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全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又称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华战争（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简称抗战，是指1931年至1945年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的重要组成。

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国际上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日本侵华战争（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因其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历时8年，又被称为“八年抗战”。2017年，改称为“十四年抗战”，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开始的局部抗战，以及1937年开始的全面抗战两个阶段。“十四年抗战”这一称呼，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罪行，突显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展开的抗战，强调了抗战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19世纪前，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开始逐步落后于世界，人民生活困苦、生产力低下。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遭受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失败，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日俄战争后，日本接管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此后中日矛盾迅速激化。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迅速走向灭亡，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是，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改变自清末以来日本对华侵略的局面，日本反而利用民国初年军阀统治造成的政局动荡加紧谋取侵略权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复辟帝制。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军阀混战期间，日本趁机操纵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制造有利于他的政治局面。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誓师北伐，为阻止国民政府北伐，日本出兵山东，于1928年5月3日向占领济南的国民政府军队进攻，并制造了“济南惨案”。奉系军阀官张作霖在北伐中节节败退，决定退出关外。6月4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开始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至同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军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国暂时形成基本统一的局面。日本通过扶持代理人分裂中国的企图受挫，随后转变策略，开始策划以武力直接占领东北。

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使得日本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由于明治维新还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日本近代化的进程中封建色彩与其传统的神道教相结合，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走向了军国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明治政府把“为国捐躯之士”的神灵送进神社，鼓吹为天皇而死的帝国军人可以由人变成“神”，进入神社后供人供奉，通过神社神化天皇，要人们对天皇极端崇拜。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幕府时期培养了日本的武士阶层，“尚武”逐渐成为日本的社会风气，并渗透入日本的各个领域，形成武士道精神，明治时期武士道精神为其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础。

日本领土狭小、资源匮乏， 明治维新中期，逐渐形成了对外的扩张政策。在明治维新后的70年中，日本发动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有10次是针对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日俄战争后日本又接连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势力范围。此后，为了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掠夺，日本照会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在第一次大战后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军阀混战中通过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进一步获取在东北的权益。

1920年起，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一直持续至1923年。1923年9月，日本关东地区又发生了地震，伤亡人数达16万。在日本国内局势一片混乱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曾担任过参谋次长和陆相的田中义一大将于1927年4月成为日本首相。田中内阁于同年7月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便是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事后，日本便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脚步，先后制造了“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

1929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后又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再次强调占领满蒙地区对于日本发展的重要性

1930年，日本尚未从上一次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又随之被卷入爆发于美国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激化。面对经济危机，日本法西斯鼓吹用战争手段摆脱经济危机，促使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结合。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也朝着军事化的方向发展，1931年夏末日本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以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也与同期建立，此外还有能转化为炸药、毒瓦斯制造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染料工业等。随着日本经济的军事化，日本的军事装备及其作战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于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日本则利用巴黎和会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1919年4月30日议定的凡尔赛条约，但凡尔赛条约和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日本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势力扩张逐渐危急了以美国为首的希望资本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华盛顿会议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正式形成，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同时带来了新的冲突。一些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以图战胜英、美、法等国，进一步刺激日本加速对外侵略的步伐。

日本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便确立了所谓的“积极的满蒙政策”。随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制造战争舆论，为了寻找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为了制造战争事端，日本于1931年7月和8月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挑起战争事端、制造侵略與论、焗动战争狂潮的同时，日本持续增派军队至东北地区，关东军也积极进行多种军事部署，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小段路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除因参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有近20万人。由于张学良和蒋介石不作抵抗，东北军大都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散逃避。日军迅速占领了沈阳城，同日又占领长春、营口、辽宁、鞍山、本溪、抚顺、四平、安东（今丹东）等20座城市。21日，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迎降，关东军占领了吉林市。驻朝鲜的日军也越境侵入中国东北。从9月18日至25日的一周里，日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30座城市。日军随后侵入黑龙江省，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马占山在嫩江桥抗战，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垣齐齐哈尔。之后，日军调转枪头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进入锦州。接着占领了辽西地区。随后将进攻方向转移到北满，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接着占领了黑龙江全省。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

日军进入沈阳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后所粘贴的布告，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对中日双方造成巨大冲击，由于日本政府难以制衡以少壮派军人为主的关东军，不得不在其压力下承认所谓的“战果”。接下来，关东军计划成立伪“满洲国”，企图永久占领东北地区，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对中国的同情。为了转移注意力并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日本策动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袭击了上海闸北，随后张治中率领的第五军参战，与十九路军一起英勇抵抗。尽管上海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成功杀伤了一万多名日军，但由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奋战，伤亡惨重，急需支援。蒋介石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扣留了军饷和捐款。

日本侵略军于3月1日组成上海派遣军，全面发动攻势，并于七丫口登陆。在占领浏河后，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曾请求军政部派遣两师兵力支援浏河，但遭到军政部的冷漠置之不理。当夜，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日军占领了淞沪地区，同时伪“满洲国”宣告成立，达到了日本发动上海事变的既定目标。

1932年3月4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中日双方实行停战，3月14日，通过英国公使兰普森的斡旋，中日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双方签署了令中国感到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及其附件规定，中国军队只能留驻昆山、苏州一带，不能进驻上海，而日本侵略军却得以继续留驻上海。这一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强烈反弹，十九路军对谈判结果不满，批评蒋介石一意求和，破坏抗战；行政院长汪精卫遭到监察委员的弹劾；谈判签字的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更是被群众愤怒殴打致重伤住院，十九路军从此走上反蒋之路。

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在一二八事变的掩护下，1932年1月，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处方针纲要》，其中规定把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的控制，由日本人参与这个国家的中央地方的行政。根据这个方针，关东军加紧了在东北建立伪国的活动。2月17日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汉奸张景惠为委员长。3月1日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9日扶持满清末代皇帝溥仪出任“执政”，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满洲”国”各部均由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担任次长，掌握各部的实权。在伪政府中还设立了一个总务厅，由日本人任总务厅长官，总揽伪政府的一切大权。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上是““满洲”国”的太上皇。16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宣言正式承认““满洲”国”。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号“康德”。

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东北沦陷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例如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黄显声将指挥军警阻敌侵犯锦州；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的作战等，有效的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总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义勇军人员成分极为复杂，有共产党、爱国农民、前东北军警官兵、土匪、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等。其军事活动遍及东北全境。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

从1932年至1933年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磐石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珠河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密山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也称东北抗日同盟军）、宁安游击队(后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也称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队(后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饶河游击队等七支抗日游击队。1934年，游击队粉碎了日军的“春季大讨伐”和“秋季大扫荡”，并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

1935年冬，日伪制定了《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为应对新的“讨伐”计划，1936年2月，原人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及原海伦游击队共同发布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三、四、五、六军和抗日游击队，欢迎其他反日武装力量加入。1937年初，抗日联军进行整编，形成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分别由杨靖宇、周保中和李兆麟指挥。从1936年初到1937年夏，东北抗日联军在广阔地区内展开游击战争，南至长白山，北至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七七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继续与全国抗战相配合，但日本加强了对东北的军事压力，致使抗日联军在1938年受到大规模“讨伐”。面对日军的增援和残酷统治，抗联部队陷入困境。为打破日军的“围剿”、寻求新的游击区，抗联各军决定向西远征和分区作战。

1940年春，抗联各军在反对日伪军“大讨伐”中遭到重创，原有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被摧毁，部队人数急剧减少。面对困境，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省委代表在伯力召开会议，决定“逐渐收缩，保存实力”，将各路军缩编为支队，继续坚持对日伪军的抵抗。

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进一步图谋夺取热河。1933年1月，日军炮击临榆县城，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然孤军难敌，导致一个营的300名官兵壮烈殉国。山海关于1月3日失陷。

长城抗战示意图

随后，关东军制定了《攻占热河计划》，于2月23日发起进攻，以夺取承德为主要目标。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匆忙逃离，并将搜刮的财物运往天津租界。3月4日，日军迅速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引起全国强烈谴责，要求惩办汤玉麟，张学良也遭到指责。蒋介石为安抚舆论，调遣中央军前往稳定长城前线战局。

日军占领承德后，向长城线上的要隘古北口、冷口和喜峰口推进。中国军队展开激烈抵抗，包括国民党军的宋哲元部、商震部、傅作义部、东北军的王以哲部以及中央军的徐庭瑶、关麟征等3个师。在战斗中，宋哲元部在喜峰口进行浴血奋战，成功夺回失地。然而，在古北口，关麟征等部奋战后受到严重伤亡，商震部和傅作义部则分别在冷口、怀柔等地英勇阻击，给日军带来沉重打击。日军因在长城各要隘受挫，改变战略，向滦东进攻。面对中国军队的腹背受敌，加上英国政府的警告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于4月中旬下令撤军至长城线。

蒋介石认为中国目前无法与日军长期对抗，且认为日本真正的日军是美国、俄国。因此，他将政策方针定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寄希望于欧美的干预，而不认为日本有长期占领有中国的能力。然而，国民政府在日本威逼利诱以及汪精卫的倡导下，在5月31日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该协定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该区域部署军队。这一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得以轻松进占冀察和平津。

1933年春，日军侵略察东，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担任总司令。共产党全力支持同盟军行动，获得广泛群众支持，队伍从数千人快速发展至10万余人。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众抗日同盟军纲决议案》等文件。决议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以对外抗日、内除国贼为宗旨，拒绝一切卖国协定，反对妥协，主张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建立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致力改善工农贫民和士兵生活，保障抗日民众的自由权利。大会后，同盟军北上迎击日伪军，于6月下旬至7月初成功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省全部失地。

为增强在同盟军中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建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党内成立了正式的组织，约有300名党员，他们在军队中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动员群众，推动工农运动。蒋介石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调动15万人的武力进行“围剿”，同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拉拢和分化。在日蒋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陷入困境。1933年8月9日，冯玉祥宣布解散抗日同盟军总部并辞去总司令职务，导致严重分裂，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

察东事件

日军在侵占东北后，准备向华北地区扩张，制订了一系列分离华北、控制华北的战略。1935年1月，驻热河日军向察哈尔省东部发动进攻，与中国守军宋哲元部发生冲突，在日本的胁迫下，宋哲元与日本达成《大滩协定》，规定第29军不得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地域。察东事件后，日本开始全面干涉华北政治。

河北事件

1935年5月1日晚，天津《国权报》社长胡思薄在日租界内被暗杀，次日天津《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内被暗杀，随后又发生了东北义勇军孙永勤军进入长城等事件。日本借机向中方发难，5月29日，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口头提出抗议，后又提出事先预谋的要求。，包括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下野；河北省政府移至保定；宪兵第3团团长及军分会政治处处长曾扩情应予免职；惩办胡、白案犯人等。

5月31日，国民政府被迫做出回应：“于学忠更调属于中国内政，平津地区不能划为停战区域”等。日军随即以武力威胁河北省政府，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6月9日，日方向何应钦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至7月6日何应钦复函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何梅协定》，规定：取消河北省包括铁路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的东北军第51军、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及第25师的学生班；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其他所指各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活动及团体。至此，国民党中央系和东北系势力退出华北。华北政局形势严峻。

张北事件

1935年6月5日，四名无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被当地驻军短暂扣留后释放。日本以此为借口提出中方“惩办直接负责人”的无理要求。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署了《秦土协定》。协定内容包括向日方道歉、撤换与事件相关的中国军官、保障日人在察省自由行动、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以及中国停止向察省移民和解散排日机构。这两个协定导致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丧失。

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积极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包括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在内的华北五省脱离中国，在关内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计划由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主导，具体计划为：第一步先说服并且是掌握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寻找突破口；第三步再将其他人包括进来。

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示意图

1935年11月23日，土肥原贤二与殷汝耕在天津进行密谋，当晚殷汝耕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发布“自治宣言”，25日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政府得知后为防止事态扩大，随即撤销北平军分会，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撤销深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通缉殷汝耕。但殷汝耕及其伪政权在日军的庇护下，向宋哲元等国民党华北大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随冀东实行“自治”。

在日方的逼迫下，宋哲元试图向日本妥协。国民政府为了不使华北脱离中央，向日本作出重大让步，决定仿照西南政务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华北政权完全交给宋哲元。南京国民政府则再也无法直接控制平津一带的局势，日军则可以借此机构的设立逐步实现“华北自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华北主权陷入严重危机，从而引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侵占内蒙古，是日本“满蒙计划”的一部分。1936年初，在日本的策划下，内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司令。5月又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并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组织伪蒙古军。同时，日本策划王英组织“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11月，在日军配合下，李守信和王英等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攻。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取得了红格尔图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收复百灵庙，后又收复大庙。12月3日，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人。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至12月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

傅作义部在绥远战斗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王明、康生、吴玉章等人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八一宣言”，于10月1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战争；还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时值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2月17日起，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提及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此后，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在东北与日军进行游击作战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5、4、3、6各军先后在黑龙江的宁安、汤原等县开会，讨论东北抗日部队联合作战的问题。翌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随后，东北人民革命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使得东北的游击战争得以迅猛发展。由杨靖宇指挥的第1军曾在数月的游击战中多次挫败日军的进攻。

此外，中共方面加紧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工作，周恩来亲自与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进行夜谈。不久，共产党正式与东北军建立了合作关系。

1936年8月，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共常驻代表。到达陕北后，对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做了大量争取工作。双方在抗战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随即又到洛阳作“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设立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调动军队赴潼关。陈诚、卫立煌等重要将领陆续抵达西安。蒋介石迫使张杨率领部队进攻红军，中央军则在后方支援并催促。如果张杨不服从命令，将由中央军进行对红军的“剿共”行动。张杨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都未奏效。

12月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泣谏”未果，准备实行“兵谏”。次日，张学良与杨虎城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解除了蒋介石卫兵的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逮捕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高官。此事被称为“西安事变”。当天，张杨发表通电，明确表示事变动机在于推动蒋介石抗日救国。他们提出了八项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爱国领袖，释放政治犯，开放爱国运动，保障政治自由，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遣代表团，包括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响应张杨的邀请抵达西安。同日，南京的宋子文和宋美龄也前往营救蒋介石。在23日和24日的正式谈判中，宋子文和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晤，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身份参与谈判，并与蒋介石进行了会面。两天的谈判后包括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清除亲日派，容纳抗日力量；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六项协议。

蒋介石表示同意这六项协议，但他拒绝签署文件，而是以个人信誉担保六项协议的履行。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从洛阳飞回南京。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感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了一系列准备。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从1935年开始连续三年编撰《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不断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细化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并对国防决策机构进行了初步调整。

国民政府于1935年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对陆海空军进行整顿。陆军整理处成立于3月，由陈诚负责全国陆军整顿和训练。至1937年7月，国民政府对陆军进行了调整和整理，合并了85个师和9个独立旅。空军也经历扩编，至1936年底增至31个中队、9个大队以及5个直属中队。此外，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和机械师各700余名。同时，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和德国合作修建南昌飞机制造厂和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并划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

国防工事方面，政府加强了沿海沿江要塞，到1937年上半年，在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修建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按国防区域、作战计划和战场划分构筑了国防工事，涵盖江苏、浙江、山东、河甫、山西、绥远、冀察等区域的第一期国防工事。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兵役法，启动了大规模征兵，并设立师管区，在全国范围内对现役兵进行征集补充和召集教育。同时，国民政府也对壮丁和学生进行国民军训。

1935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准备在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建造一个国防工业中心区域，并力图开发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建造一个经济中心。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重工业工厂21家，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

国民政府还大力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成13000千米，粤汉路、陇海路等铁路干线相继通车；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千米，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千米，互通公路达3万余千米；已铺路面者有43521千米，土路65979千米。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

1936年5月中旬，中美签署“白银协定”，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币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同时，美国扩大了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国民政府还向欧洲多国进行借款，用来购买武器装备或其他产品。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

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复交，并多次向苏联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要求，希望能与苏联结成反日同盟并获得援助。遭到苏联拒绝。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终于同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

1937年6月7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建议东京，若要与俄罗斯作战，就应该先以武力对南京政府进行打击，以消除后方威胁。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举行“演习”。即将结束时，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日军遂向宛平城射击，继而炮轰卢沟桥。驻守在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此即卢沟桥事变。

7月8日，日军继续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当晚，双方达成协议，中国军队撤至卢沟桥以西，宛平由保安队接防，而日军撤至丰台。10日，日军再次袭击，并提出要求29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处分官员、撤退卢沟桥附近驻军、取缔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等无理解决条件。尽管29军代表张自忠在11日签署了这些条件，但日军仍在北平周围调兵，持续攻击中国军队。

7月11日，近卫内阁发布《派兵华北的声明》，并调派关东军两个旅团及国内三个师团到华北，制定全面作战计划。随后，18个中队的飞机编成临时航空兵团，派往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17日，日本参谋本部提出《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宣称“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计划在3至4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参谋总长杉山元夸口称：“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准备抗战，并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并强调态度是应战而非求战。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日向日本使馆提出备忘录，仍寄望和平解决。21、25和26日，蒋介石连续会见英、美、德、法大使，呼吁各国进行调解。

1937年7月26日，日军攻占廊坊，企图进入北平城与中国守军对峙。当天，日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27日前撤至长辛店、28日前撤至永定河右岸，否则将采取单独行动。未等中国方答复，27日日军向南苑、西苑及永定河一线发起攻击，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主要目标是南苑。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约7000余人，遭受来自东、南、北三面的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的进攻。在激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南苑沦陷。期间，日军还向北苑等地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部队奋力抵抗，但在日军增援下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形势严峻，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与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撤至保定。第37师等部也于当晚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于30日退往涿县。北平乃告沦陷。

与此同时，正在北平作战的中日双方，驻天津的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后，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驻天津的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由李文田指挥，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各攻击部队迅速进入飞机场，焚毁日机十余架，并占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得知后，迅速调派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通过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由进攻转为守势。经过15小时的激战，部队伤亡惨重，30日不得已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作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强调八路军主要作战区域在晋察冀，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消灭日军，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于国共关系，毛泽东强调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警觉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争，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24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此后，八路军参加忻口战役，收复了10余座城镇。在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成功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平型关大捷后成立，聂荣臻率115师留守晋察冀边区，粉碎了日军2万人的围攻，开辟了平西、冀中、冀东等根据地。120师派一个支队北上绥远，发动游击战争，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大青山区和晋西北区统一为晋绥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115师和129师各一部进入冀鲁边，该区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从12月至1939年3月，连续粉碎日军的三次“扫荡”，开辟了冀鲁边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挺进苏南、皖南，开辟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中央驻守后方，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全国人民民主政权。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成功粉碎了日军的两次进攻，巩固了边区。同时，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创办了多所学校，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7年，共产党通过与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在晋东南和晋西南组建了青年抗敌决死纵队，参与了游击战争。

日本在进攻华北的同时，也积极进攻上海。1937年8月9日，目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带武装士兵一名，乘汽车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中国军队将日军官兵击毙。日本立即向上海派遣军队，将30艘军舰集中到吴淞一带。8月13日，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在日军无止境的侵略下，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15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1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公开“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对南京、杭州、徐州、安庆、广州、武汉、厦门等地进行了空袭。20日，颁布《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宣称要以武力抵抗侵略。决定进行持久战。同时把全国划为五个战区，下达作战方针。23日，日军在吴淞和川沙登陆，向罗店、宝山等地进攻。宝山城守军姚子青营500余人，奋勇作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25日，日本海军宣布封锁中国海岸。

淞沪会战示意图

1937年9月中旬，日本援军陆续到达，兵力增至10万人。双方在北站、杨行、浏河一线，进行激烈的争夺战。21日，中国军队调整战场部署，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将部队分为右翼军、中央军、左翼军三路。每路各率两个集团军。30日，日军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军队退守蕴菜浜南岸、陈行、广福一带。这时日军总兵力已增至20万人以上。10月，日本军方决定将主要作战方向移至上海，并调用华北兵力参战。25日大场失陷，中国军队撤到苏州河南岸。八十八师副团长谢晋元以600士兵扼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孤军苦战四昼夜后，才奉命撤离。10月底，日本从华北抽调3个多师团，从国内调来1个多师团，连同在上海的部队共9个师团，编组华中派遣军，取代上海派遣军进行淞沪作战。11月5日，日军3个师团从杭州湾全公亭、金山咀登陆，从西线迁回上海。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陷。

被战火包围的四行仓库升起中华民国国旗

日军占领上海后，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直接受命于日本天皇。11月24日，日军大本营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中，陆军参谋总长等提出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果敢追击，进攻南京。

12月初，日军以8个师的兵力，分三路水陆并进，进逼南京。沿京沪铁路及其以北的第11、第13、第16师，沿宜兴、溧阳、溧水公路的第114师，以及沿宁国、芜湖公路的第6、第18师，企图合围南京，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召开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南京防守问题。大多数将领认为，由于南京地势险要，易攻难守，中国军队战斗力受到削弱，因此只能作象征性防守。训练总监唐生智坚持死守，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11月20日，政府各机宣布迁都重庆，至11月底，大部分机关已迁至重庆、武汉和长沙。

日军攻下南京中山门

12月10日，日军逼近南京城下，各师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3峰进攻。雨花台陷落后，城防缺口扩大。12月12日，中华门被日军攻破，南京城沦陷。城内发生混乱，唐生智下令突围，但只有第66军、第83军两部当夜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退至宁国一带，其他各部涌向江边。是夜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秩序混乱，纷纷争船抢渡。南京沦陷后，日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共计屠杀中国军民约30万人。

日军屠杀中国战俘

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计划占领战略要地徐州。国民政府调集了60万军队组织徐州会战，以保卫徐州并阻止日军在津浦线上。1938年1月，来自山东的日军先后攻占充州和济宁。与此同时，华中的日军沿津浦路北上，于2月初攻占蚌埠，并进至准河北岸。3月中旬，日军进攻滕县，守军奋勇抵抗，但最终失陷。

日军攻占滕县后，分成两路进攻峄县的台儿庄，以取得进攻徐州的据点。第五战区所属的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据守台儿庄。3月23日，日军约4万人发动进攻，守军顽强抵抗10余天，将敌主力吸引在附近。第五战区调动兵力包围日军至4月6日，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这是国军抗战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

台儿庄战斗后，日军按原计划加强部署，准备进攻徐州。5月上旬，日本华北方面军从北向南进攻，华中派遣军则从南向北发起攻势。中旬，日军切断了陇海路，对徐州形成包围态势。中国军队被迫进行突围撤退。5月19日，日军攻占了徐州。随后又接连占领连云港、硕山和归德。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并逐步向武汉方向推进。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炸开了郑州以北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导致豫皖苏三省的大片田地被淹没，数十万人丧生，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在平津失陷后，日军展开了华北战场的三路进攻，分别沿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推进。

平绥路方面：8月9日，日军向南口发动进攻，南口于13日失守，日军随后占领张家口。9月上旬，日军分路向晋北进攻，企图占领山西以牵制华北。大同的六十一军在12日放弃大同，日军继续西进，10月12日攻占归绥，16日攻占包头。

平汉路方面：9月中旬，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沿平汉路南侵，占领保定。10月10日，石家庄被占领，中旬相继攻占邢台、邯郸，11月占领阳、大名等地。

津浦路方面：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于9月下旬攻占沧县，10月初攻占德县。山东国民党军韩复榘部于10日退守黄河南岸。12月下旬，津浦路北段的日军与南段的日军呼应，南渡黄河，韩复榘弃济南逃走，27日济南陷落。月底，日军占领泰安。1938年1月10日，日军占领青岛。

在此期间，太原会战成为中日双方的焦点，日本华北方面军于1937年10月初集结七万余兵力，在大量空中和地面支援下，以攻占太原为目标。中国为保卫山西，调集了八个军又三个师的兵力在晋北设防，进行忻口会战。10月上旬，日军攻占崞县和原平，随后向忻口猛攻，双方在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一线激战半月之久。

为支援日军迅速夺取太原，河北的日军于10月中旬沿正太路西攻，但在娘子关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下旬，日军增派两个师团的主力参战，导致娘子关失守。月底，平定、阳泉、寿阳相继陷落，日军逼近榆次，太原告急。

忻口的中国军队苦战兼旬，精疲力尽。加以晋东战况不利，逐于11月1日南撤。原拟退至太原以北阵地，配合保卫太原。但在日军追击下，一片混乱，未能进入阵地，即渡汾河西退。9日，太原失陷。随后日军沿同蒲线进至太谷、平遥、汾阳一线。太原会战进行了1个多月，日军伤亡约2万人，中国军队伤亡7.5万人，其中八路军6000人。

在徐州会战中，日军并未实现聚歼中国军队、导致国民政府崩溃或投降的目标。随后，他们决定进攻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武汉，以瓦解国民政府中枢，同时切断广州等主要补给线，迫使蒋介石屈服或将其政权转为地方政权，为建立伪中央政权做准备。

对武汉的进攻主要由加强配置的华中派遣军主导，得到华北方面军的配合。6月初，日军开始进攻，在海军配合下，13日攻占安庆，随后占领潜山、太湖，下旬夺取马当，7月初占领湖口。伺候，日军继续南北两路进攻武汉。

国民政府为保卫武汉，成立了第九战区，第一、二兵团在山地设防，第三、四兵团在江防要塞布雷，阻敌西进。

德军帮助整编的中央军

江南日军于7月中旬分路进攻，26日占领九江。8月下旬，一部分日军登陆并进攻瑞昌等地，随后西进，9月下旬攻占富池口。10月中旬，中国军队撤退至武宁、通城、岳州等地。25日，日军逼近武昌。同时，江北日军连陷广济、武穴和田家镇要塞。10月25日攻占黄陂。战局逐渐向日军倾斜，日军不断占领武汉周边地区，11月12日占领岳州。

1938年10月，日军华中派遣司令官畑俊六率部占领武汉，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与此同时，华南日军于10月12日在大亚湾登陆。由于国民党军在广东地区的防务薄弱，守军在日军登陆后几乎未作抵抗即溃退。日军接连攻陷多地，21日占领广州。这一系列进攻使得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难以继续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统治，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每攻占一个地区之后，就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

日本占领平津后，在北平扶持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企图使之成为“真的中国政权”。伪政权由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组成。官僚有揖唐、朱深、齐元等。伪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年号，以北京(即北平）为首都。临时政府成立后，冀东伪政府取消。这个临时政府下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京、天津两个市政府。

1937年9月，日本在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察哈尔南部10县的地区，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于品卿为主席。10月，在以大同为中心的晋北13县，成立伪晋北自治政府，夏恭为主席。同月，在归绥成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辖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五个盟，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政务院长。11月，上述三个伪政府组成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统一管辖三个伪政权。1939年9月，联合委员会改组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为副主席，挂蒙古旗，用成吉思汗年号。

上海陷落后，日本组织了伪上海大道市政府。1938年1月，又成立了南京治委员会和杭州治安维持会。3月，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京沪两个特别市政府。

上述各个伪政权都受到日本严密的控制。日本人以正式官吏或各级顾问的身份，从上到下监视着各个伪政府的工作，一切大小事务必须得到日本官员和顾问的同意，才能施行。

日本还在沦陷区建立各种民众团体，配合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1937年12月，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操纵，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新民会”宣称它是与伪政权表里一体的“民众团体”，其宗旨是：“维持新政权”“开发产业”“发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参加“反共”战线”等。它的总部称中央指导部，设在北平，下级组织遍布华北各地。会长王克敏，中央指导部长缪斌。该会的主要活动是在华北沦陷区进行奴化宣传，建立组织，配合日军进行治安保卫等。此外日本在上海建立了“大民会”，在汉口组织了“正义会”等，辅助其进行统治。

日军占领武汉后，发表了三次近卫声明，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重申“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对此，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带头公开叛国投敌。其他成员有国民党中委、宣传部长周佛海，国民党中委、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等。1938年初，汪精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同日方联系，探求日本意图。在获悉日方希望由他出面收拾时局后，于10月下旬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代表与日方交涉。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汪又派梅思平等人带着“和平基本条件”到上海和今井武夫商讨，并拟定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具体行动计划。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签署《日华协议记录》。于是精卫等便于12月18日潜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和周佛海等叛国外逃至河内。22日日本政府按预定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汪于29日发电响应，宣称愿以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之谈判”，“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集团在南京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当天公布其《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与此同时，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

日军一直企图占领海南岛，将其作为南进的跳板并封锁华南沿海。1939年2月8日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出发，10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展开登陆。当地武装保安队的抵抗力量较弱。日军迅速占领海口、琼山县城，随后占领定安、青澜港。接着，日本海军陆战队于14日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随后南北合围，将海南全岛占领。

1939年3月，日军为切断浙赣铁路、阻断江南的主要联络线以巩固武汉地区的控制，发动了南昌战役。日军多路进攻南昌，驻守部队奋勇抗击，但在27日局势不利下撤退，使日军占领南昌及武宁。在豫南、鄂北地区，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长达20余天的激烈随枣会战，双方损伤惨重，但中国军队最终取得较大战果。

华北根据地

1939年，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总部深入华北敌后，转战太行山，同日军浴血奋战。1939年4月，贺龙指挥120师在河间县齐会村歼敌700余人，取得平原歼灭战的胜利。10月至12月，晋察冀军民奋战43天，粉碎了日军对北岳区的大扫荡，毙伤日军3600余人，并在涨源附近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晋察冀边区发展到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以南，山海关以西，同蒲路以东的广大地区。

在晋绥地区，120师粉碎了日军2万多人对晋北地区的大扫荡，歼敌4400余人。大青山根据地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晋西北军区成立，领导北起大青山，南至汾离公路，东至同蒲路，西到黄河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在山东地区，罗荣桓率115师主力，粉碎了日军数万人的扫荡。到1940年底，全山东已有70多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成立了山东战时行动委员会，作为山东区最高行政机关。全区有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等五块抗日根据地。同年5月，115师南下，与华中新四军沟通了联系。

华中根据地

为了发展华中解放区，共产党成立了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华中的工作。1939年春，新四军拟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据此方针，新四军向皖东挺进。1939年秋，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新组建的第五支队开辟了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此后又经过数月的斗争，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在豫皖苏地区，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1938年11月创建豫苏游击根据地并改编为第六支队。1940年6月，第六支队同黄克诚所率南下八路军一部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五纵队，彭雪枫、黄克诚分任司令员，分别执行向西防御和东进的任务。1939年5月至7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派出部队和干部进入皖东北，开辟了皖东北游击根据地。1940年底，新四军李先念鄂豫挺进纵队，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1939年11月，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执行向北发展的任务，并改称苏北指挥部。1940年10月，在黄桥一举全歼韩德勤主力1.1万余人，并与南下的八路军五纵队会师，完成了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与此同时，苏南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

华南根据地

广州失陷后，以东江地区红军游击队员、省港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组成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从1939年11月起，游击队在广九路两侧不断打击敌伪军。1939年春，在南海、顺德、中山一带也展开了游击战争。抗日武装力量遍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并以淡水为中心，在20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在广州沦陷后整编为琼崖抗日自卫队独立队，积极准备迎击日军。1939年2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国民党官兵闻风而逃。自卫队独立队扩充为六个中队，共2000多人，到处打击日军。1940年底，成立了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后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部队发展到3000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日军转向湖南，进攻湖南作为国民政府重要供给基地。日军六个师团分三路进攻长沙，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尽管中国军队在某些阵地失守，但在日军遭受重大损失后，中国军队对其进行追击并歼灭了部分日军，最终使其于10月1日撤退。

1941年初日军再次进攻长沙，中日双方激战于捞刀河南岸，中国军队南北夹击日军，造成日军惨重伤亡。尽管日军曾短暂占领部分地区，但由于战线过长和物资匮乏，不得不于10月1日向北撤退。这场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超过7万人，日军伤亡2万余人。

1942年1月初日军进抵长沙外围，第三次向长沙发起攻击，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没有得逞，并被迫北撤。中国军队全线出击。至1月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以北，恢复了两军隔河对峙的态势。这次战役日军伤亡5万余人。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发动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共计104个团近40万人，动用民工20多万人。总计大小战斗1824次，歼灭日伪军4.63万多人(其中日军2.06万多人）；攻克敌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80余千米公路1500千米，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给予日军一次沉重打击，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但是，这场战役也有失误之处，主要是对日军的进攻方向估计得不对。战役后期，太行山区破袭的时间太长，使一二九师伤亡过多。

1941年初，日军再次发动豫南作战，但在中国第5战区的巧妙策略下，日军最终撤退，此役共伤亡9000余人。另外，上高会战中，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反击，伤亡1.5万余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

1941年5月上旬，日军7万人兵力向中条山防线进攻，中国军队近20万人在此驻守。然而，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若于山隘据点及黄河沿岸各渡口。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4万余人伤亡，3.5万余人被俘。

随后，日军为封锁中国沿海，相继展开香韶公路、雷州、汕尾、福州、浙东、盐城等作战行动，几乎完全封锁了中国出海口。

1941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指挥官冈村宁次率领10万兵力，分13路对晋察冀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试图将八路军主力合围于长城两侧。八路军主力迅速转移到敌后，协同其他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集中兵力的方式，分阶段消灭分散的日军。经过800多次作战，成功歼敌5500余人。随后，冈村宁次于1942年5月1日再次发动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主力再度转移到敌后，军民采取地道战、游击战等策略，成功阻击了日军。

在晋冀鲁豫边区，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军民联合展开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八路军与当地群众奋战七昼夜，彻底摧毁了日军在冀县至自大营的“万里长城”。在晋绥边区，1942年2月，八路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共同经历84天大小200余次战斗，成功粉碎了日军的“春季大扫荡”，歼敌不计其数。

在华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广九路两侧与地方游击队会合，正式成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日军多次进攻，但都被游击队打退。琼崖独立游击纵队在海南岛成功开展游击战争，至1941年底，发展到数千人，建立了琼崖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日本为了打通浙赣线，夺取衢县机场，发动了浙赣战役。日军在浙江方面集中的兵力约4万人，沿富春江、浙赣路西进。当月28日侵占金华、兰溪。6月6日侵占县15日侵占上饶。和西犯的日军相配合，另一部日军于5月下旬由江西南昌东进，于6月底7月初侵占弋阳、横峰。至此浙赣线被日军打通。

1943年4月，日军为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发动了鄂西战役。日军以第11集团军约10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248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中国第6战区以14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6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挫败其进攻锐势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的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敌1万余人。在鄂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进行了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23艘，毙伤及毁坏人马车辆甚多。

在此期间，日军将航空作战重点转向中国后方，意图削弱中国抗战意志并摧毁中国空军。自1939年春至1941年9月，日本空军大规模轰炸中国后方城市，特别是集中对重庆进行轰炸，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1939年5月3日和4日对重庆的轰炸导致4000余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1000多栋房屋被摧毁。1941年6月5日晚，日机24架分三批偷袭重庆，导致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导致众多人员伤亡，该事件被称为“六五惨案”。

图为从十八梯（大隧道）洞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图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识到牵制了日军总兵力65%以上的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建议在中国建立盟国作战行动司令部。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所辖地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地。1942年1月5日，中国战区统帅部正式成立。由蒋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中将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援华租借物资督导人。

1942年1月日军从泰国向缅进攻，英缅印澳军一触即溃，日军进迫缅甸首都仰光。英缅军司令请求中国军队火速入缅救援。部署于滇缅边境的中国军队随即开赴缅甸。番号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正副司令长官为罗卓英、杜隶明，辖杜津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轮第六十六军，共约十余万人。入缅参战的部队还有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第三队。由史迪威指挥入缅的中国军队。

日军作战目的是攻占缅甸，作为南方战区的北翼战略据点，并切断援华公路，威逼印度。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仰光。3月8日，戴安澜部第五军第200师抵达东吁地区，于18日至30日进行了东吁保卫战，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5000余人。由于日军大量增援，中国远征军撤出东吁。同时，另一路远征军自普洛美北撤。

1942年4月16日，英军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远征军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前往救援，将日军击溃。是役共歼灭日军1200余人，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包括司令亚力山大在内的英军官兵7000多人，救出了被俘的英军以及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多人，由于英军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远征军被迫放弃进攻马圭作战，于21日夜撤出仁安羌，作为英军的后卫，随即向曼德勒方向转进。日军于4月16日重新占领仁安羌。

远征军北撤后，准备进行曼德勒会战。但这时由东线北攻的日军于4月28日占领腊戍，5月3日占领八莫，又继续占领晚町、龙陵、松山，8日占领缅北重镇密支那，远征军后路被切断。远征军长官部及第六十六军一部退往印度的英帕尔。第六十六军另一部退往滇西碧江。第五军一部经胡康河谷，撤到印度的利多，另一部翻过野人山，进入滇西剑川。被困在东枝一带的第200师回到滇西云龙。第六军退回滇南。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归于失败。10余万人的远征军保存下来的有4万多人。

中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撤出缅甸之后，日军几乎占领了缅甸全部。中国军队将进至怒江以东的日军驱逐至怒江西岸，形成两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对峙的局面。

1942年8月，退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集结于兰姆珈，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任总指挥。驻印部队及以后从国内运去的部队，改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退至滇西的远征军及新增加的部队，于1943年春重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所辖部队也接受美军的训练和装备。

1943年春，美军接替英国人修筑雷多公路(从印度的雷多到缅甸的密支那）以便打通中印陆路交通。中国驻印军负担掩护任务。为打退日军的袭击，加速筑路进程，驻印军从10月开始先后在胡康河谷等地进行了多次战斗，并于1944年8月初攻占密支那，11月中旬攻占八莫。1945年春又先后攻占南坎、腊成等地。为策应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滇西远征军于1944年5月中旬西渡怒江攻击日军。9月先后攻克松山、腾冲，11月初进占龙陵，中旬攻占芒市。1945年1月中旬攻克碗町。27日，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芒友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不久驻印军被调回国内。

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示意图

1943年秋，日军为了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牵制中国军队由四川、湘南调滇、印，策划了常德作战。1943年11月2日，日军第11军开始向第6战区第10集团军、第29集团军防御的一线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日军第39、第13师、宫胁支队、佐佐木支队、第3师，从沙市、石首地区向西渡江，对第10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5个师）的仁和坪、暖水街、桐子溪、公安、石门等地发起进攻。日军第116师、第68师、第40师及混成第17旅及伪军4000余人，从石首、华容地区向第29集团军防御（2个军计6个师）正面的津市、安乡、白蚌口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利用沿江湖泊的障碍与工事，予日军以消耗。27日，日军陆续突破周围阵地，开始围攻常德。日军以飞机与火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并向城内施放毒气。日军第102团与中国守军激战，伤亡甚重。12月3日，守军被迫突围，常德遂陷。

12月初，第6战区常德外围部队，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向常德日军发起攻击。8日，在常德陷落6天后，重新收复该城，并向撤退之日军展开追击。至22日，陆续收复失去的阵地。此次战役历时50余天，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第6战区也付出重大代价，师长许国璋、孙明瑾、彭士量阵亡。

1943年至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由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1944年4月初，日军集结了约4个师、4个独立旅、1个坦克师及1个骑兵团，总计约15万人。展开对黄河防线的进攻。4月18日，日军从豫东中牟渡过黄泛区，开始了对河南地区的进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之下，许昌、登封等城市相继陷落。4月22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郑州陷落，5月25日，洛阳被敌占领。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调集17万兵力，由洞庭湖两侧地区，开始对湖南的进攻作战。5月27日，日军在岳阳以南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防线，6月17日开始进攻长沙，长沙外围红山头、黄土岭失陷，岳麓山主阵地亦破日军突破。18日长沙失陷。日军又向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东南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站衡阳进攻。6月22日日军进到衡阳外围，23日衡阳保卫战开始。守军第十军激烈抵抗，守军伤亡极大。8月4日日军发起总攻，中国军队经奋战后，已无力抵抗。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决定投降。衡阳于8月8日失陷。

豫湘桂战役

9月初，日军自衡阳出动，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犯。为呼应湖南方面南下的日军，广东之敌分别沿西江西犯和自雷州半岛北犯。9月上旬，在日军第6方面军指挥下，第11、第23集团军分别从湖南、广东向广西桂、柳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3、第13、第37、第40、第58师等部队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进犯，突破第93军防御阵地，9月11日占领黄沙河，14日占领广西东北要地全县，打开了广西的东北门户。由于沿途已无险可守，日军得以直插桂林。接着，日军连陷兴安、灌阳，于10月底进至桂林以南之良丰、阳朔等地，对桂林侧后构成包围态势。11月10日桂林失陷。

11月7日晚，日军先后进抵柳州北、东、南郊。11月9日，日军由三面发起进攻，守军经激烈战斗后，11月10日，奉命弃守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转移，继续阻止日军西进。11月中旬，日军第22师沿湘桂路南犯，11月21日攻占宾阳，并与独立混成第23旅分路并进，于24日进占南宁。在此期间，日军驻越南之第21师，由谅山分3路乘势北上策应，接连攻占龙州、宁明、明江等地，并于12月10日与由南宁南下之第22师一部会师于绥渌。打通了中越交通线。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告成。

1945年3月，日军华北方面军为解除中国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空军基地及豫西部队对其平汉铁路南段之威胁，以12集团军指挥第110师、第115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及独立步兵第11旅等部，向豫西鄂北进犯，企图夺占南阳及老河口空军基地，并控制其西北战略要点浙川、西峡及重阳店等地。

国民政府采取措施，第5战区确保南阳东南地区，以有力部队于泌阳、方城地区进行抵抗。第1战区主力布防于南召至李青店之线及其纵深地区，阻止日军进攻，破坏其攻势。第10战区部队在平汉铁路线活动，进行策应。

豫西鄂北会战要图

在豫西方面，日军于3月22日分3路西进，其中第110、第115师、坦克第3师、独立步兵第11旅及骑兵第4旅分别由鲁山、叶县、舞阳及沙河地区进犯。27日，日军骑兵第4旅攻占老河口机场，随后，日军第115师的到达导致于4月8日占领老河口。29日，日军第110师及坦克第3师一部向浙川、西峡口进攻，但第5战区的第68军、新编第8军及第1战区的第15、第85军等顽强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双方伤亡均重。30日，日军约4000人攻占浙川。南阳守军第143师与日军激战后，由城东南突围，南阳失陷。5月中旬，日军第69师的一部约5000人分别向灵宝、官道口进犯，经第1战区第4集团军主力及第40军夹击，至25日将进犯日军击退，双方伤亡均重，至29日逐渐恢复原态势。

在鄂北方面，日军第39师主力及独立步兵第5旅、第11旅，于3月22日由荆门地区北犯，23日黄昏占领宜城，28日突入南漳城内。第5战区的第33集团军一部反击，于29日收复南漳。然而，日军另一路于29日攻陷襄阳，次日占领樊城。日军以一部西犯谷城，策应其老河口方面的作战，以另一部再攻南漳。4月2日起，第77军及第59军等部展开激烈争夺战，给日军以相当消耗后，于4日放弃南漳。10日，该两军再协力向日军反击，迫使日军退出南漳。12日，第22集团军一部节节抗击日军后，主力向进占茨河之日军反击，收复茨河，随即向襄阳、宜城方面追击，于4月16、18日，分别收复襄阳、宜城以及樊城。至此，襄河以西恢复会战前态势。

尽管日军在此次会战中达成了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但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伤亡1.5万余人。

1945年4月，日军为了侵占芷江空军基地，掩护湘桂、粤汉两铁路交通线，以第20集团军指挥第116、第47、第34、第68师等部，由益阳、邵阳、东安之线向湘西地区发动进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4方面军以一部守备新宁、邵阳、益阳之线，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以主力部署于新化、武冈之间地区，待机与日军决战。并令第3方面军之第27集团军所辖第26军守备龙胜、城步各要地，阻击桂、粤方面日军之增援，以利主力决战。另以第94军向武冈以东挺进，第10集团军向新化以东挺进，新编第6军空运芒江为总预备队。待机于新化、武冈之间歼灭进攻之敌，以确保芷江空军基地。

在新宁方面，4月，日军第68师之第58旅和第34师主力攻占新宁后，继续西犯。其第34师主力于22日攻占其良，23日以一部西犯梅江、长铺子，以主力北犯水东、关峡，29日攻陷武阳、白家坊后，5月1日向水口进攻。此时，中国守军第58师和第193师在空军支援下对日军进行反击，予以重创。日军第68师一部，4月19日向小麦田、峡口进犯，25日进抵武冈城郊，为守军第58师所阻。4月30日，中国军队第3方面军之第94军主力（第5师、第121师），由长铺予（今绥宁）向武阳地区日军第34师实施反击，5月1日夺回武阳。

湘西会战要图

5月3日，日军增援反扑，但力不从心，经与第5师激战后，向东南溃退。同时，中国军队第74师第58师与第73军第193师亦向日军猛攻，日军向武冈以北、花园市方向溃退。第94军第5师沿武冈北侧大道追击日军。12日，第94军第121师收复高沙。日军残部3000余人向东溃退，遭到第94军跟踪追击、包围，16日全部被歼于茶铺子地区。第3方面军之第26军，以第44师击溃强渡巫水之日军后，分别向武冈和新宁实施反击。该师一部于5月6日进至武冈西南，遂与坚守武冈之第4方面军第58师，内外夹击日军，日军损伤甚重，向东北方向溃退，武冈之围被解。该师另一部于5月6日攻克新宁城。

在邵阳方面，4月9日起，日军第47师、第116师由邵阳地区分4路向西进犯。5月6日，第4方面军挫败日军第116师主力约6000人向江口、青岩等地的进攻后，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8日向日军实施全线反攻。10日，日军残部约3000人仓惶向金龙砦附近地区撤退，被第4方面军全歼。至6月7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

1945年4月，桂境之日军第22师、第58师及第13师一部，依据撤守计划，缩短防线，谋求集中兵力，以防中国军队的反攻。4月21日，日军第13师一部向广西都安及其西北之保平、九圩（wéi）攻击。24日，即分别沿进攻路线撤退。日军撤退时，都安方面中国第一线守军即尾敌前进。

27日，中国第2方面军乘日军撤退之际，以第46军攻占都安后，主力即经都阳山向南宁迫近，在民团配合下，进展迅速，5月27日，第64军收复南宁。日军第3师向柳州撤退。第2方面军以第64军一部向龙州追击，以第46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向龙州追击之部队，于6月7日收复思乐，8日收复明江，在地方团队协助下，于7月3日先后攻占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于国境之外。第46军主力于6月上旬向柳州攻击前进，先后攻克桂平、武宜。6月19日其175师迫近柳州。

第3方面军于5月初以第29军，向河池、黎明关攻击，并以预备第11师攻取天河，至5月21日，收复河池县城，并沿黔桂铁路追击，于23日攻克德胜。6月6日收复宜山。此时，日军由柳州增援宜山，与第29军展开反复争夺，激战至6月14日，第29军击退日军的反扑，再次收复宜山，日军第13师遂向柳州撤退。第3方面军以第20军向日军跟踪追击，在第2方面军第46军自柳州南侧的配合下，向柳州之日军展开总攻，6月30日收复柳州，日军向桂林撤退。

第3方面军克复柳州后，分兵3路，第20军第133师在左，经百寿，第91师在古，沿桂柳公路，第29军（两个师）居中，沿湘桂铁路，向桂林急进。同时并以第4方面军攻击宝庆、衡阳，以为策应。至7月24日，第3方面军第29军连克中渡、黄冕、阳朔、白沙，并经激战夺占桂林南方门户永福，直逼桂林近郊。是时，第3方面军主力第27集团军以第26军、第94军等部，自越城岭向桂林推进。7月10日攻占南圩，26日克义宁，在各路包围总攻下，27日收复桂林。日军仓惶向全县方向逃窜，又被迫歼一部，8月17日收复全县。至此，中国军队向前推进350余千米，将桂柳地区全部收复。

自1943年春夏以来，敌后根据地的主动进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发动的战斗占据了整体的78％。自1943年秋季开始，日军在敌后战场，尤其是在华北，逐渐失去了主动权，而华北八路军在若干地区逐渐取得了局部的优势。到了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分别展开了局部反攻，同时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加强民兵建设，积蓄力量，并积极为大规模反攻作准备。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八路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加强，拥有了庞大的人口和强大的武装力量。

1945年春季，八路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对日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攻。山东军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包括讨伐伪军荣子恒部、讨伐伪军赵保原部以及蒙阴战役等。太行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季展开了攻势作战，特别是在南线的豫北（黄河以北）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道清战役。6月30日，安阳战役爆发，八路军攻击了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的伪李英部，彻底消灭了伪军及该地区的少数日军。华中新四军在苏北、苏南等日伪薄弱点线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华南的抗日游击队也对日军发起攻势作战，打击了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

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宣布对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呼吁全国范围内的反攻。10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迅速发起大反攻。在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作战方针，除了个别地点外，主要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使敌向这些地方集中，同时以必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为迎接新的局面做好准备。

在此背景下，晋绥区攻占了左云、文水等七个县城；晋察冀区解放了永清、遵化、易县、滦水等40余座县城；晋冀鲁豫区攻占了济源、焦作、临清等59座县城；山东区解放了莱芜、即墨、章邱等近30座县城；华中区攻克了宜兴、宝应、靖江等32座县城。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579万多人，攻克和收复县城139座，据点740多个，破坏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

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专门讨论发动蒙古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会议，并提出“蒙古平民王公团结一致抗日”和“蒙汉联合抗日”的口号。随后，共产党员深入伊克昭盟，组织抗日游击队。杨植霖等在归绥以东建立了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范围覆盖大青山南麓和归武公路沿线。至1938年秋，游击队兵力达200余人，以骑兵为主。同年秋，八路军第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得到蒙古族人民的有力支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积极投身抗日，马本斋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组建了回民抗日武装。这支队伍成为全国影响较大的回民抗日力量之一，也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之一。马本斋指挥冀中回民支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凭借熟悉地形和善于指挥作战，使日军措手不及。

东北也多次发生满族人民反对“满洲国”斗争，抗日联军中有不少满族战士，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兄弟一同打击伪满军队。在海南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黎、苗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以广东省第14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的番号，展开琼山、文昌等地的游击战争。该队得到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吸收了大批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军，兵力由最初的300多人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战争扩展至东方、昌感、万宁、陵水、保亭、崖县等地，最终向五指山方向发展。聚集在五指山地区的苗、黎等少数民族发动了著名的白沙起义，参与人数达2万多人，重创了占领海南岛的日伪军。

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广西南宁。南宁、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宾阳、平南、蒙山等地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大量支前队伍，为前线输送物资。在南宁、梧州时期，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自卫队与日军进行斗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它军用物资。接着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的乌蛟腾村、王亚村，大埔区的罗湖、船湾、九龙坑一带，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采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高度灵活机动，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尤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苏联

在抗日战争中，苏联是首先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

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商定了《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协定》以贷款的形式援助国民政府抗战，还向中国提供大批军用物资。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战的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997架，坦克82辆，火炮1000余门，机枪50000余挺，汽车1000余辆。与此同时，苏联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0多人，据统计，苏联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20多次重大战役，仅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200多人在中国牺牲。

英法

英国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建立了“英国援华运动总会”“英国国联同志会”“国际反侵略大会英国分会”“民权保障会”等十几个援华组织。1938年6月13日至19日，英国各援华组织发起“反日援华周”。英国民众踊跃捐钱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几乎每周都收到大批药材、衣物。一些社会团体还开展各种募捐义卖活动筹集资金。伦敦市长领导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就募得捐款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援中国。法国的“法中之友社”1937年11月13日召开各援华抗日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要求法国政府制止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等决议。12月22日，又召开反日大会，邀请吴玉章等人介绍中国抗战形势，通过了援助中国反侵略的决议，并致电蒋介石，表示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

战争开始时，由于英、法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因而对国民政府要求在对日问题上进行军事合作的事宜始终未予积极响应。中国为维护滇缅、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曾与英、法两国政府多次洽商军事合作问题，也未取得一致认识。1938年底，在美国给中国第一笔贷款后，英国先后给中国商业信用贷款及外汇平准基金等贷款共约1000余万英镑。法国亦给中国贷款1.8亿法郎。

美国

1938年7月，美国卸任总统胡佛，在旧金山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旧金山市民和美国人民将节约“一碗饭”的钱捐给中国抗战。全美至少有100万人参加了这一运动，共筹得美金100万元。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发起“美国妇女购赠‘希望书’运动”，由罗斯福总统夫人领衔签名者达数百人，每人捐美金十元百元不等，几天时间就募得9万多美元。

1941年5月18日，美国援华联合会总会与美国各地中美两国知名人士的联合组织，共同发起完成500万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有14名州长和200名市长发表了宣言，号召本地区民众踊跃参加。

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改变了原来的“中立”的立场和“不干涉”政策。1938年，国民政府派胡适使美，经过反复交涉，中美两国订立了桐油贷款协定，获得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的援助。此后，又先后达成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钨砂借款（2500万美元）、金属借款（5000万美元）、平衡资金借款（5000万美元）等援助款项。但这些借款，只采取商业交易形式，不能在美国直接购买军火。 1940年底，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谈话，承认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联系，表示美国愿意承担这些国家兵工厂的责任，打通了中国直接在美国购买军火的渠道。

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6月，中国从美国购买到P—40驱逐机100架。7月，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首批队员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加坡抵达缅甸。他们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医生等地勤人员组成。8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在缅甸的东瓜（同古）开始了训练。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三菱轰炸机袭击昆明。美国志愿队第1、第2中队起飞，24架P—40型飞机迎击日机，将其击落6架，首战告捷。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纳入现役，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再次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装备了一批新式驱逐机并组建了一支B—24型重轰炸机队。据统计，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国志愿队共出击102次计512架次，击落日机193架，击毁日机75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

同一时期，美国还对华援助了大量飞机并帮助训练飞行员。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0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1942年4月，中美英三国一致达成开辟空中航线的战略决策，该航线由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印中空运联队共同开辟，并执行援华战略空运任务。航线西起阿萨姆邦萨地亚、汀江、雷多等地，东至云南昆明，途中飞越号称“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山脉南坡，平均海拔高达4000至5000米，最高处海拔达7000米以上，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迄今仍为空中险区。因喜马拉雅山脉矗立的群峰蜿蜒起伏，飞行员们形象地称之为“驼峰”。他们和其他空勤人员或穿行于“驼峰”即山谷之间，或飞行于“驼峰”之上，“驼峰航线”由此得名。1945年7月，驼峰航线的月空运量达到了最高峰——当月运抵中国的物资为91100余吨。71000吨为美军印中空运联队运送，20000余吨为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军驻印第10航空队运送。此时的美军印中空运联队，已拥有飞机600余架，绝大多数为大型运输机，官兵34000余人，并雇用了47000多名印度劳工，还得到了数以10万计的中国民工的支持与保障。

“驼峰航线”上的运输机

自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驼峰航线飞行3年零3个月，中美双方共飞行了上百万架次，为抗战中国运送物资达72万吨以上（另一说认为达85万吨以上），包括大量军事装备、医疗用品、外贸商品和矿产等，还运送了中美官兵33477名，有力的支援了中国的抗战。

中缅公路被切断后，中美两国开始合作修筑中印公路，史迪威先后派出美国的两个工兵团和中国工兵第10、第12团作为基干的中美工兵部队，修筑利多和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但因地势险阻、气候及气象条件多变且不利，工程量也及其浩大，加之日军的封锁和破坏，该公路至1945年1月才建成通车，蒋介石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该公路的建成使同盟国与中国恢复了陆上的联系，但质量、路况均不理想，至抗战胜利，7个多月时间里，仅运送了5万吨物资，未能发挥战略运输之功能及作用。

华侨援华

全国抗战开始后，东南亚、美洲、欧洲等地的华侨纷纷成立组织支援祖国抗战，马来亚新加坡的侨领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马来亚地区12个区的华侨，成立了“华侨筹赈会”。建立了“马来亚各区华侨筹赈会通讯处”，作为领导华侨支援抗战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统筹该地区华侨救国工作。1938年10月10日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美洲，旅居华侨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纽约市54个侨团于10月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其他地区如波士顿、旧金山也纷纷组织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组织。在欧洲，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等。

各地华侨掀起了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东南亚华侨组织了救护队、司机和战地服务队回国参与抗战。例如，爪哇华侨救护队、菲律宾华侨劳工团联合会回国慰劳团、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等。

为了保障中国唯一国际援助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华侨领袖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支援滇缅公路建设。南洋华侨的报名者达数千人，最终有3200名华侨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于滇缅公路。滇缅公路作业环境艰苦，平均每天都有七八个劳工献身。

广大华侨不仅捐款购买飞机，还积极举办各种航校，挑选最优秀的青年华侨进行培训，并送回国参战。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在波兰特市的航校共培训了70余名飞行员和技师。美国及加拿大、南洋地区的华侨也积极向祖国输送飞行员。截至1939年初，仅菲律宾就已输送了16名飞行员回国参战。他们都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作出了贡献。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最后胜利。美国担心登陆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会付出更多士兵的生命。美陆军部长认为，进攻日本本土仅美军就要损失100万。 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及其外长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三国首脑签署了《雅尔塔协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东北出兵。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日本一方面希望苏联居中调停，在能保持日本相当国际地位的条件下，与美、英“讲和”。另一方面则极力准备在本土实行决战，妄图进行最后挣扎。1945年1月20日，日军大本营即制订了《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预定计划在日本本土动员240万陆海军部队，组织大量国民义勇队，生产飞机1.6万架，特攻船舰9000艘，并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兵力和军需品转用于日本本土。日军参谋次长河边甚至宣称要让所有日本人参战，发挥国民玉碎精神，作最后的抵抗。

为促使日本尽快投降，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红军同时向中国东北的东部、北部和西部边境发动进攻。日本关东军在苏军打击下，迅速瓦解，不到一周就被击溃。8月14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5日，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7日“敕令”国内外武装部队停止一切战斗行动。9月2日，在东京湾美舰米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

何应钦（左）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投降书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的日本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仪式。日军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0月25日上午，国民政府所派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在台北市中山堂受降。日军代表、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投降书上签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归还中国。

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中国陆军包括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以及其他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200万人。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签字，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

战争期间，日军在华总兵力为448.1万人，包括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在内，其中战斗兵199.7万人，补充兵248.4万人。战后，按日本厚生省援护局发表的统计资料，日军从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4日在华死亡人员为45.6万人，从1931年9月18日到抗战胜利后侵华日军基本遣返完毕的十五年时间里，在华或者与中国军队交战中死亡和失踪的日本军事人员总数为681374人。总伤亡约150万人。伪军伤亡118万人。战争结束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投降伪军146万人。

侵华日军投降后，中国共遣返日军战俘约1255000人，日侨78.4万余人；韩俘及韩侨6.4万余人，计2105000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侍遣返日侨约1100000人，共计3100000多人。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法庭设在原日本陆军省。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2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述书和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对25名日本军政要员进行了审判和判决。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处以绞刑。对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屿田繁太郎、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铃木贞一16人处以无期徒刑。判处2人（东乡茂德与重光葵分别判处20年及7年有期徒刑。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等7名战犯的死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即半岛区东池袋三丁目旧东京拘留所，现东池袋中央公园内）执行，东条等人被绞死在死刑架上。

除东京审判外，盟国还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对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被盟国起诉的日本各类战犯总数为5423人，被判刑者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者941人。

1945年12月，根据国民政府决定，由军令部、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等单位，与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远东及太平洋分会组成战犯处理委员会，并制定审理与执法的规定。从1945年12月中旬起，相继设立保定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东北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济南第2绥靖区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武汉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太原绥署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国防部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台湾警备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上述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已判决的318件，不起诉的661件，经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110件，其中包括对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师长谷寿夫，判处死刑绑赴中华门执行枪决，判处徒刑的208件，宣告无罪的283件。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扮演着关键角色，成为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面对民族矛盾逐渐加深的形势，党明确提出全民族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策略，采取以弱胜强的指导方针。其开创敌后战场、广泛展开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等举措构筑了有利的战略形势。

日本国土狭小，兵力有限，在中国占领地区留下了许多未被有效控制的区域。这种背景下，促使共产党开创了游击作战方针。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并非主要在内线与正规军协同作战，而是在外线独立展开。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强大军队和广泛的民众支持，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广泛而深远的特点。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深入敌后地区，广泛展开游击作战，并在那里建立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8月发起的“百团大战”有力地削弱了日军在华北实施的所谓“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并为正面战场的行动提供了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战斗的信心。

抗战时期，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筑了全国范围的联合合作，成为中国胜利的根本保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随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战线的推动让国共两党展开了紧密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日军后方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对日作战，改变了抗战的态势。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展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与团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形成了“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获得胜利精神动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家遭遇巨大危机。各党派放下分歧，特别是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强敌。地方实力派也奔赴前线，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各族人民联合一心，齐心协力参与抗战。全国各个领域秉持“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的宗旨，不惜牺牲为国捐躯，勤奋生产，全力支持抗战事业。妇女和儿童也竭尽全力支持前线。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慷慨捐助，积极回国参与战斗。全国各族各界的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不惧艰难，勇于牺牲，最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结成了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效地孤立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战争赢得了全球爱好和平国家与人民的尊重和支持，诸如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都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苏联的空军以及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官兵与中国军民共同奋战。一些被俘的日本士兵也组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转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各盟国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械物资和经济援助，在东方战场上与盟军展开了紧密合作。

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牺牲约2000余万人。日本的入侵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和移民。据抗战第二年路透社报道，“因战线之扩大，逃出多年居住之都邑、故乡、流为所谓难民者，实达5千万人，其中1千6百万人，生活贫困至极，成为真正之难民。到抗战第八年，这些人数不断随著战争局势的扩大而增加，迁徙范围也不断扩大。其准确数字迄今尚无定论。”

在沦陷区，日军所到之处多有屠杀、抢劫、强奸、纵火的行为，后逐渐发展为所谓“三光”政策。未占领地区的居民，则要受到空袭的灾难，涉及多个省份。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万人，被捕壮丁276万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万人。日军还对中国后方城市进行了多轮轰炸，重庆作为当时的陪都受到日军三轮大轰炸，造成死亡9218人，受伤13908人；重市以外之民众，死亡13301人，受惕伤12102人；全部合死亡22519人，受伤26010人。

重庆大轰炸后的街道

在交战区，平民所受灾害更大，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致使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战争迫使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也间接地促进整个社会阶层的流动。抗战时期的人口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移向相对落后的西南、西北地区，移入的工商业，同时也带来了机器与技术，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发展，而学校、学生的迁徙，为当地引进高等教育，使当地居民有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程度的移民，与当地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新的文化观念。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财产损失的统计工作，至1947年5月20日，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公布的数据，全国公私财产直接、间接损失及军费损失相加，总计损失为559余亿美元。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概略统计数字为62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对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及地方党委也非常重视战时的损失调查统计，据1946年7月新华日报社披露，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等七个解放区，损失耕畜(牛驴骡马）630万头，烧毁房屋1951万间，损失粮食11亿担，损失农具家具2.2亿件，损失被服2.2亿件。有难民26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约有1000万人颠沛流离于死亡线上。

抗战期间，日军的焚毁、轰炸和强征等行为也对大量中国古建筑造成了破坏。1946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查了全国各地文物损失情况，共有741处古迹被毁。

日本的侵略导致中国大量书籍和文物的遗失。据中外学者研究统计，中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册，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宋元善本古籍文物。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就损失了46万余册图书。同时，从日本追回的被掠夺的香港冯平山图书馆珍贵古籍达到了35000册。中国被劫掠的公私文物数量庞大，其中许多都是国宝级文物，如北京猿人头盖骨、毛公鼎，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谢帖》，怀素、欧阳询、赵佶、米芾、董其昌等大家的真迹，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宋马远、夏珍及马麟等人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对沦陷区的中国古代遗迹、王陵进行大肆盗挖，导致大量文物被破坏和掠夺，如盗掘辽太祖阿保机陵、北魏平城遗址、邯郸赵王城遗址、曲阜汉灵光殿遗址、商都殷墟遗址等，被盗取的文物数不胜数。

193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和《调查须知》，要求各地调查上报，并成立了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在埃及开罗发布了《开罗宣言》，呼吁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侵占的中国所有领土。随着开罗会议的举行，各国开始考虑战后的索赔问题。1945年8月起，相关人员提交了清理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方案。1945年10月5日，文物保存委员会拟定了初步的归还文物意见，要求东京帝室博物馆等63家机构归还相关文物。

然而，各国被劫数量不一，赔偿和归还政策讨论不休。直到1946年6月18日，负责此事的远东委员会才决定归还被劫文物的政策，但各国在被劫文物的归属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尽管中国被劫文物最多，但代表权只有一票，在这个不够公正的政策下，中国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为了追回被劫文物，中国国内提供了许多线索，但由于各种原因，很多文物至今仍未能回到祖国。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建立了慰安制度，结合了官、军、宪、警、业者各界，有计划、有组织的运用国家机器，以欺骗诱拐、或强迫等手段，在殖民地和占领地，征集各地妇女为日军从事性服务。日军在亚洲各地遍设慰安所，征用日、韩、台、中国、东南亚占领地的慰安妇人数可能多达三十万人。其中中国大陆妇女占一半，这些慰安妇或死于战场或死于运输和逃命途中，侥幸存活者还要面临来自家人、朋友和邻居的评说的二次创伤。截止2022年8月14日，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已不足20人，而日本政府没有歉意、歪曲、回避历史的态度，不仅招致受害者的抗议，也使慰安妇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在日本侵华期间，他们大量开发和研制了化学武器，并对中国20多个省区进行了36次以上的大规模细菌战。此外，日军还在18个省区和城市，如河北、山西等地，广泛使用了化学武器。据资料显示，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了2000次，直接导致近10万人的伤亡。在日本投降前夕，为掩盖罪行，侵华日军将约200万枚化学武器就近掩埋或遗留。这些遗留化学武器大多非“储藏”型，外表没有保护，锈蚀相当严重，部分已经泄漏，其中的炸药还存在爆炸的危险。此外，遗留的化学武器主要包含呕吐性和糜烂性毒剂，其中含有对人体和环境危害严重的砷，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

这些埋在地下位置不明的化学武器不仅容易引发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定，而且已导致中国东北发生多起化学武器泄漏事件。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索赔，但日本政府对此却置若罔闻，或者寻找各种借口企图推卸责任。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总部位于荷兰海牙）指出，中国在90多个地点发现了约7万6300发侵华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遗弃的致死性毒气弹等化学武器。已确认销毁的超过5万3500发毒气弹。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并非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而是“次要的、从属的”地区。西方人在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时，也并未正视中国抗战在反法西斯的贡献。直到近年，英国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他所著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才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启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唯一战场。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战场是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日军的主力始终在中国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大战争策源地，分别是位于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欧洲的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行径上早于德国法西斯，自1931年便在中国展开侵略，之后其侵略行为不断扩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成功牵制了日本在其他区域的扩张，有效阻止其全面侵略计划的实施。在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国战场歼灭了超过260万日军，压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的兵力以及大量海空军。同时，这场战争阻止了日本向北进攻苏联、南进占领南洋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军力。日本投降前夕，海外总兵力为358 万人，在中国战场兵力为186万，占其海外总兵力的50%以上，有力地支援了其他盟国。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都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至关重要的，它阻止了日本军队的大规模调动，如果中国崩溃，将有大量的日本军队可以被重新部署到其他战区，可能对印度等地发起进攻，甚至与德国合作，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

抗日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里程碑，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抗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多次为救国图存进行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曾指出，在一百零五年的侵略历史中，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而除了最后的抗日战争，其他战争均以中国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收场。抗日战争的胜利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摒除了历史上抗击侵略却战败的屈辱，为中国民族百年屈辱画上了句号，开启了复兴之路。抗日战争是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战役。这场战争不仅代表了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也是追求社会民主与进步的变革，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民众基础。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收回了长期被日本占据的领土。日本投降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开罗宣言》，放弃对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群岛的占领，由国民政府接管。

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中国相继与各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并签订新约。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并交换了换文。同日，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在重庆签字，并交换了换文。条约主要内容是：美、英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废除北平使馆区特权及北宁路驻兵权；交还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及天津、广州英租界撤销租界内法庭；废除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废除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废除《辛丑和约》等。1943年12月，美国政府正式废除了长期歧视中国的“排华法”。

中国与美、英签订新约以后，从1943年4月至1947年3月，先后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订立了新约。

1944年春，美国开始和英、苏、中三国商讨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召开5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6月25日，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及作为宪章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中国成为创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被推举为常任理事国。

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国际支持。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也具有全球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抗战不仅是本土事件，也是东方事务，更是全球事宜。我们的敌人是全球性的，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率先发动并持续时间最长，开创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这场全球性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罗斯福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  

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飞虎协会前会长韦恩·约翰逊 

大陆学者张宏文教授认为，抗日战争是一次动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壮行动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颂歌。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

俄罗斯政论家、俄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者行列中，中国占据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值得世人永远铭记。如果没有中国在远东战场牵制并消耗日军绝对主力，日本军国主义者很可能实现与德国法西斯的会师，进而落实其控制世界的疯狂企图。中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太平洋、东南亚等多个战场的重大战役，为同盟国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印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赞许。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中国抗战史专家米特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二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对中国的命运至关重要，对塑造当今世界格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应该铭记中国为二战胜利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的浴血奋战，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拖住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铁蹄，日本就可以腾出手脚侵略更多的国家，这样，亚洲国家的历史将不得不重写。同时，如果没有中国阻止住了日本的嚣张气焰，猖狂的日本不断扩大战果，便会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形成配合和互助之势，那样，世界反法西斯进程的胜利将会更加漫长。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1945年9月2日接受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下令举国庆祝，放假1天，悬旗3天。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来台湾当局为了统一各军种节日，于1955年起将对日抗战胜利日作为陆海空三军的军人节。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的发生而设立。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0号《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发布有关设立“七七”抗战纪念日的条文，这是中国政府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抗日战争纪念日。

“九一八”纪念日（每年9月18日）：为铭记九一八事变而设立。这次事件爆发后，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百余座城市会在这天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中国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由全国人大于2014年2月27日设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项，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自1987年开馆以来，共接待了包括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政要，八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5多万观众。 纪念馆展出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14年间的珍贵历史文物和照片达5000余件，以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有关遗物和文稿为主，其中有些文物已成孤品。馆藏抗日战争时期重要文献、书刊、档案、资料数千件。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经过3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长为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纪念馆。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2万平方米。分布有7处广场、23座单体雕塑和一座大型组合雕塑、8处各种形式的墙体、17座各种造型的碑体。纪念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历史证言、影像资料、档案以及遗址对历史真相做了完整的阐述，每年都会投入资金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抗战老兵等群体进行援助。从2014年12月13日起，纪念馆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固定举办地。

大屠杀纪念馆馆前雕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位于湖南省芷江县七里桥境内。是中国人民接受侵华日军投降旧址，也是全国一家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专题性纪念馆。1995年扩建完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湖南省最佳旅游景点”，蜚名海内外。受降纪念馆主要建筑有受降纪念坊、受降会场等。受降会场包括按原貌恢复的受降会场和受降资料陈列，为40年代典型兵营式建筑，采用声光电高科技手法陈列展出国家重要文物和重要文献资料数千件。纪念馆同时还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办公室，室内陈列的桌椅，沙发都是当年的原物。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风村宁茨之命令，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国军战斗序列

共产党军队战斗序列

侵华日军战斗序列

展开[a]

第一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

[b]

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事变后，由冀东伪政权建立的一支特别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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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函或换文可能包含双边条约承诺。这一程序的基本特点是，缔约国双方不是在同一份信函或说明上，而是在两份不同的信函或说明上签字。由于缔约国双方均保留有另一方代表签署的一份信函或说明，因此它们应商定如何交换这些信函或说明。实际上，第二份信函或说明（通常是回信或回文〕会转载第一份全文。在双边条约中，缔约国也会换函或换文，以表明它们已完成实施该条约所必需的所有国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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