令等任命而来，并不常设。中央设尚书台参议机要，尚书台以录尚书事为最高长官，一般由其他官员兼领。常设尚书令一人，与尚书令同品级的左仆射一人，令、仆以下设七尚书二十曹。尚书令总领二十曹,左仆射分领殿中、主客二曹。

七尚书当中，常设的有吏部、度支、左民、五兵、都官五尚书。吏部尚书分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负责管理文职官员；度支尚书分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负责管理钱粮和财政税收；左民尚书分领左民、驾部二曹，负责管理户籍；都官尚书分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负责掌管刑狱；五兵尚书分领中兵、外兵二曹，负责管理军事事务；祠部尚书分领祠部、仪曹二曹，主管祭祀礼仪等事务;起部尚书分管建筑宫庙，常在完工后即罢黜。

另有左右丞各一人，品级在七尚书之下，负责掌管文书。自尚书令、左仆射以下，七尚书和二十曹各置有属官郎中，用以分掌各司事务。武官一般设有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其下置长史、司马、五官、功曹、主簿等。

南齐地方实施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一人,分领兵刺史和不领兵刺史,其中不领兵刺史品级略低一级。刺史下置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自主簿而下,每州置属官并无定制。其中别驾从事史、西曹书佐负责官吏及选举之事，治中从事史主管众曹文书之事，祭酒从事史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诸事，部郡从事史则掌管督促文书察举非法事。各地当中，只有扬州不设祭酒，而以主簿负责其事。

郡置太守一人，丞一人，下设主管选举的功曹史，主管曹事的五官，以及主管催督期会的主犯史。又设上计、史各一人,负责向上汇报郡内事务，又称作“阶簿”。郡下设县,大县置令一人，置尉两人；小县置长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县下置乡，乡的建制略如前代。

南齐东宫另设有较为完备的太子属官，一般置有负责教导太子的太傅，负责辅佐太子参议政务的少傅，负责总管太子内外庶务、职比台尚书令和领军将军的詹事。

在太子詹事之下，另设负责掌管东宫值宿事、掌宫殿门户及赏罚事的太子率更令；负责掌管东宫刑罚、饮食、仓储、奴婢等事务的太子家令；负责掌管车马的太子仆；负责东宫宿卫事务的太子门大夫；共同负责掌管禁令，纠正违阙、规谏讽议以及奏事文书的太子中庶子和太子中舍人；负责在太子出行时前导威仪，兼行规谏之责的太子洗马；掌东宫禁卫军的太子左右卫率。在左右卫率之下，又设太子翊军、步兵、屯骑三校尉、太子旅贲中郎将等武职属官。

南朝齐时期，虽为限制门阀势力，曾重用寒素之人，但总体来看，其官员选用大多来自豪门士族。在选官方式上，南齐有察举制，即由高阶官员定期向朝廷举荐官员；有征辟制，即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到朝廷或者地方机关做官；另有策试制，即对进入学校学习的豪门子弟进行考试，根据其成绩进行取仕。该时期普遍轻视察举制中的举孝廉入仕者，通过察举入仕者较少。

南齐法制沿袭晋制，因《晋律》中张斐、杜预二人的注解不同，容易在执行中产生歧义，致使“吏挟威福之势，民怀不对之怨”。齐武帝萧赜即位后，令尚书删定郎王植等人删改刑律，并于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完成修订，作成《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修改过后的刑律，倾向轻刑，但并未实际实行。

其中央最高司法机关仍为廷尉，下设正、监、平三属官，并设置律学博士，讲授法律。都官尚书掌管司法行政兼理审判。地方司法权一般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等地方行政长官行使，南朝齐重视京畿地区的地方司法机关，建元三年（公元481年）曾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境内）增设狱丞，并赋予其与中央司法机关同等的地位，强化了对京畿地区司法权的掌控。

自诉和公诉是两种基本的起诉形式，但出现重大冤情时，允许越级直诉。南齐前期，萧道成和萧赜都曾亲自旁听审判，以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萧赜和齐明帝萧鸾还曾下诏将京城附近数百里内的案件集中到京城审理，通过加强掌控京师及其周围的司法审判来实现政局稳定。此外，统治者还会派遣都邮到县乡去监督审判，但刑讯逼供现象严重。

南齐死刑判决权被收归中央，犯人也主要关押在廷尉县狱、建康县狱等中央和地方的监狱中，为稳固其统治，南齐存续期间曾发布二十四次大赦诏令来赦免犯人。

南齐代宋后，因北魏有统一中国之志，欲将南朝化为藩属，便扶持愿意向其称臣的南朝宋宗室刘昶与南齐开战，南齐与北魏的外交关系紧张。但由于双方开战后，北魏未达到目的，转而与南齐确认了外交关系，南齐也在建元三年(公元481元)派遣车僧朗出使北魏。然而，车僧朗在宴会上因为班位问题与北魏使者发生冲突，被人刺杀，北魏进而又出兵南齐，但同样被南齐击退。

南齐和北魏分布概述图

北魏孝文帝主政后，改变了对南齐的外交政策，南齐此时也国力不济，双方于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七月重新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南齐也开始逐渐重视对北魏的使者及接待主客的选派，多强调容止口才。但齐武帝萧赜执政后期，有意攻打北魏，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后，北魏孝文帝两次大举进兵南齐，双方再无使节往来。终南齐一朝，南齐与北魏的外交关系都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地位。

柔然为抗衡北魏，与南朝宋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南齐政权建立后，柔然又接连遣使，贡献貂皮、狮子皮制成的裤褶（大口裤）及马、金等物，想要联齐伐魏，并请派医师、工匠。但南齐初立不敢贸然出师伐魏。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南齐使者至柔然，因不拜柔然可汗被杀，双方在之后外交关系转恶。

南朝政权偏安江南，对位于高句丽的存在与发展构不成威胁，反而能于政治与其遥相呼应。南朝齐建立后，便与高句丽建立朝贡的外交关系。但相对南朝宋时期，高句丽与南朝齐的外交往来变少。但高句丽在文化上倾向接纳学习南齐的中原文化，对中原佛教以及儒家思想多有承继。高句丽王高云继位后，南朝齐也曾册封其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

同样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虽然受到高句丽的排挤，依旧努力维系与南朝的关系，南齐建立后，百济也曾遣使进献方物。齐武帝萧赜在位时，曾加封百济君主为“大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而位于日本半岛的倭国，曾在南朝宋升明二年（公元478年）向宋顺帝上表求封其倭王武。不久后，南齐代宋，萧道成便册封倭王武为“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的爵号，但此后双方外交关系不似南朝宋时那般密切。

南齐与位于东南亚的林邑、扶南都有过外交往来。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扶南王朅耶跋摩派遣天竺僧人释那伽仙曾进贡齐朝，并带来扶南王请求南齐发兵林邑的文书，被南齐婉言拒绝，并回赐给扶南绛紫地黄纹绫、绛紫地碧绿纹绫各五匹。建武四年（公元498年），林邑王诸农入朝，中途遇风暴溺死，南齐朝廷随后册封其子文款为林邑王。

齐高帝萧道成在即位之初，有过十年内“使黄金与土同价”的愿望。南朝齐建立后，实行通货紧缩的政策。整个南齐时期，始终是通货不足，物价偏低，且钱币缺乏。为解决货币短缺的状况，竟陵王萧子良曾建议用钱帛各半来交纳赋税。永明四年(公元486年)五月，齐武帝萧赜下诏，令扬州、南徐州的户租，三分之二用布支付，三分之用钱支付。王磊在《东晋南朝“钱荒”初探》中认为，由于物价持续下跌，通货一直紧缩，百姓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苦。王明前在《刘宋、南齐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中认为，因战乱等缘故，南齐财政困难，经常拖欠官员俸禄，南齐官员也多通过经商等途径来获取收入。

南齐的赋税征收主要来源主要有农业税和商业税。其中，农业税赋税名目众多，齐武帝萧赜在位期间，曾下令废除了“杂调”，规定除田租（即调租）、户调（即调布）外的杂调不再交纳。但终南齐一朝，赋税徭役多数时期较为繁重。

而当时的庶族富户，也常伪造户籍信息用来避税。比如在上面添加爵位冒充士族，甚至伪造年龄、健康等信息躲避徭役，致使农业税征收较为困难。为此，萧道成下令“检籍均役”，责成各郡县长官亲自审查户籍，再呈报至州，但由于当时吏治不明，检籍效果并不理想。且齐武帝萧赜即位后，利益受损的庶族富户接连起义，迫使南齐不得不于永明八年（公元489年）停止检籍。

为弥补税收缺口，南朝齐比较重视商业税的征收，规定凡买卖奴婢、牛马、田宅等需要用到契约的，每一万钱抽税四百钱，其中卖者出三百钱，买者出一百钱。另在交通要道设置关津，各津设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用来检察违禁物品、搜查逃亡者以及对过往货物收取关税。规定凡荻炭、鱼、薪之类的货物，需抽十分之一商税给官府。较大些的城市都设有市，并对交易商品征收市税。南朝齐关市之税较重，但军人、士人可免关市之税。

南齐货币管理混乱，杂用谷帛为货币，但钱币依旧短缺，私铸横行。南齐建元四年(公元482年)，朝臣孔凯曾上奏疏希望依照汉五铢钱制式铸造新钱，却因萧道成去世没有施行。直到永明八年(公元490年)，在朝臣刘悛建议下齐武帝萧赜开始在四川蒙山铸钱，但开铸不久就因为工费多而停铸，南齐钱币的真实面貌也未有记载。

唐石父在《中国古钱币》一书中据史料推断，认为南齐所铸之币可能是一种面文“五铢”的钱。由于四川地区有一种异写“金”旁的五铢钱（其“铢”字“金”旁四点竖写），而其存在的时期与齐武帝铸币时期相仿，且“金”旁若篆文的“泉”字，后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泉旁五铢”。1929年日本学者田中启文在《考古学讲座》“中国钱币”部分曾刊出此种五铢拓片，他认为这就是南齐五铢。2001年，杜维善先生也在《南齐五铢初探》一文中，提出该异写金”旁的五铢或是南齐五铢。但目前仍不能断言泉旁五铢便是南齐货币。

泉旁五铢钱

南齐沿袭前代制度，在中央政府属下置少府，对矿冶、金银镂刻、纺织、染业、土木杂工等机构进行管理，地方政府亦遍设手工作坊。手工业主要掌握在国家机构手中，手工业劳动者多为服徭役者或者官府奴隶。这些手工作坊所得产品供统治者使用。而民间手工业则多为农家副业，多数产品拿来使用，多余部分才会形成流通。

基于南朝的手工业发展基础，南齐手工业技术进一步发展，已可熟练运用新的灌钢技术，即将生铁和熟铁按照比例配合，再经熟熔炼和渗碳成钢，可制成锋利的兵器。沿袭发展了前代的纺织技术，可制作精美蜀锦，并可使用竹子作为主要原料进行造纸。且南朝齐允许百姓制盐，其蒸盐技术发展迅速，境内较为有名的产盐地有江苏盐县，以及四川的朐忍（今重庆市云阳县）等。此外，南齐时期，漆器制造技术已经趋向成熟，民间漆器使用已开始流行。

南齐商业较为发达，官僚经商者众多，百姓也多愿意弃农经商，较大的城市如建康、荆州（今湖北江陵县）、成都（今四川成都）等都设有市，仅建康就有四市，市内商铺林立，另有可供临时商品交易的草市。商品主要是生活用品，如粮米绢布等。

南齐永明年间，曾和北魏和亲，并开通南北商业互市，另与高句丽、百济（今朝鲜半岛北部）、扶南（今柬埔寨一带）等曾开展过海外贸易。

江南自然环境优越，利于农业耕作。但南齐时期，土地多为世家大族和庶族富户垄断，且其存续时间较短，期间战乱频仍，农业未曾有过明显发展。民间百姓也不事耕作，愿意从事商业经营。

南朝齐时期，历仕南朝宋、齐的科学家祖冲之在魏晋时期科学家刘徽的研究的基础上，把圆周率数值精确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数，这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次，直到九百多年以后的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拉丁音al-Kashi）求得的圆周率结果才超过了他的成就。

祖冲之还算出圆周率是在 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求得两个分数值的圆周率，一个是π=

（约等于3.1415927），被称为“密率”；另一个是π=

（约等于3.14），被称为“约率”。距离公元1573年时德国奥托（Valenlinus Otto）重新算出“密率”这一数值有一千一百多年。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记载在他的数学著作《缀术》，这部书在唐代时被作为算学的主要课本之一，只是到了北宋中期，《缀术》失传。其儿子祖暅亦是生活在南朝齐和南朝梁时的数学家，并首先求出球体积的准确公式。

祖冲之画像

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整理出外科学方书《刘涓子鬼遗方》五卷，书里收集有关痈、疽、金创方面的药方，对痈、疽两大证状的鉴别和诊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而这部书留存至今，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外科学的重要参考著作。南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道士陶弘景认为东晋葛洪的《肘后卒救方》已流传百年，有不少新的验方可以补充，于是把葛洪的八十六方删并为七十九方，又增添了二十二方，合为一百零一方，并重新加以编次，改名为《肘后百一方》。次方在当时的民间广泛流传。

《刘涓子鬼遗方》（节选）

此外，陶弘景还撰成药物学著作《本草经集注》七卷，亦称为《名医别录》，将自汉代便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加以整理，把其中著录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品详细地加以订正，增收魏晋时期名医所用新药三百六十五种，合成七百三十种，指出药物的疗效和它采集的季节、产地等等。他还考订了古今药用的度量衡，并且规定了汤、酒、膏药及丸散的制造常规，在中国古代药剂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把七百三十种药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七大类，对后来药典修撰分类产生较大影响。陶弘景另著有《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隋志》著录，但俱已散失。

对药物学颇有研究的陶弘景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他主张即便是治疗同种病症，也要根据患者的工作性质、生活条件、乡土习俗以及其情绪好坏等分别处理。

萧道成为南朝宋辅政大臣期间，曾委托祖冲之为其制造能指示方向的指南车。在此之前，相传三国时期的发明家马钧曾成功制造出指南车，但具体制作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只知道其是利用齿轮带动的机械机构。祖冲之根据三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对其进行恢复。他制作的指南车内部有一套精密的机械装置，机件全是铜制，与车厢上部一个举起手臂的木人相连接。车子开行前，先将木人的手指向南方，以后不论车子怎样转弯，木人的手始终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向南方。

祖冲之指南车的原理图

南朝齐时期，祖冲之在前人技术基础上，制造出“千里船”，曾在新亭江（今南京市西南）试航，相传能“日行百余里”，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但其制作方法目前已经失传。为节约人力、提高劳作工作效率，祖冲之在观察研究了西晋将领、机械学家杜预发明的连机碓和水转连磨后，发明了将水磨和水碓结合起来的水碓磨，能同时春米和磨粉。

此外，祖冲之曾仿照《三国志》中所记载的木牛流马,制造出一种“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的适宜江南地区的运输工具，还为竟陵王萧子良制造过一种“虚则敬,满则覆”的容器——欹器，该容器未装水时倾斜，装满水则翻倒，水装不多不少则处于直立状态。

南朝齐在文化上处于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历史阶段。儒家的纲常名教仍然是巩固政权的正统思想；民间道教的神仙学说在上层阶级获得流行；佛教化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世家大族舞文弄墨，热衷山水游历和玄佛清谈，形成“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

南齐时期，对史学建设态度积极，史学之风盛行。其建立的第二年，便设立史官，组织关于国史修撰条例的讨论。其史官制度在沿袭南朝宋史官制度基础上新增了修史学士,出现了王逡之、沈觊、周颙、沈约、裴子野等众多史官。其中，沈约受敕撰写的《宋书》于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完成修撰，并于同年开始了《隋志》的撰写。

南齐时期，私修史书之人较史官众多，修晋史的有臧荣绪、庾铣、袁炳等；修宋史的有孙严、刘祥等；修齐史的何点；杂传撰述的有萧子良、宋躬等；地理书撰述的有陆澄、刘澄之等；典志撰述的有王珪之、鲍衡卿等,谱牒撰述的有王俭、王逡之、贾渊等；目录类撰述的有王亮、丘灵鞠、释王宗、释道慧等。

沈约画像

沈约的《宋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是南齐史学时期的代表，体现出南齐国史撰述重视书志和史学批评新发展的特色。此外，由于南齐前期曾较为重视检籍，记录家族亲属关系的谱牒史学也随之发展，出现了《百家谱》等谱牒著作。

南齐建立初期，其社会经济得以恢复，读书向学者增多，宗室好学之风盛行，除竟陵王萧子良外，文惠太子萧长懋、豫章王萧嶷、随郡王萧子隆都曾招引文士，并以他们为中心形成几大文人集团。

齐武帝萧赜在位期间，南齐文学发展繁荣，出现了一个以竟陵王萧子良为代表的西邸文学集团，其成员中较有名的为“竟陵八友”，即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他们经常联句赠答，探讨诗艺，善于音律的周颙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散佚），沈约作《四声谱》并根据汉字四声和双声叠韵的特点，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五言诗应该避免的弊病，称为八病，并约定以四声为制韵作诗，逐渐形成了永明体。

竟陵八友画像

关于四声是谁最早提出的有四种说法，其中钟嵘在《诗品序》中认为是王融，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以及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中认为是沈约在前人声韵研究的成果，从文学的角度正式确定四声的名目。刘善经在《四声指归》中认为，首次提出四声之说的是喜好韵律的周颙，而陈寅恪在《四声三间》中认为是沈约和周颙同时提出的四声之说，并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强调指出，四声的发明来源于转读佛经的三声。

关于八病的具体解说，隋唐之前未见记载。唯《诗品序》中提到“蜂腰、鹤膝”二名。《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首列这八种病的名称,并对具体内容作了详细说明，成为解释“八病”说的最原始资料。但自宋代以来，对于八病的理解产生较大分歧。

王钟陵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认为，永明体并不局限于四声八病，其主要特征除了强调声律，篇幅短小，注重对偶外，倾向于对流转圆美以及平易艺术风格的追求，注重诗境的婉美与巧思，是自觉的意境诗的初步形成。乐闻在《永明文学研究资料丛谈》中认为，永明体句式渐趋于定型，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对的观念十分明确，用韵考究，且押平声韵居多，在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理的完美结合。吴功正在《六朝美学史》里认为，永明体在创作过程对声律的规范，促成了诗美声律学理论的建立，并创造了清婉幽丽的诗美风格。

另有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且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与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催生了为规范文风而作的《文心雕龙》。

当代出版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是刘勰于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左右作成的文学理论著作，其注重文质并重，在《明诗》《乐府》《诠赋》三篇中，分别从诗歌、乐府、赋三种文学体裁进行论述，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认为诗歌是用来表达思想和观点的，不应只看中辞藻，认为乐应该远离市侩鄙俗才能登大雅之堂，认为赋的文辞要巧妙华丽，内容要清明雅正。

自东晋以来佛教在中国快速发展，信奉者较多。南朝齐时期，其皇帝萧道成和萧赜都曾拜僧人释法愿为师，他们在位期间也曾宣扬佛教并以其来作为巩固统治的手段之一。齐明帝萧栾与其子萧宝卷当政时期，却并不推崇佛教，萧宝卷还曾大肆破坏佛寺，杀害僧众，佛教在南齐末年的发展也因此陷入停滞。

但南齐皇室宗亲以及世家大族中佛教信奉者较多。豫章文献王萧嶷、宜都王萧铿、文惠太子萧长懋和竟陵王萧子良等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奉者，他们长于玄学和佛理，崇尚清谈，佛教发展呈现出“玄学化”特色。

其中萧子良对南齐佛教贡献较大，在他的主持下，佛教著作《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得以成书、传播，用以赞叹佛德的赞呗也引起了士人的极大兴趣，出现了《赞梵呗偈文一卷》《赞呗序一卷》《转读法并释滞一卷》等记录赞呗的著述。但该时期佛经译业萧条，萧子良曾倡导抄经活动，形成了许多经本，造成撰写经录者的难度和歧义。

《出三藏记》节选

此外，南朝齐时期，佛教涅槃学说盛行，并因此产生诸多讨论，比如众生如何成佛，成佛有无捷径，有无佛国净土等，以及人是生而善还是生而恶，善心何来，人如何修养内心才能弃恶从善等。而此讨论也促进了佛教与儒家心性学的融合。

南齐沿袭的道教（南天师道）已经过改革发展，规章制度较为完备，组织也较为严密，拥有众多信徒。南齐皇帝当中萧道成、萧宝卷都信仰道教，朝臣士大夫中信仰道教的也很多，这一时期还有许多隐居山林潜修的道士，如孙游岳、顾欢等。

出生于南朝宋时期的道士陶弘景，于南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隐居江苏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在吸收儒、释两家思想的基础上，改造和充实道教的神仙学说和修炼理论，开创了茅山宗。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罗列了包括天神、地祇、人鬼及诸仙真在内的虚幻的神灵，又把中国历代的诸多帝王将相及思想家也一并作为神灵排列进去。将他们分为七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各有一个主神，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神仙谱系，并将当时道教三个主要派别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进行神位排次：上清派的地位最高，灵宝派次之，天师道最低。

陶弘景画像

此外，陶弘景还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主张养神与炼形并举。他所编著的《真诰》，可以作为道教史资料供研究者进行校勘、比对。至南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离世时，他一生著述约八十余种。道书、丹书方面的纂集、撰述有《真诰》20卷、《真灵位业图》1卷等。另有包括天文、地理、历算、兵学、医药学，乃至文学、艺术、经学等著述，如《效验方》5卷、《肘后百一方》3卷、《本草集注》7卷、《养性延命录》2卷，以及《陶隐居本草》《药总诀》《导引养生图》等。

南齐初期，较为重视教育。建元四年(公元482 年) ，萧道成曾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精选儒官、开办学校。在最高学府国子学设祭酒、博士、助教三级教师职位，专门教授经学。设学生一百五十人人，另设置空余学额五十个，以备乐于求学者使用。永明三年 (公元485 年) ，萧赜又下诏兴学，选拔学生二百多人，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弘扬儒学教育。为此，齐武帝萧赜还曾亲临国学讲授《孝经》。

南朝齐军事大权在一般在皇帝手中，各军事机构都要向皇帝负责，以五兵尚书、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等为首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在名义上掌管全国一切军队。有战事时一般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从而调遣指挥全国军队。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南齐还设有制局监，又称外监，专掌军事，由于其与君主的密切关系，有时甚至凌驾于正常的军事机构之上。

军队分为中外军。中军即中央军队，一般屯驻于建康城内及其附近地区；外军即中央派驻藩镇、地方的军队，一般屯驻于州治和军府所在地，但也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它们的编制大致相同，分为军、幢、队、什、伍等单位。军为最高一级编制，每军设军主、军副各一人，每军最多有二千人，少则一千人。军的下一级单位是幢，每幢设幢主、幢副各一人。因幢介于军和队之间，故常“军幢”“幢队”并称。幢的下一级单位为队，每队设队主、队副各一人。一队所统兵力不见明确记载，大约为五十人、一百人不等。队以下则为什、伍等传统建制。

南齐驻守在京城内部的中军，并以领军将军、护军将军等中军统帅为首领的军队统称禁卫军，其主要组成部分为六军，首领分别是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六将军。太子东宫的宿卫军亦在禁卫军范围之内。南朝齐外军最主要的军事统御机构是都督府，负责管辖该都督区的所有外军。都督按权力大小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种，通常还兼任辖区重要州、郡的刺史或太守等地方长官，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领导机关。

另有地方武装州郡兵也是外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州刺史僚属中有祭酒从事史一职，专掌兵事，但州兵的指挥权在刺史手中。州、郡根据其大小领兵不等，州郡无权擅自出兵，受所隶都督指挥，有战事时也直接听命于中央。

南齐士兵来源主要有：第一，世兵，即从世代为兵的兵籍军户挑选；第二，招募，当世兵不足时，还会实行募兵制，招募有意参战之人为兵，并给予相对优厚的待遇，是南齐募兵的主要方式；第三，征发，即在地方辖区内强制征召百姓入伍；第四，另有少量士兵是从降伏的少数民族中选取。

由于处于战争频仍的南北对峙时期，南朝齐和南朝各代一样较重视军队的训练。中军的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的训练，一般由各方镇都督刺史主持。

南朝齐军队的装备，主要有兵器铠甲、攻守战具等，中央设置的少府之下，设“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另在尚书诸郎中设有库部郎一人，用以管理武器装备的制造、贮存、供应等。其对兵器甲仗的控制极为严格。将帅出兵，都是临时配以兵器甲仗，并严禁诸王及方镇将帅擅自制造和私藏军器。

当时的兵器多为传统的弓弩刀剑矛槊等，其中利于水战的弓弩在南朝齐的使用极为普遍。除传统的弓弩外，南朝齐还出现过一种“万钧神弩"，或称“神弩”"神锋弩"，其杀伤力很大。另盛行一种叫矟（槊）的长矛，其尺寸不限于一丈八尺，而且其击刺使用有一定的技法，临战应急还常变通为射远兵器使用，以断矟击敌是当时常用的方法。

当时所用的铠甲仍为传统的铁甲、犀甲等，其战马也常佩有能使除耳目口鼻、四肢及尾巴之外的全身都能得到保护的具装马铠。盾仍是南朝齐军队的常用装备。其攻守战具很多，见于史籍的有云梯、轒辒车、冲车、尖头木驴、大蛤蟆车、抛车，木幔等。其中云梯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攻具，其构造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身，身有检梯，节长丈二尺"，专门用来攻城。而轒辒车、尖头木驴和大蛤蟆车等皆以大木为脊骨，上面蒙以生牛皮，将士多隐蔽其下，以近敌攻城。木幔则是“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上，悬幔逼城堞间，使捷者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南朝齐时期，有俚、僚等少数民族聚居岭南，另有少量蛮族分布，他们的族系、族源、文化特征、分布范围等各有异同，但南朝齐并未将其加以区分，统称之为夷、蛮，或者笼统称之为“山洞”“山贼”“部民”“夷獠”等。

该时期延续了南朝宋“以蛮治蛮”的策略，在原荆州辖区设置南蛮校尉（齐明帝时因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废置），设宁蛮校尉领义宁郡、北建武郡等十二郡，还根据少数民族体量在其聚居地设置镇蛮、安远护军等机构，在保留南朝宋左郡左县的基础上，又根据情况予以加设。

任用少数民族豪酋为“试守”官员，在考察其的忠诚度的基础上，令其治理当地，并对少数民族实施和汉民一致的赋役制度。对反抗其统治的少数民族予以武力镇压，比如南朝齐建立初期，少数民族首领桓诞投靠北魏袭扰南齐雍州、司州边界，萧赜曾多次派兵讨伐。彭丰文在《南朝岭南民族政策新探》中认为，南朝齐所实施的武力镇压和优抚羁縻相结合的民族政策，基本上维持了对岭南少数民族的稳定统治。

南朝齐服饰和东晋以及南朝各代基本一致，因其推行儒家文化，男性祭服为儒家体系中最为正统的冕服，并采用东汉永平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的冕服制度，在参考《周礼》的基础上，根据政治的需要把《周礼》中的六冕同制，基本构成为首服、身衣和足服。

东晋、北魏时期的帝王冕服图

一般情况下，皇帝带通天冠、平冕冕板前圆(曲率小，近于方形)后方，长二尺二寸、宽七寸，冕旒与肩膀齐，共十二根，每旒端部系一白玉珠。冕板中部有黈纩（黄绵所制的小球），用黄棉线系着玉瑱，玉瑱与耳齐平，冠缨同绶带为黄赤色。身着黑衣红裤，上衣交领广袖，系入下裳，上衣有画，下裳刺绣。图案一般有十二章，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米、黼、黻。上衣内穿绛缘中衣，中衣穿白曲领。下裳上围圆，下摆赤皮蔽膝，裳下穿绛袴。红舃红袜，鞋头翘起。另会配饰宽四寸的大带，在腰前打结后垂下三尺，朝外的一面为白色，朝里的一面为朱色，腰中间的一段是朱色，垂下三尺为绿色。还会佩戴革带、赤黄绶、白玉、鞶囊（革制的囊），以及剑柄饰以玉的木剑。太子、公卿等依制降低规格。女性命妇在参加亲蚕、祭祀宗庙等祭祀活动时，也要身着祭服，并以首服、佩饰作为区分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准。其祭服多为长裙曳地，皇后一般梳大手髻，头戴十二钿和步摇。

顾恺之画的东晋贵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