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

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南北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终结了中国持续近三百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由北周外戚杨坚建立，共传三世五帝，国祚三十八年。

杨坚承袭随国公爵位，因而最初定国号为“随”。杨坚考虑到随字有“随从”“跟从”之意，不愿杨氏江山同前代的东魏、西魏、北周等王朝一样短命而亡。再加之随字有走字底，容易被理解为立足不稳失去气运，遂放弃将“随”作为国号。

经过长期斟酌，杨坚最终定“隋”作为国号。一则“隋”与“随”字形、字音变化不大，“随”字可简写成“隋”字；二则“隋”也可以与随国公、随王等称号衔接起来，既可以延续历朝禅让将封爵作为国号的传统，凸显新王朝历史渊源，又可以去除“随”字晦气，避免王朝受国号影响短命而亡的结局。

有学者认为，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随”和“隋”两者为通用字，并无杨坚改字一事。清代学者王昶在《金石萃编》中提到，在很多碑文中“随”与“隋”两者经常混在一起通用，它们之间并无固定格式。另外，随州是杨氏皇族的龙兴之地，作为地名随州有时亦被写作隋州。历史学者胡阿祥在《杨隋国号考说》一文中指出，在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地名和爵位名等方面已经互通。2013年，考古学家在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一带发现了隋炀帝墓，其墓志刻有“随故炀帝墓志”字样，对验证“隋”与“随”两字通用一说有着重要意义。

隋炀帝墓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出生于西魏时期，是西魏至北周时期的军事贵族、随国公杨忠之子。杨忠死后，杨坚承袭父亲爵位，因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攻灭北齐统一北方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而得到北周武帝器重，其女杨丽华被北周武帝聘为皇太子妃。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后，北周宣帝宇文赟继位，杨丽华成为北周皇后。因身为皇后之父，杨坚在宇文赟即位后一路晋升至丞相之位。后受北周宣帝猜忌，主动请求外放就藩，任谯城（今安徽亳州市）总管。

北周宣帝生活奢侈浮华，政治趋于腐败，不问朝事，杨坚逐渐掌握朝政实权。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宣帝禅位于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阐，是为北周静帝。禅位后，北周宣帝依旧掌握实权。次年，北周宣帝骤然离世，杨坚依靠刘昉、郑译等关陇门阀重臣支持，矫诏以外戚身份辅政，实际把持了北周朝政。大象二年（580年）六月，北周宗室赵王宇文招等五王举兵反对杨坚，被杨坚击败，至此北周朝堂内再无对抗杨坚的力量。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即位为帝。此后，杨坚在北周旧都长安西北建立新都大兴，并以开皇作为自己的年号。

隋文帝杨坚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推动改革，使得隋朝的军事、经济实力迅速强盛起来。开皇元年至开皇四年（581年至584年），隋朝击败突厥，致使突厥分裂，免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同时采纳纳高颎的策略，干扰南朝陈的农业生产，破坏陈的军事物资储备，削弱了陈的力量。开皇七年（587年）九月，隋文帝废西梁后主萧琮，吞并西梁。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命杨广、杨俊、杨素等率五十一万八千大军，兵分三路，讨伐陈朝。

陈朝末代皇帝，陈后主陈叔宝昏聩懦弱，沉湎酒色，因而对隋军的进攻迟迟未有应对。杨素所率水军迅速控制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延洲（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市附近），而杨俊所率领的隋军也在汉口一带截断了陈朝发往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方向的援军。开皇九年（589年）正月初一，杨广率领的隋军主力乘着陈朝上下欢庆新年的时候，迅速渡过长江，包围了建康城。正月二十，陈叔宝仓促下令军队反击，结果军队一触即溃，隋军乘势攻入建康，俘虏陈叔宝，陈朝灭亡，隋朝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

隋灭陈之战

陈朝覆亡后，世代居住于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并未臣服于隋朝。他们尊冼夫人为“圣母”，统治岭南数郡。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派总管韦洸安抚岭南，冼夫人力排众议率领岭南诸部归附。在冼夫人的配合下，隋朝顺利收复了岭南地区。开皇十年（590年），因隋朝对旧陈地的行政改革触及江南豪族利益，又传闻隋朝欲迁移江南人充实关中，致使江南民情不稳，豪族汪文进、高智慧、沈玄僧等乘机起兵反叛。隋文帝派遣杨素、史万岁等将领率军平叛，成功镇压了叛乱，至此江南彻底平定。

隋文帝在建国登基后，为巩固统一，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政治上，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在登基伊始便废除北周六官制，建立三省六部制，将原北周的三公、三卿设为不掌实权的虚职，而以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为真正的权力机关，其中尚书省又下设六部负责具体行政事务，是为六部。隋文帝又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取士的方式选拔官员。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选举贤良之人为官，每州每年需推荐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又下诏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选拔官员，形成了科举制度的雏形。

经济上，隋文帝自建国登基时起，便着手实行轻徭薄赋的措施，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制定了完善的租、调、役政策。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制，将国家所有的田地按人分配给百姓耕种，官僚、贵族也可获得土地。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在原长安城东营建新都大兴城，并于开皇三年（583年）迁都至大兴。此外，隋文帝还建立了仓储制度，设立官仓、义仓，其中官仓用作粮食的转运和储存，义仓则用于救灾济民。为统一货币，隋文帝还统一铸造五铢钱，规定了铜钱的形制、重量和成分，并禁止旧铜钱的流通，严厉打击盗铸行为。隋文帝时期铸造的这种五铢钱被称为“开皇五铢”。

军事上，开皇十年（590年），在实现了全国统一后，隋文帝又下诏改革府兵制，将府兵的籍贯划入地方州府，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将田地授予府兵，府兵与家属同住，需承担兵役，但享有免除税役之权。同时，隋文帝在北周的十二将军制基础上设置十二卫，统领府兵。隋文帝还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分设总管负责，平时防备入侵或者叛乱，战时则遵循朝廷调度出征。

根据《隋书》记载，隋朝建立之初，全国人口大约四五百万左右。至开皇九年（589年），全国人口已经增加至将近七百万。随着社会秩序日益稳定，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强宗富室，家道有余”的盛况。隋朝国家府库中也堆积了大量的粮食、布帛等财物，可供统治者使用五六十年。隋文帝在位期间，隋朝政治稳固，社会安定，民生富庶，文化繁荣，后世将这一盛世景象称“开皇之治”。

隋文帝统治后期，逐渐改变了节俭和锐意进取的作风，喜好奢侈，沉湎酒色，大兴土木建造仁寿宫等工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开皇十八年（598年），因高句丽率军入犯辽西，隋文帝派遣大军三十万人，分水陆进军，征讨高句丽，但出师不利，只得还师。

隋文帝在继位人选上一直犹豫不决。开皇十七年（597年），因三子杨俊奢侈骄纵，隋文帝将其免官软禁于王府。开皇二十年（600年），由于隋文帝及皇后独孤伽罗对太子杨勇生活好色奢侈、宠信妾室却疏远正妻的行事风格不满，因而决定废除杨勇太子之位，改立受隋文帝及独孤皇后喜爱的次子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年），因四子杨秀对杨广夺嫡一事心怀不满，遭杨广猜忌构陷，隋文帝又将杨秀废为庶人。

隋炀帝杨广

仁寿二年(602年）八月，皇后独孤伽罗病逝。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不起，居于仁寿宫。杨广于是写信给杨素，商议处理隋文帝后事及登基事宜，但信件却被宫人误送至隋文帝寝宫，隋文帝因而大怒，欲责问杨广。恰逢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来向隋文帝哭诉受杨广非礼之事，隋文帝拍床大骂，欲传诏书废黜杨广，复立杨勇。但杨广此时早已与控制仁寿宫的重臣杨素勾连，迅速逮捕了草拟诏书的大臣柳述、元岩，赶走了隋文帝身边的侍从。不久后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隋炀帝即位后，定年号为大业，并在大业元年（605年）征发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拉开了开凿大运河的序幕。同年，隋炀帝又下令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洛阳的事宜，并在洛阳周边的洛口、回洛等地兴建官仓，还大建显仁宫、天经宫等宫殿。洛阳城的营建共历时十月，每月须动用民工两百万人。宇文恺认为隋炀帝喜好奢侈壮丽，因此将东都洛阳修建得格外华丽，果然博得了隋炀帝的欢心，得到了封赏。

大运河的营建历时六年，于大业六年（610年）竣工。大运河的竣工沟通了南北交通，便利了物资、人员的交流，但由于隋炀帝好大喜功，工期仓促，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负担。同时，隋炀帝又在修建运河的同时下令造龙舟、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以用于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由于劳役严厉急迫，造成负责这些工程的民夫死亡惨重，几乎有十分之四五的被征发民夫死去，运送死者尸体的车在道路上络绎不绝。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南，每一次巡幸都是规模宏大，穷奢极侈，对民间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隋朝运河分布图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巡视北方，征调民夫开凿驰道，从洛阳一路直通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出巡榆林，动员民丁百万余人修筑长城，甚至要求归附于自己的突厥启民可汗动员突厥人协助工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在焉支山大宴西域诸国的国王与使臣，并向他们展示中原物产，以炫耀国威。

隋炀帝在位时期，多次对外用兵。大业元年正月，隋炀帝派兵南征林邑（在今越南中部顺化一带），一度攻灭林邑，设林邑、比景与海阴三郡。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吞并了吐谷浑东部与伊吾一带的土地（新疆东部一带），设置西海、河源、伊吾等郡，隋朝疆域一度达到极盛。但隋朝难以对这些边疆领土实行有效控制，吐谷浑此后很快卷土重来，夺回了除河源郡外的大部分地区，并频繁骚扰隋朝西部边境。

隋炀帝在政治上进一步延续了隋文帝时期的改革，进一步改革官制及租调制度。仁寿四年（604年），杨广在上任伊始即废除妇女和奴婢所负担的课役，并将男丁服役年龄提高至22岁。隋炀帝还于大业二年（606年）设立明经、进士二科，以策论取士，成为了科举取士制度的正式开端。但随着劳役、兵役的加重和政治的腐败，这些改革成果在隋炀帝后期逐渐名存实亡。

大业三年（607年），高句丽暗派使臣联络突厥启民可汗，引起隋炀帝愤怒。隋炀帝召高句丽国王高元入朝觐见，高元坚持拒绝服从诏令。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再度诏令高元入隋觐见，结果依旧没有得到回应。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征讨高句丽。他进行了战前准备，征发民工向涿郡（今北京市）运送米粮兵甲，又征发船工在东莱郡（今山东莱州市）打造战船。被征发的船工被迫在水中日夜不停地劳作，以至于腰部以下都生了蛆虫。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正式以拒绝入朝觐见为由，发兵向高句丽进攻。他御驾亲征，动员了113万人的庞大军队，号称200万；还命令来护儿率领水师4万，从海路直接进攻高句丽国都平壤。来护儿在平壤附近先是取得了胜利，但随后高句丽援军赶到，又中了高句丽的埋伏，伤亡惨重，只有几千人得以生还。隋炀帝亲率的主力部队先是在渡过辽河时遭到高句丽阻击，损失惨重，后又在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城下久攻不克。隋炀帝命令宇文述等将领率军30万，越过辽东诸城，直接向平壤进攻。宇文述等率领的军队仓促行军，补给不继，中了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的诈降计，一路被诱骗到平壤城附近。乙支文德又假意求和，骗得隋军撤军。在隋军撤军渡过萨水（今朝鲜清川江)时，高句丽军发起突然袭击，隋军全面溃败，除宇文述等将领及少数溃兵逃脱外，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隋炀帝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下令撤军。

大业九年（613年）正月，隋炀帝再次下诏聚集天下兵马于涿郡，筹备第二次对高句丽的进攻。三月，隋炀帝再度亲征高句丽，于四月末再度围攻辽东城，结果依旧久攻不克，伤亡惨重。隋炀帝下令垒土攻城，结果就在工事即将就绪之时收到了杨玄感叛乱的消息，被迫撤军。高句丽军队趁胜追击，乘着隋军渡过辽河时，斩杀了被隋军落在队伍后方的数千羸弱。

杨玄感为杨素之子，因朝政日益混乱，家族又遭隋炀帝猜忌，于是决定趁隋军云集辽东，内地空虚之际起兵反叛。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在黎阳郡（今河南浚县）起兵，直攻洛阳，一路上得到了众多响应，人数一度达到十几万之多。但在抵达洛阳城下后，被久久牵制在洛阳城下。七月，宇文述率领的隋军主力赶到，多次击败杨玄感。杨玄感且战且退，于八月初一在皇天原（即董杜原，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与隋军决战，仅有杨玄感等十余人逃脱。杨玄感命弟弟杨积善将自己杀死，其剩余部众被隋军俘杀，叛乱彻底失败。

杨玄感叛乱虽然被镇压，但因为长期乱政，隋朝此时已起义蜂起，内外危机四伏。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发天下兵马以攻打高句丽，一路上士卒多有逃亡，征发的士卒也大多未能到达。七月，由于高句丽也在长期战争中损耗严重，高元遣使请降，献上了参与杨玄感叛乱后叛逃至高句丽的隋朝叛将斛斯政，并许诺入朝觐见，隋炀帝于是班师回朝。十月，隋炀帝回到东都洛阳，宣高元入朝觐见，高元却再次反悔不至，隋炀帝还想再次组织征讨高句丽，最终没能成行。

隋炀帝三次征伐高句丽，使得大量士兵和民夫死亡，并造成了巨额的物资损失，严重破坏了隋朝的社会和经济。在征伐高句丽期间，由于隋炀帝穷尽民力，强征大量青壮年男丁入伍或服徭役，使得农业生产失去了劳动力，田地荒芜，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同时，官吏借机鱼肉百姓，最终使得百姓不得不相聚为盗以求生存，因此拉开了隋末起义的序幕。

隋朝与高丽战争

大业七年（611年），在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期间，山东河南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洪水，天灾叠加沉重的战争负担，使得当地百姓无以为生。民间义军领袖王薄率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省邹平县）发起起义反叛隋朝，唱出著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虽然不久后便被隋军击败，但隋军始终无法将其剿灭。

大业九年（613年），吴郡（今江苏苏州市）的刘元进、扶风郡（今陕西宝鸡市一带）的向海明也分别发动起义，不久后均被隋军镇压。杨玄感叛乱爆发后，隋朝统治集团发生分裂，带动了隋朝各地的叛乱与起义。

大业七年（611年），东郡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人翟让因小过被重判死刑，被狱吏黄君汉偷偷释放，逃亡到瓦岗寨(今滑县南)，聚众起事。不久后，同郡的王伯当、单雄信、徐世勣等人纷纷加入，瓦岗军的势力迅速增强。大业十年（614年），瓦岗军攻克郑州、商丘等郡县，缴获大量军械物资，截断运河，朝野震动。大业十一年（615年），隋将张须陀率军镇压瓦岗军，瓦岗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撤离城市，在转战中击退张须陀。大业十二年（616年），参与过杨玄感叛乱的贵族李密经王伯当介绍加入瓦岗军。由于李密熟读兵书，谋略过人，很快得到了翟让的器重。在李密指挥下，瓦岗军在河南地区攻城略地，夺取了粮仓洛口仓。大业十三年（617年）年初，在攻占洛口仓后，翟让让位于李密，但李密依旧忌惮翟让势力，于同年年底设计杀害翟让，使得瓦岗军发生分裂，削弱了瓦岗军的力量。

隋朝农民起义形势图

与此同时，大业七年（611年），河北窦建德也率众起义，至大业十二年（616年），窦建德的起义军已经席卷河北各地。江淮一带又有杜伏威、辅公祏率领的起义军，切断了江都与东都洛阳之间的交通。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留守晋阳的贵族李渊又起兵反叛。

隋朝的统治在这种局势下迅速瓦解，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隋炀帝留下孙子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洛阳，自己率众前往江都。在江都期间，隋炀帝愈发荒淫昏乱，他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还时常引镜自照，对萧皇后和身边人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晋阳起兵反叛的李渊攻入长安，拥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见北方大乱，于是命令修建丹阳宫，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市）。由于隋炀帝身边的卫士主要是关中人，怀念家乡，见隋炀帝无意北归，军心大乱。大业十四年（6三月丙辰（618年4月11日），虎贲郎将元礼等卫兵将领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缢弑杨广，拥立杨浩为帝，改年号为天寿。洛阳留守的贵族得知隋炀帝死后，将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立为皇帝，改元皇泰。

唐高祖李渊

义宁二年五月十四日（皇泰元年，618年6月12日），李渊逼迫杨侑禅位，二十日正式称帝，建元武德，建立唐朝。同年九月，宇文化及毒杀杨浩，自立为帝，改国号为许，仍然沿用天寿年号。皇泰二年（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强迫末代隋帝杨侗禅位，隋朝彻底灭亡。杨侑与杨侗的谥号均为“恭”。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即位为帝。隋朝立国之初，其疆域大体范围东至沿海，西达四川，南到长江，北到汉代长城。开皇九年（589年），隋朝灭亡陈朝，实现了全国南北统一。同年，岭南冼夫人率部众归附隋朝，隋朝将岭南地区纳入控制范围内。隋炀帝即位后，陆续发起南征林邑、西征吐谷浑等战役，辟土数千里。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灭亡吐谷浑，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的吐谷浑旧地被隋朝占领。此时隋朝疆域东到辽河流域，西至塔里木盆地东部，北到阴山一带，南到海南及越南中部，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千米，疆域达到极盛。

隋朝疆域全图

隋朝的行政区划先后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变动。第一次发生在隋文帝开皇年间，主要变化为由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县三级架构改为州、县两级架构。州郡县三级架构始于汉代时期，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政治分裂，各割据政权纷纷在自己辖境划分新州，导致州的数量迅速膨胀。至北周时，郡一级的行政架构已基本名存实亡。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将已虚化的郡一级行政单位废除，使得原本的州、郡、县三级制转变为州、县二级制，以州直接统辖县。此外，隋文帝还废除了汉代以来州、郡长官可以自行任命僚属的政策，规定九品以上官员一概由中央的吏部统一任免并接受年度考查。后又进一步规定县佐不得任命本地人，州刺史、县令每三年一轮换，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

第二次改变发生在隋炀帝大业初年，隋炀帝继位后，将原本的州改置为郡，使得州、县二级制转变为郡、县二级制，全国共设190郡，1255县。由于郡数过多，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隋炀帝又效仿汉武帝，设置监察州监督各郡职务，监察州设置刺史，辅官有长史、司马等。这一制度成为了唐代道、州、县三级的地方管理制度的雏形。

《隋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大业五年（609年）时的隋朝地方行政区划如下：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前夕，隋朝统计的户数约有650万，王育民版《中国人口史》推测此时隋朝人口约有3357万9千人。同年灭陈后，由于将陈朝的人口纳入管辖，隋朝户数大约上升至710万，人口大约为3667万8600人。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朝的官方户籍统计达到峰值，共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路遇、腾泽之所著《中国人口通史》则认为，考虑到隋朝部分未纳入统计的人群，如依附于门阀士族的浮客、部曲、奴婢、客女以及官户、匠户、乐户、佃农等，隋朝实际的人口峰值约有5032万。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及柱国制度，仿照汉魏时期旧制，设立了三省六部的中央行政机构。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其长官分别为尚书令、纳言、内史，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其中门下省与内史省执掌文秘，是协助皇帝决策的决策机构，其中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诏令，门下省则负责对内史省和尚书省进行审查；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负责行政命令的执行工作，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部，各部均设尚书为长官，各司其职。后又将都官改为刑部，度支改为民部。在三省之外，隋朝还设有秘书省和内侍省，分别掌管图书历法与宫中琐事，在政权中不居于重要地位。

隋文帝建立的三省六部制对后世的中央官职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框架得到了后续朝代的沿用。

北朝后期，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已经趋于衰落。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选举贤良之人为官，每州每年需推荐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又下诏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选拔官员。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于大业二年（606年）设进士、明经二科取士；大业三年（607年）又设立十科选举人才，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其中“学业优敏”为明经，“文才秀美”为进士，正式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制度。

科举取士制度的建立，为普通人入仕开辟了道路，将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上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隋文帝建国即位后，在北齐、北周的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颁布均田令，规定成年男丁每人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其中露田在死后需交还国家，永业田则可传给子孙；妇女每人受露田40亩，不受永业田；奴婢受田与平民等同。此外还规定亲王以下直到都督的官员都可受永业田，依身份高下，受田数为40亩至100顷（每顷100亩）不等。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又规定京官、外官均按品级给面积不等的职分田，其收入作为官员俸禄。各级行政机构也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称为公廨田，其收入作为机构办公费用。

均田制保证了隋朝的赋税和劳动力，与户籍制度和府兵制度结合，构成了隋朝的统治基础，并为唐朝所沿用。

隋文帝在建国之初，便以轻徭薄赋为执政方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隋朝的赋役制度主要由租、调和役三部分组成。隋朝规定男女满18岁为丁，一对成年夫妻每年需向国家缴纳粟3石，称为“租”；种植桑的田地每年缴纳绢1匹及绵三两，种植麻的田地则每年缴纳布1端（相当于半匹或两丈）及麻三斤，称为“调”；年满18岁的男丁每年需为国家服徭役一个月，称为“役”。单身者和奴婢缴纳的租调减半，没有得到土地的、或者有品爵及德行突出的人均免除租调和徭役，年满60者称为“老”，也免除租调和徭役。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将每年缴纳的绢数从1匹减为两丈（即半匹），同时将成丁的年龄从18岁提升至21岁，而受田年龄依旧维持18岁；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又将免除租调徭役的年龄提前至50岁。仁寿四年（604年），新登基的隋炀帝又下令免除妇女和奴婢的课税，并将成丁的年龄提高至22岁。

隋朝的赋役制度与均田制相结合，保证了国家收入和劳力的稳定，对隋朝前期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建立以后，在隋朝赋役制度基础上加以改变，发展为租庸调制。

隋朝立国后，延袭北齐制度在中央设御史台和大理寺。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言事谏诤，肃正朝纲等。御史台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设治书侍御史二名，作为御史大夫副手，协助御史大夫处理御史台监察等事务。除此之外，御史台下设属官有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隋文帝即位后，非常重视对国家监察机关的建设。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收回御史台长官自选御史的职权，御史的铨选改由吏部任命或三省六部长官推荐合适人选。隋朝在地方上并未设固定的监察机构，如遇特殊情况，朝廷会从御史台委任御史或委派其他地方官员，作为朝廷的巡行大使代表皇帝巡查地方。御史的地位得以提高。大理寺则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大理寺长官为大理寺卿、副官为大理寺少卿，主要负责依法审判。

隋文帝建国后，针对北周刑罚繁杂苛酷的情况，于开皇元年（581年）命令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齐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同年颁布，即为《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年），因为先前制定的律法太过严密，犯人数量居高不下，所以再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进行修改。修改完善后的《开皇律》有十二篇、五百条，废除了前代的鞭刑及枭首、辕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的法律，将刑罚类型规范为死、流、徒、杖、笞五刑；完善了“八议”和“官当”制度，使古代特权法走向系统化和固定化，同时规定了“十恶”重罪。《开皇律》奠定了我国封建时代法律系统的基础，对后世影响巨大。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又对《开皇律》进行修订，编成《大业律》。《大业律》标榜宽刑，减轻了《开皇律》中两百余条罪行的刑罚，并将《开皇律》的十二篇改为十八篇，删除“十恶”中的两条。

隋朝建立之初，依旧沿用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北周时期，府兵已逐渐形成国家化，但仍然另立军籍，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统辖。十年（590年），在灭亡陈朝完成全国统一后，隋文帝下诏将军籍划归各地州县，与普通民户一样按照均田法的规定分配土地，但享有免租调役的特权。至此，隋文帝实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府兵平时耕作，战时听从征调出征，此外，每年还需按规定轮番到京城宿卫，或执行其它任务，以每年一个月为期限。

隋朝延续北周时的十二大将军制，设置十二卫统领府兵的军府，十二卫分为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候卫和左右御卫。十二卫平时遥领府兵，战时则由皇帝诏命行军元帅或行军总管负责战时的指挥。此外，因为隋文帝对府兵制的改革，故尽管十二卫名义上统领全国府兵，但实际上只统领京畿地区的府兵。地方上的府兵则由军事区域的总管及地方州县负责管理。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降十二卫改为卫统府。卫统府共有十二卫四府，在原十二卫基础上增加左右备身府和左右监门府四府，其中十二卫负责统领府兵与宿卫京城；四府不统府兵，而是负责皇帝的近卫，其中左右备身府负责侍卫皇帝，左右监门府分掌宫殿门禁。十二卫所统领的军队又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中外军有左右翊卫所属的骁骑卫军、左右骁卫所属的豹骑军、左右武卫所属的熊渠军、左右屯卫所属的羽林军、左右御卫所属的射声军和左右候卫所属的佽飞军。内军为左右翊卫下属的亲、勋、翊三卫统辖的五军府和另属东宫的三卫三府所管辖的军队，其将领均由达官子弟担任。

隋文帝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府兵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将全国各地划分为若干军事区域，并设总管负责该地区军事，平时备边防患，战时奉命出征。总管之下设总管府，依战略地位不同分上中下三等。隋朝共设有三十至五十多个总管，其数量随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且以首都大兴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大军区。其中北及西北有八府，主要防御突厥汗国；东北有七府，防御突厥汗国、契丹和高句丽；中西部有八府，拱卫畿辅，及扼守西部边境；东南设有九府，守卫南方形胜险固之地以防止叛乱。后来又增加了防备南方各部落和吐谷浑的总管府。隋朝的军区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发展成为了“道”。

隋朝前期，因为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一度实现了万国来朝的外交局面。隋炀帝杨广奉行“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的外交政策，积极对外扩张。大业二年（606年），突厥启民可汗来到东京洛阳朝贺，此后每年正月都有大量外国前来朝觐，朝觐使团足足有八里之长。为彰显国威，隋炀帝特将朝觐的排场设置得阔气非凡，使得来朝觐的使臣往往大开眼界，视隋朝为神仙之国。

和平交往之外，隋朝与周边国家也多有冲突，先后与突厥、契丹、吐谷浑、流求、伊吾、林邑、高句丽等国爆发战争。长期的对外战争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是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突厥沙钵略可汗之妻为北周千金公主，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沙钵略可汗以为北周复仇为由，联合北齐残余势力起兵攻隋。开皇二年（582年）春，隋文帝杨坚一方面调整部署，将众多精兵强将部署在北方与突厥毗邻的地区；另一方面采纳奉车都尉长孙晟建议，利用突厥内部矛盾，结好西突厥可汗达头可汗和沙钵略可汗之弟处罗侯，对突厥进行了分化。同年五月，沙钵略可汗率军四十万入侵隋朝，隋军尽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兰州（今甘肃兰州市）等地成功击退突厥军，但在临洮（今甘肃临洮县）、 豳州（今陕西省彬县南）等地败于突厥，致使突厥得以深入掠夺陕北、陇西等地区。

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趁突厥内乱及遭遇天灾袭击的机会，组织大军对突厥进行反击。隋军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成功击败了突厥军队，使沙钵略可汗惨败北逃。隋军又在灵州击败突厥，并在辽东击败了以北齐将领高宝宁为首的、盘踞营州（今辽宁朝阳市）的北齐残余势力。同年五月，隋将窦荣定率军三万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出发，在高越原（今甘肃民勤县西北）击败突厥阿波可汗，长孙晟趁胜游说阿波可汗归顺隋朝。此后突厥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并最终分裂为西突厥汗国与东突厥汗国。开皇四年（584年）春，沙钵略可汗在压力之下向隋朝求和称藩，千金公主亦主动向隋文帝请求收为养女，隋文帝应承其请求，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

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可汗去世，其弟处罗侯继位为莫何可汗。一年后莫何可汗在西征途中阵亡，沙钵略可汗之子雍虞闾继位，为都蓝可汗。开皇九年（589年）四月，隋朝成功灭亡陈朝，隋文帝将缴获的陈后主屏风赐给大义公主，大义公主睹物伤感，写诗怀念周室，引发隋文帝不满。恰逢莫何可汗之子染干（突利可汗）派遣使者向隋朝求婚，隋文帝于是派裴矩接洽使者，提出杀死大义公主的条件。染干于是对都蓝可汗进行挑唆，诱使其杀死了大义公主。

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将隋宗室之女安义公主嫁给染干，并厚赐染干，引起都蓝可汗不满。都蓝可汗与隋绝交，联合西突厥的达头可汗进攻染干。开皇十九年（599年），染干兵败，在长孙晟设计下被挟持归隋，隋文帝将其封为启民可汗，安置在朔州（今山西朔县）。同年春，都蓝可汗与达头可汗入侵隋朝。六月，高烦、杨素率军大败突厥。之后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趁乱统合了东西突厥。隋将史万岁又率军进攻步迦可汗，再次大败突厥，步迦可汗逃亡。

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派杨素协助启民可汗北征，恰逢漠北大乱，不少突厥部族归顺启民可汗。仁寿三年（603年），步迦可汗所属的铁勒、仆骨等十余部落投奔启民可汗，步迦可汗西逃至吐谷浑境内不知所踪，臣服于隋朝的启民可汗基本控制了东突厥汗国。

启民可汗在位期间，曾数次对隋朝进行朝贡，隋朝的北方边境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启民可汗死后，其子始毕可汗继位，由于东突厥汗国国力日渐强盛，引发隋朝猜忌。隋炀帝大业十年（614年），裴矩献策隋炀帝，在马邑诱杀了前来互市的突厥大臣史蜀胡悉，两国关系就此交恶。大业十一年（615年）七月，隋炀帝前往汾阳宫（今山西忻州市宁武县）避暑，并于八月初五前往雁门（今山西忻州市代县）巡塞。八月初八，始毕可汗趁着隋炀帝巡塞的机会，率军突袭隋炀帝，包围雁门，史称“雁门之围”。隋炀帝派人向义成公主求救，在义成公主劝说下，九月十五日，始毕可汗撤围雁门。此后，因隋末起义，群雄蜂起，始毕可汗开始拉拢隋朝各地的叛乱势力，干预中原局势。

隋朝时期，辽河以东地区为高句丽所控制。开皇十七年（597年），高句丽联合靺鞨进攻辽西，但被隋军击退。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命杨谅、王世积、周罗喉等率军三十万进攻高句丽，结果因为道路难行，补给不足，被迫撤军回国。此后，高丽王高元上表称臣，两国一度相安无事。隋炀帝继位后，因高元企图拉拢突厥启民可汗，于是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年）、大业九年（613年）与大业十年（614年）先后三征高句丽，最终遭受惨败。高句丽表面上臣服于隋，但高元始终拒绝入隋朝觐，也拒绝放还在战争中俘获的隋人。后来唐朝的使臣陈大德来到高句丽，满郊遍野的隋人望见他后，纷纷大哭，还向他询问在国内的亲人的现状。

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百济曾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派遣使者入隋朝觐，隋朝封百济国王余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时，百济曾以协助隋军为由调兵，但实际上却继续与高句丽保持友好关系，故意游走于两国之间谋求最大利益。

开皇十四年（594年），新罗遣使入隋朝觐，隋朝封新罗国王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百济与新罗此后一直保持着对隋的朝觐关系。

契丹起源于鲜卑族，活跃于隋朝的东北方，曾臣属于突厥汗国。隋文帝时期，为削弱突厥势力，致力于对契丹进行招抚与拉拢。开皇三年（583年），隋朝灭亡高宝宁势力，契丹请求归附隋朝。终隋一代，契丹先后对隋朝贡6次，其中5次在隋文帝时期，1次在隋炀帝时期。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契丹在营州发起叛乱，被隋将韦云起击破。后随着隋炀帝与突厥、高句丽先后关系恶化，隋与契丹之间的关系亦陷入敌对。

隋朝时期，交趾一带（今越南北部地区）仍旧由中原王朝所控制，越南中南部地区则属林邑国。隋炀帝登基后，因听说林邑多奇珍宝物，于是命将领刘方率军攻打林邑。大业元年（605年）一月，刘方率军攻入林邑。同年三月，隋军在阇黎江（今越南中部平治天省北部日丽河）大败林邑军主力，俘虏数以万计。八天后，隋军抵达林邑国都林邑浦(今越南会安)，林邑国王弃城逃跑，隋军进入林邑都城，缴获纯金打造的庙主牌位十八枚，在石头上刻上功绩之后班师还朝。由于士兵不适应南方闷热气候，隋军大量士兵染上疾病，刘方也因病死在回军途中。隋朝撤军后，林邑重新收复了国土。

真腊国（今柬埔寨）位于林邑国的西南，原本是东南亚扶南国的属国。真腊国王刹利·质多斯那在位时期，真腊国逐渐强盛起来，消灭了扶南国。隋朝大业十二年（616年）二月，真腊国王派遣使者携带当地珍宝，前往隋朝朝觐。同年，居于南海之中的赤土国亦派遣使者入隋朝贡。隋炀帝大喜，并且厚待来使，之后隋朝与真腊国、赤土等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吐谷浑是西域强国，控制着青海北部至柴达木盆地一带的地区，过半游牧半农耕生活。其首都伏俟城位于青海湖以西7.5千米处，今有伏俟城遗址。

吐谷浑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国力强大，是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对手，因而成为了隋炀帝攻击的目标。大业三年（607年），西域国家高昌和伊吾的国王在裴世矩引荐之下前来隋朝朝觐，隋炀帝亲自与他们共同商议进攻吐谷浑事宜。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派裴世矩游说铁勒诸部，诱使他们攻击吐谷浑，吐谷浑被突袭而大败，吐谷浑可汗伏允欲降而未果，率军西逃。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又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大败吐谷浑军，攻克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吐谷浑可汗伏允仅率数十骑逃走，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来归降，其中六万人被隋军斩杀。

大业五年（609年），在击败吐谷浑后，隋炀帝西巡至焉支山，大宴伊吾、高昌等西域诸国的国王与使臣。隋炀帝在夺取的吐谷浑土地及内附的西域国家上设置郡县以管理，使隋朝疆域达到最大。隋炀帝还将犯有轻罪的罪犯移居到这些地方进行开垦。此时丝绸之路上的东西商贸也十分繁盛，来自西方的商人有许多通过丝绸之路前往隋朝进行贸易，许多商人定居在了大兴城。

大业十年(614年）以后，隋朝陷入内乱纷争，对西域失去了控制力，吐谷浑于是重新夺回故地，恢复了吐谷浑汗国。

开皇二十年（600年），日本派在朝鲜半岛的边镇将领曾遣使至隋朝。大业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等人至隋都洛阳学习隋朝文化与政治制度，小野妹子取汉名苏因高，是为日本遣隋使之始。此后，日本又先后于大业四年（609年）、大业五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派遣使者及留学生来隋，学习隋朝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与佛教文化。遣隋使使得中国的文化开始影响日本，为以后日本的大化改新与遣唐使的派遣奠定了基础。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羽骑尉朱宽向东航海访问异国，在流求因为语言不通而爆发冲突。次年，隋炀帝又派朱宽招降流求，遭到了流求的拒绝，于是派遣陈稜、张镇周率领万余士兵进攻流求。隋军登岸后很快击败了流求人的抵抗，攻克流求国都，斩杀流求国王欢斯渴刺兜，俘虏包括流求王子欢斯渴岛槌在内的一万七千人，并将俘虏带回隋朝。

隋朝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和平的环境。开皇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和以轻徭薄赋为原则的税役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隋朝前期，农民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生产，生产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耕牛的使用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隋朝大力发展水利，其水利技术建设有很多创新之处。仪征（今江苏仪征市）的梁氏父子设计了草堰灌溉法，将起伏地（地势高低不平的地区）等高的沟渠相连，使得普通的农田也能通过引水灌溉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用水成本，并且大大提升了产量。隋人还懂得使用各种肥料，以提升农田产量。

隋朝修建了大量粮仓，著名的有兴洛仓（洛口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含嘉仓等。这些粮仓的储粮能力都在百万石以上，建筑规模宏大而坚固，设有城墙保卫，它们对国家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济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的洛口仓，位于河南巩义市，方圆达二十里，有粮窖三千，每个粮窖都能储存八千石粮食，总存粮能力超过两千四百万石。含嘉仓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粮仓，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粮仓东西长612米，南北宽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共有圆形仓窖400余个，大窖可储备粮食1万石以上，小窖则储粮数千石左右。

含嘉仓160号窖仓遗址

隋朝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国内环境相对安定，手工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隋朝的手工业大体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类，其中以官营手工业为主。官营手工业的从事者大多居住在城市，受到官府严格控制，被编入特定的户籍，通称“匠户”。匠户身份世代相传，不得改业，有免服徭役之权，但必须每年轮番到官府作坊中服役。他们可以开设自己的作坊，但这些作坊也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此外还有一类在官营手工业作坊中服役的手工业者被称为“杂户”，他们一般是战俘或因罪被罚没为官奴者，身份低于匠户。杂户无权开设自己的作坊，且不准与良民通婚。

隋朝时期的民间手工业尚处于发展期，多为农户兼职，家庭手工业占了重大比重，其部门多为纺织、染色、铸铁、木工等与小农经济息息相关的行业。

隋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是丝织业。隋朝时期，河北、河南一带是北方丝织业的中心，其中相州(今河南安阳）的绫纹布非常精美，是上缴的贡品。 隋朝手工业的另一个重要部门是瓷器。隋朝以前，烧瓷窑厂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与四川地区，以青瓷为主。隋朝时期，北方的瓷业得到飞跃性发展，窑场及其烧制的瓷器明显增多。在青瓷的生产更加广泛的同时，胎质洁白，釉面光润的白瓷也开始出现，为日后唐代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隋 白瓷鸡首壶

隋朝时期，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基础上，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隋朝的西京大兴、东都洛阳和江都等城市都是繁华的商业中心。隋朝时期的城市中设有专门的市场，被称为“市”，如西京大兴设有两市，分别为东侧的都会市和西侧的利人市；东都洛阳则有三市，东为丰都市、南为大同市、西为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长达八里，有120个商行，3000多家店铺，400多家客栈。由于隋与周边民族的商贸往来与丝绸之路的贯通，大兴、洛阳等城市中还有许多来自外国的客商，其中粟特商人尤其众多，许多外国客商更是深入内陆。隋代音乐家、哲学家何妥，就出身于成都一带的粟特商人世家。

南北朝时期，新钱旧钱杂行，比价纷繁复杂。为解决这一问题，隋文帝建国后，立刻开始铸造形制统一的新钱。新钱依旧以五铢为名，每千钱重四斤二两，按照隋衡制，每枚重约一铢半，按汉代衡制则重约4.6铢（3克），比汉武帝时的五铢钱略轻。由于是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始铸造，故又被称为“开皇五铢钱”。为禁绝盗铸，隋文帝特规定每个关卡都配发有一百文样钱以备对比，禁止不合标准的钱入关。此外，隋文帝还下令禁止旧钱流通，将市面上流通的旧钱回收后重新铸成开皇五铢发行。

开皇五铢钱

隋炀帝统治后期，由于财力衰竭，开皇五铢的铸造质量开始下滑，出现了铅、锡含量较高，钱体呈现青白色的“五铢白钱”，盗铸劣钱充斥市场，每千钱的重量下降至二斤，甚至出现了剪铁皮、裁皮革冒充钱币的现象，致使物价飞涨，以致“米斗千钱”。

五铢白钱

铜钱以外，绢帛在隋朝也有重要的货币地位，“钱帛兼行”是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

隋文帝即位初期，强调儒学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开始推广儒学。各地广建学校，使得当时出现了儒学兴盛的局面，涌现了众多学者。

隋文帝晚年开始崇尚佛教，对儒学不再热衷。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留京师国子学，名额仅限七十人。隋炀帝继位后，重新恢复了各地学校，但随着他的统治陷入昏聩混乱，儒生在隋朝的地位依旧没有得到恢复。

隋朝时期著名的儒学人士有刘焯、刘炫、王通等人，其中王通为“初唐四杰”王勃的祖父，其弟子魏征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刘焯和刘炫曾同窗为学，二人在儒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称为“二刘”。刘炫著有《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尚书述义》二十卷等，其中刘炫注疏的《诗》《书》《左传》三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时多以刘炫所注作为底本。隋炀帝为晋王时，曾召集江南诸儒编纂大型礼书《江都集礼》，全书一共一百二十卷，主要收录了古代的礼学议论，将有关于礼的思想和实践的细目汇集成册，此书现已佚失。

南北朝以来，儒、道、佛三家在思想领域都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三教”。隋文帝统治前期，主张调和三家，采用三教并重的统治策略，兼容儒、佛、道，相辅治国。

北周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曾大规模禁佛，一些僧尼避居杨家，隋文帝在幼时即受一位名为“智仙”的尼姑抚养，受其影响而崇尚佛教，取有取自佛教的乳名“那罗延”（佛教神话中的诸天神王）。隋文帝时期一改北周的灭佛政策，鼓励隐居僧侣出山，提倡佛法，大兴佛学。隋文帝统治后期更是有尊佛抑儒的趋向，在废除儒家学校的同时，不仅大修佛寺、佛塔、佛像，令佛寺写经十三万卷，还听任民众出家。隋文帝还多次下令在各州建造佛塔，以分置佛舍利。隋炀帝即位后，延续了对佛教的扶持政策，下令装补旧佛经，共修治旧经二万九千余部，还成立翻经馆及翻经学士对佛经进行翻译，共翻译佛经九十部，合五百一十五卷。终隋一世，共修建寺塔五千余所，塑造佛像数万。

隋观音菩萨像

隋朝流行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天台宗即法华宗，其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是中国最早的本土化的成熟佛教宗派，对隋唐时代的中国影响深远，甚至远传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道教在隋朝虽不如佛教般地位尊崇，但依旧得到了推广与发展。在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称帝时，即得道士张宾、焦子顺等协助，杨坚建国后即厚待这些道士，且将出自道家经典的“开皇”定为年号。

隋文帝曾下诏大修道观，在京畿建造道观36所，度道士二千人，其中尤以大兴城内的玄都观最为重要。隋文帝还在开皇律中定罪严惩破坏道观或道教塑像的行为。隋炀帝即位后，亦延续了隋文帝时期对道教的尊崇政策，对道士多有礼遇，还在新建的东都洛阳一带建造道观24所，度化道士1100余人，并设置皇室专用的内道场。隋炀帝后期，痴迷长生不老之术，沉迷炼丹，耗费大量资财。

隋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上商贸往来的密切，来自波斯地区的祆教（拜火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隋文帝统治前期，崇尚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浮华的文风，曾于开皇四年（584年）颁布诏令，要求公私文章、翰墨都应据实而录，并对写文章追求华艳的官员进行惩处。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彻底解决民间追求浮艳文章的问题， 负责甄选官员的大臣李谔就曾上疏隋文帝要求进一步改革文风。

隋炀帝即位后，生活奢靡，因而再度开始崇尚南朝的华丽文风。他宠幸来自陈的文人庾自直，身体力行写作诗文，其中尤以《江都宫乐歌》为代表。

由于隋存在的时间不长，文学影响有限，文士不多，其中以杜正藏及其所著《文章体式》影响较大，时人视为“文轨”，标定了文章体裁的标准。《文章体式》的影响后来流行到高句丽、百济等外国，被称为《杜家新书》。

隋朝统一后，全国各地的文化实现融合，各地语言发音的音韵不同成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认为四方的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的音韵不同，以往的诸家韵书缺乏标准，都有错误。陆法言根据诸人谈话的要旨，于仁寿元年（601年）写成《切韵》五卷。《切韵》统一了声韵，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并为后世所参考。该书所确定的音韵系统，成为了宋代《广韵》《集韵》等书的成书基础。

隋代以前的史书多由民间人士撰写，其思想自由，质量上佳，但是因民间所拥有的史料有限，往往只有记载人物的纪传而没有对官方典籍进行总结的志书，作为国史不甚完整。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自撰写国史和评述人物，开历朝官修国史的先河。官修国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且可以参阅官藏史料，资料充足，因此更加详实。

隋朝时期典籍收藏及目录整理有了较大进步，宗教经典有《大隋众经目录》《隋仁寿年内典录》《道经目录》《历代三宝记》等，整理了隋朝时期所收藏的佛、道经典的书名目录。隋炀帝时期，将所收藏的南、北两朝历代典籍进行了整理，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成为后世整理隋朝典籍时可参考的重要史料。

隋朝的政治统一和宗教文化的繁荣，使得绘画艺术受到了重视。隋朝绘画题材依旧以人物和神话、宗教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在隋朝已发展为独立的画科。隋朝画家尤以展子虔、董伯仁最为著名，画史称为“董展”。展子虔与东晋顾恺之、南朝齐陆探微及南朝梁张僧繇并称前唐四大画家，画有佛教画《法华经变》，风俗画《长安车马人物图》，但均未传世。其存世的山水画《游春图》，布局考究，构图精致，重视对自然景物本身的刻画，改变了“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旧风格，开创了山水画画法的新阶段。另有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尉迟跋质那，善画西域风格的人物及壁画，是唐代著名画家尉迟乙僧之父，唐人称尉迟跋质那为大尉迟，尉迟乙僧为小尉迟。

展子虔《游春图》

隋朝的书法以碑刻为主，其技巧已具有初唐时期的风范。隋朝的著名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等。有《启法兴国寺碑》《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隋禹庙碑》《真草千字文》等书法作品传世。此外还有书法家虞世南，历仕仕陈、隋、唐三代，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

《真草千字文》

隋朝音乐受北方民族音乐与南朝音乐共同影响，呈现民族交融的特色，宫廷乐歌杂有“胡声”。隋炀帝时更设置有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隋朝流行的许多乐器，如曲项琵琶、竖头箜篌、答腊鼓和羯鼓等，均由突厥、西域等地传入。伴随着西域音乐、乐器的传入，七音的概念也逐渐取代了五音的传统认知。

隋朝的著名音乐家有万宝常、何妥等。万宝常之父万大通原为南朝梁人，梁灭后被迫投降北齐，后图谋南归，事泄被杀，万宝常因被父亲牵连而被发配为乐户。隋朝时期，隋文帝欲整顿音乐，重订乐律，但却完全没结果，最终万宝常指出众人所定乐律中的不妥之处，得隋文帝采纳。后万宝常因出身卑贱，被权贵嫉恨，郁郁而终，撰有《乐谱》六十四卷。何妥是粟特商人家庭出身，开皇十二年（592年）以国子博士受命考定钟律，著有《乐要》一卷。

赵州桥位于赵州（今河北石家庄市赵县），由隋朝工匠李春所设计建造，建造时间约在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年（595年-605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历史，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宋哲宗时期，赐名为“安济桥”，以此为本桥正名。

赵州桥建造工艺独特，在世界桥梁史上首创“敞肩拱”结构形式；桥身雕刻纹饰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刀法苍劲有力，风格新颖豪放，显示了隋代浑厚、严整、俊逸的石雕风貌。赵州桥在中国造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全世界后代桥梁建筑有着深远的影响。

赵州桥

开皇四年（584年），为便于将关东资源运至关中，隋文帝下令开凿从长安至潼关的广通渠。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欲起兵伐陈，于是以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修建的邗沟为基础，兴建了山阳渎，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县）的淮河出发，至江都（今江苏扬州）与长江贯通。

隋炀帝时期，开始大规模开凿运河。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又称汴渠）。通济渠的西段起自东都洛阳，与洛水、黄河连通；东段由荥阳汜水镇连通黄河，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等地，跨汴水、泗水，将黄河与淮河连通。同年，隋炀帝又下令重修山阳渎，并对山阳渎故道进行政治取直。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连通长江，经吴州（今江苏苏州）至余杭（今浙江杭州），与钱塘江相连。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征发河北地区诸郡民夫百余万人开通永济渠，从今河南武陟县出发，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市）。

隋朝大运河示意图

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组成的隋唐大运河长达2700余公里，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大运河建成以后，极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东征高句丽，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州，不过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大运河的开凿，涿州也成为了东征高句丽的人员与物资的集中地。隋唐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使得洛阳成为天下货物的集散地，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江都则成为了江南的货物集散地，从此成为了繁华的商业重镇。

大运河的修建，极大地便利了南北交通，在此后上千年一直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纽带，其作用直到清朝末期，方才被海运和铁路所取代。

大运河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由于北周原来建都的长安城为汉代所建，久经战乱，残破不堪，而且宫室形制狭小，已不能满足统一国家的都城的需求。开皇二年正月，隋文帝命宇文恺负责设计建造新都城，至开皇三年三月竣工。新都城位于原长安城东南，由于隋文帝曾被封为大兴公，因此将新都取名为大兴城。

大兴城在建筑时，参考了北魏首都洛阳城和北齐首都邺城，城市呈长方形，城池平面布局整齐划一，由宫城、皇城、里坊三部分组成，完全采用东西对称布局。相较于先前的城市，大兴城中居民住宅区“里坊”的面积大为扩大，是城市的一大特点。

大兴城坐落在原长安城东南的高地龙首原上，北临渭河，南依灞水与浐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岗原起伏。在城市内部的布局中，佛寺大兴善寺在城市东部，道观玄都观在城市西部，皇城则位于城北，虽地势较低，但有有渭河相倚，利于防守，也对应了我国古代以北极星为象征帝王的紫微星的文化。

隋大兴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后，决定将首都迁至洛阳。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洛阳。同年，洛阳宫城紫薇城建成，隋炀帝即下诏迁都，以洛阳为东京（后改名东都），原首都大兴城则为西京。

隋炀帝所营建的洛阳城，分郭城、宫城（紫微城）、皇城（太微城）、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几个部分，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呈现整齐划一的棋盘状，以里见方，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城市设计思路。由于受地形局限，洛阳宫城并不位于正北方，而是位于城市的西北隅，处于城市最高处，这一设计也影响了唐代的洛阳城。

洛阳城还是隋代大运河的中心，由于水路畅通，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加之隋炀帝迁调全国大量商贾和百姓入住洛阳城，使得洛阳城在极盛时期人口达到五十万以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隋朝时期的建筑和机械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令宇文恺等人设计建造了一座移动宫殿。这座宫殿名为“观风行殿”，规模宏大，可容纳数百人，其底部有多个车轮，可以牵引移动。大业四年（608年），隋人何稠发明“六合城”，后于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期间使用。六合城的城墙可以折叠运输，设有名为“击警”的警戒装置，还有可以转向发射的机弩。此外，隋代还出现了可以活动的机械木偶和可自动开合的门窗等机械产品。

隋朝的造船技术也十分发达，杨素督造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前后安置了6 个长50尺的拍竿，用以攻击敌船。隋炀帝杨广巡游江都建造了几千只船，这些船种类很多，有龙舟、浮景、白虎等，其中龙舟为隋炀帝乘坐，规模最大，制作也最精致。龙舟全船长200 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4 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0 个房间，下层则供太监居住。

后世仿五牙大战船模型

隋朝的天文学有突出进步。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向隋朝太子献上《皇极历》，其计算精密，年长度误差仅有24秒，远远超过以前的历法，直到公元892年才被误差15秒的崇玄历超越。刘焯还最早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和具体数值，取1年差609.5 度为黄道岁差，对此后唐宋时代的历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外，隋朝天文学家丹元子将晋代确定的星座编成通俗的七字长歌《步天歌》，共分七卷，其文字浅显易懂，便于传诵，促进了天文学知识的普及。隋朝天文学家耿询还发明了用水力驱动的浑天仪，便利了天文观测。

隋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地理学也有了相应的发展。隋朝大臣裴矩编写有《西域图记》，共三卷，介绍了西域四十四国的山川、姓氏、风土、服章、物产等资料，还绘有地图。

隋朝的医学集南北朝医学之大成，有了很大的发展。隋朝有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巢元方、许智藏、许澄、甄权等。其中巢元方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奉诏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有50卷，分67门，1720论，是中国第一部专论疾病病因和证候的专书，对隋以后两代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展开[a]

《大业略记》等称其为杨广所弑

[b]

有考据认为不存在改随为隋之史事

[c]

根据《隋书·地理志》及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估算

[d]

关于《隋书》中所记载的流求，具体位置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主要分为台湾论、冲绳论、折中论。以连横、吴壮达、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认为，隋书中的流求国就是指中国台湾。持折中论的法国侯爵戴尔威、德国史学家黎斯等人提出，隋代的流求国包括中国台湾和冲绳半岛两个部分。只不过隋朝朱宽等人只抵达了中国台湾。而中国学者林家泰、琉球中山国学者尚象贤等人则认为，当年朱宽等人到达冲绳半岛后，见到地形曲折蜿蜒，将其称为“流虬”，流求国主要是指琉球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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