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

南朝宋（420年-47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由刘裕于晋元熙二年（420年）代晋称帝，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史称刘宋。

南朝宋的国号为“宋”，此国号由来是开国皇帝刘裕的封号。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被封为宋国公，封地十郡，加受九锡。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升封为宋王，加封十郡之地，封地被称为宋国。元熙二年（420年）四月，晋恭帝禅位于刘裕，同年六月，刘裕称帝，建都建康（今南京），史称刘宋。

刘宋政权的建立者是宋武帝刘裕。刘裕，彭城县绥舆里人，字德舆，小名是寄奴，起初担任东晋冠军将军孙无终的司马。晋隆安三年（399年），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会稽爆发，刘裕被招至北府军将领刘牢之麾下担任参军，随军征讨。在征讨孙恩的过程中，刘裕开始凭借自己的军事才能崭露头角。

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桓玄篡位称帝。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等人在京口起事，先打败了桓楚、桓修等部，后又打败了桓玄大将吴甫之与皇甫敷，击败桓玄，升任为镇军将军，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领青、徐、兖三州刺史，镇京口。义熙三年（407年）十二月，司徒王谧去世。次年正月，晋安帝召刘裕入朝辅佐，实际掌握朝政大权。

义熙五年（409 年）二月，南燕入侵淮北，刘裕北伐，次年灭之。义熙八年（412年），翦除对手荆州刺史刘毅，又命益州刺史朱龄石率军攻打谯蜀，次年蜀平。义熙十一年（415 年），刘裕亲讨司马休之，司马休之奔逃后秦。至此，东晋的各大割据势力在刘裕的努力下归为统一。义熙十三年（417年），灭后秦。义熙十四年（418 年）六月，刘裕被加封为宋公，加九锡，并以十郡食邑建宋国。次年正月，晋恭帝进刘裕为宋王，增十郡给宋国。元熙二年（420 年）六月，晋恭帝禅位，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宋”，改元“永初”。

刘裕在掌握东晋朝政和称帝后，开始进行整顿、改革。为促进生产发展，他采取了一系列宽租省调，与农休息的措施。义熙八年（412年），刘裕下令江州、荆州二州的租税和征调劳役，都要按实有的住户征收，废止了朝廷征调的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另外可酌量交纳土产。此外，对于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进行了免刑处理，凡作为人质抵押的贼寇家庭其余的人，也全部宽恕释放。刘裕还改革了荆州和雍州的“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苛政，规定这两州的属吏和军人12岁以下、60岁以上，以及抚养孤儿者，独子父母亡故者，都准予离去。穷独不能自己养活者，提供长期救济。永初元年（420年）又发布命令，禁止再向民间征调造船木材、船只、车牛。

在税收政策方面，刘裕将按口计税改为按资收税，即根据家庭财力征税，这有利于贫困家庭。从永初年间（420年-422年）开始，刘裕允许租税折算成钱缴纳。民众积欠的租税，刘裕也发布命令“不再追讨”，还下令、减免市税。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裕当皇帝不到三年就去世，太子刘义符于422 年继位，由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辅政。刘义符在位两年，沉湎游戏，疏于政务。徐羡之等人密谋废立，又因次立者应是徐羡之等所嫌忌的庐陵王刘义真，于是他们先废刘义真为庶人，再废黜了刘义符，最终杀害两人。接着，他们拥立了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刘裕第三子）为帝。424年，刘义隆即位，改元元嘉。宋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杀害刘义符、刘义真的罪状，徐羡之畏罪自杀，傅亮被处死，谢晦起兵失败后被斩首。这样，宋文帝把国家统治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宋文帝主政期间，整顿吏治，倡导儒学，整顿律令，加强法制建设，废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多次下诏减免租税，劝课农桑，奖励垦殖等。这一系列举措改善了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元嘉时期成为南朝最为安定的时期，《南史》记载：“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即位后，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以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发动了三次北伐，但均以失败告终，刘宋从此由强转弱。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元嘉七年（430年）。在刘裕的永初末和宋少帝刘义符的景平中，北魏就开始攻打刘宋，占领了河南部分地区。宋文帝继位后，意图夺回被北魏侵占的河南虎牢等地。元嘉七年，刘宋派到彦之领甲卒五万，精骑八千，收复河南，但最终“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

第二次发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第一次北伐失利后，北魏进一步加强对河南的经营和对山东的蚕食。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入侵刘宋淮北，大肆掳掠。宋文帝决定再次北伐，谋划恢复河南。此次北伐，刘宋以王玄谟为主将，但在当年十一月，王玄谟等在河南滑台失败，北魏军队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所经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刘宋损失惨重。

第三次发生于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起因是魏中常侍宗爱暗中杀害了太武帝拓跋焘，宋文帝决定乘机北伐。宋文帝以萧思话为主力进攻山东。但监军张永累攻确磝城不克，反被魏军偷袭，而张永逃跑时又没有通报给其他将领，贻误军情，刘宋军队一败涂地，死伤无数。从此，刘宋失去了河南和山东，对北魏战争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宋文帝立刘劭为太子，考虑到宗室强盛，特地强化东宫兵力，使其规模与羽林相当，达到实甲万人。然而，随后文帝又有废立太子的想法。刘劭见状，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率东宫兵入宫杀文帝，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正率兵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民族。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征讨刘劭。刘裕第五子刘义恭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刘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元嘉三十年五月，刘骏攻克刘劭，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其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

刘骏即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不愿意让他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调任其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不愿意并举兵，后失败。刘义宣及其诸子，均被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杀害。在孝武帝统治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和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其中，对刘诞及其治下人民的行为最为恶劣。大明三年（459年），孝武帝派军围攻刘诞镇守的广陵，城破后，孝武帝下令屠城，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数千人丧命，城中的女性全部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

孝武帝即位后，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包括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裁撤“录尚书事”，此举既出于对宗室的猜忌，也因为客观上录尚书事权力太重；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强化监察；取消二吏部尚书的设置与五兵尚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和缩短任期，但任期的缩短势必导致官员们产生临时主义思想，在政务上不尽心竭力，官员们也难以充分展示其才干，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重新划分重要的州郡，以削弱藩王的势力；创设典签制度，委任寒门人士监视州郡长官；废除地方封君下属对封君称臣的制度；设立王畿制度以加强中央对州镇的直接控制；创立直阁将军制度，重新设立卫尉武官制度，以加强中央禁卫军权；终结了世兵制，通过“征兵制”和“募兵制”扩充兵源；成功完成对雍州的土断属籍，实现了侨户和土著的户籍统一；积极推动养马政策，以加强军备实力等。

465年，孝武帝死，子刘子业（前废帝）继立。刘子业即位后，杀了叔父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及其四个儿子，还杀害了弟弟刘子鸾和刘子师。刘子业不仅屠戮亲属，还对许多大臣名将进行了残酷清洗，包括始兴那公沈庆之、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东阳太守王藻、会稽太守孔灵符等先后被杀。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宿卫的将士也朝不保夕，最后他们联合起来杀了刘子业，拥立刘彧为帝，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后，也杀尽了孝武帝诸子，还把自已仅存的五个弟弟也杀掉了四个。

472年，明帝辞世，由其子刘昱（后废帝）继任。明帝仅存的唯一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474年5月发动叛乱，但未成功。与此同时，建平王刘景素（文帝之孙）担任南徐州刺史，驻守京口，目睹朝政混乱后举兵夺取政权，但最终战败身亡。在皇室的倾轧中，大权逐步落入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477年，萧道成废黜刘昱，立刘昱的弟弟刘准为帝，即顺帝。此后，萧道成逐渐消灭了他的政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等。最终，他像刘裕一样登基称帝，即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

刘宋政权的疆域在其建立初期达到鼎盛，北边以秦岭、黄河（即今黄河稍北地区）与北魏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涵盖今云南地区，南部与今越南的横山及林邑接壤，东、东南一直延伸至海，这也是南朝历代疆域最大的时期。此后，河南和淮北逐渐被北魏侵夺，刘宋的疆域几乎恢复到东晋原有的版图。

宋岩在《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估算》一文中，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准，估算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时刘宋的疆域面积约为228万平方公里。

刘宋的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根据《宋书·州郡志》记载，大明八年（464 年），刘宋政权共得二十二州，分别为扬州、南徐州、徐州、南兖州、兖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荆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

刘宋时期，还存在侨州郡县的问题。所谓侨州郡县，是将流亡人民原籍的州郡县旧名设立在其寄居之地的州郡县。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数量十分众多，且其设置十分混乱，连同时代的学者沈约也难以厘清。沈约在其编撰的《宋书》中提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 要完整了解南朝宋侨州郡县的设置情况已经十分困难，只能对其整体情况有个大致了解。东晋末年，刘裕收复青、徐诸州后，将原州郡县名前加上“北”字，以与侨州郡县相区别。南朝宋以后取消了“北”字，取而代之的是在侨州郡县前加上“南”字。南朝时期，侨州郡县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一带，如仅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扬州西北）一带，就侨置了徐、兖、青、幽、冀、并等州及其所领郡县；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市西北）附近也侨置了二十个郡和六十多个县。此外，长江中、下游以及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也有侨州郡县的存在。

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

《宋书·州郡志》并未明确记载刘宋的人口数量，仅有各州的户口数字，梁方仲据此统计了宋大明八年的户数为901,769，口数为5,174,074。《通典》则记载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户口数是：户数906,870，口数4,685,501。此外，《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在大明八年末记载宋有“户九十四万有奇”。

但大明八年并非刘宋国力最强盛的时期。此外，由于当时有不少人未向国家登记户口，一些特殊身分的人也未被编入一般民户的户籍，因此国家户籍上的户口数往往要少于或远远少于实际户口数。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中推测，刘宋的人口峰值可能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失败前的几年间，约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

南朝时期，南方广大地区还生活着多个少数民族，主要有蛮、傒（xī）、俚和僚等。在这些民族中，“蛮”是人数最多的，“蛮”也通常被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称。蛮族分为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另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槃瓠的后裔，最初居住在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后发展到今天的湖北西部。刘宋政权为了管理蛮族事务，在荆州设置南蛮校尉，雍州设置宁蛮校尉。根据《宋书·夷蛮传》的记载，当时蛮民归顺刘宋后，一户交纳数斛谷，而其余则无其他徭役。相比之下，其他百姓需要负担繁重的赋役，贫苦者难以承受，导致许多人逃亡至蛮族。

巴郡、南郡蛮则是廪君蛮的后代。传说廪君出自武落钟离山，乘船从夷水至盐阳（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刘宋时期，沈庆之领兵多次进攻蛮族，俘获了数十万人口。刘宋在征服的地区设置左郡左县，用以管理蛮族人民，强制其纳租赋。根据《宋书·州郡志》的记载，晋末至宋时期，因蛮族而设置的郡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个，以及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个县。

傒族主要居住在今天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以渔钓为生，生活多在水边。俚族则主要分布在湘、广两州，即今天的湖南和广东。《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中记载：“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至于僚族，则主要栖息在长江上游的蜀地，即今天的四川。

刘宋时期，刘宋时官品（第一品至第九品）与秩禄之制同时并用。中枢设三公：太宰、太傅、太保，均位居第一品。三公之下设相国，地位尊崇，仅少数权臣（如萧道成）得以充任。另设丞相一员，宋孝武帝初年，由南郡王义宣充担任。此外，还有三司：太尉、司徒、司空，均位居第一品。又有大司马、大将军，也属第一品。

中央又分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此外，中央政府设有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御史中丞、治书侍御史、侍御史等官。刘宋政府还设置了管理少数民族的职位，如平越中郎将（治广州）、南蛮校尉（治襄阳）、南夷校尉（治宁州）等。

刘宋建立后，彻底改变了东晋君主的软弱形象，实现了对皇权的重振。这一过程涉及多项措施，其中之一是赋予寒门人士关键职务，通过架空高门士族担任的中书令等部门最高长官，形成了“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刘宋皇帝在中书省特设中书通事舍人一职，由寒人担任，成为君主的亲信，参与重要政务的决策。但寒人掌权后，也开始弄权擅政，势凌朝官，以致有“宁拒至尊敕，不可违舍人命”的说法。此外，寒人还常常担任尚书省的都令史，实际掌握具体政务。刘宋时期，寒人也执掌军权，包括中央军权和边镇军权，如寒门出身的颜师伯，在孝武帝时期先后担任黄门侍郎、骠骑长史、南郡太守，后来还作为宁远将军率兵平叛臧质等人的叛乱。

刘宋地方官制，分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一人，分领兵刺史（第四品）和不领兵刺史（第五品），下置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等。自主簿而下，每州置多少人，无定制。别驾、西曹负责官吏及选举之事，治中主众曹文书之事，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诸事。扬州不设祭酒，而以主负责其事。

郡置太守一人，秩二千石；丞一人，秩六百石。下设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又有主犯史，主催督期会。又设上计掾、史各一人，每岁终向上条陈郡内众事，称为“阶簿”。郡下设县。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一人、丞一人。大县置尉二人，小县一人。县下置乡。乡的建制略如前代。

典签制度是南朝时期一项重要而独特的政治制度。两晋时期，皇室让宗室子弟担任各州刺史，原本是为了保护朝廷，但事实上这些宗室成员后来反而成了威胁朝廷的力量。刘宋王朝建立后，选择了典签制度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典签，原本只是处理文书的小吏。刘宋时期，皇帝指派亲信担任典签，监视出任方镇的宗室诸王和各州刺史，实握州镇全权，故典签又被称为“签帅”。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官制度，由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将人才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以便选拔官员。这一制度后来被门阀世族把持，评定人才主要侧重于门第，而被选用的官员也主要来自士族，成为门阀巩固权力工具。然而，九品中正制并非刘宋选官制度的全部内容。刘宋时期，人才还有其他途径可以进入仕途，如辟署、察举孝秀、学校入仕等。

辟署，亦称辟除、辟举、辟召等，分为中央长官辟署和地方长官辟署两种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府、卿署、军府、州郡府下的缘属佐吏人数庞大，其中大部分是由长官自行辟召而来的。直到隋代，这些缘属佐吏的任命权才被收归中央政府。东晋安帝义熙时，掌握了军政实权的刘裕就着手恢复了秀孝策试制度。根据《宋书·武帝纪》记载：“（晋安帝义熙七年）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刘裕即位后，继续亲自策试秀孝。《宋书·武帝纪》载：“（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扬州秀才顾练、豫州秀才殷朗所对称旨，并以为著作佐郎。”《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记刘宋察举： “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刘宋建立后，开始恢复学校制度。学员们可以通过学校策试入仕，这一制度在南朝时期也是重要的入仕途径之一。

南朝存续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很少修订法律，基本上是沿用《晋律》，再以大量的令和科作为补充。刘宋时期，未颁布新的律法，只是制订或废除一些令、科以补充或完善晋律。如永初元年（420年），废除了“无故自残者补治士”，永初二年诏定杖罪之科；元嘉年间有酒禁、戒坛铸佛像造寺观等科。大明七年，修改了“隶杀长史科”。

南朝时期，最高的军事统帅是大将军兼都督中外诸军事，但南朝君主往往故意空缺这一职位，亲自掌控兵权。例如，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一直亲自掌握兵权，成为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

南朝沿用前代的都督制度，派遣都督率军驻守地方。通常，都督还兼管其辖区内的重要州、郡的刺史或太守等地方官员。有的都督辖区有数州，有的则统辖若干州中的几个郡。例如，宋帝刘义隆在未即位前，曾任“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

南朝宋的军队分为中央宿卫军和地方军队两大类。根据《宋书·百官志(下)》的记载，中央宿卫军的统帅分为领军将军（资历浅者称领军或中领军）和护军将军（资历浅者称护军或中护军），分别负责内外军的指挥，此外还有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各类将军名号。领军将军统率京城内的宿卫军（内军），而护军将军则负责京城外的宿卫军（外军）。鉴于当时战事频繁，军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将军名号颇多。当时大部分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都带有将军的名号，但他们并不一定亲自统兵，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提高其地位。刘宋的将军头衔，一般分为征（如征东、征西、征南、征北）、镇（如四镇）、安（如四安）、平（如四平）等序列。最尊贵的是征东、征西，而特别尊贵的则再加上“大”字，称某某大将军。如果单称大将军，则必定是把持朝政的权臣。除了上述将军名号，还有骠骑、车骑、中军、镇军、抚军、左右前后将军等其他将军名号。

方镇军则是各方镇的都督统领的地方军队。为了控制方镇军的规模以免威胁中央政权，南朝皇帝多次调整行政区划，削减都督所统方镇军的编制人数，以削弱地方势力。除了都督、太守统领的地方军队外，还有郡县兵，主要用于维持地方封建秩序，有时也被调遣参与作战。此外，还有乡兵，乡兵又称部曲或私兵，是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

南朝军队有步兵、骑兵和水军，以军为最高建制单位，军的主将称军主。军以下设幢，长官称幢主。如刘骏攻刘劭时，将军队分为“三幢”，任命刘道隆等3人为幢主。基层组织是队，队有队主、队副。

南朝时期，国家财政事务由尚书台负责。《宋书》卷三九《职官志》记载：“尚书令任总机衡。仆射、尚书，分领诸曹。” 其中，尚书右丞负责主管国家财政。而为了避免出现东晋时期被强臣控制财政甚至政权的局面，刘宋皇帝强化了对财政权力的掌控，具体表现为直接掌握大宗财政支出的审批权，《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提及：“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说的就是大宗支出须经皇帝批准。其次是皇帝通过中书舍人或中书通事舍人介入尚书台，间接地强化对财政的控制。

台传是刘宋时期中央派驻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其长官称台传御史，又称台使，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的钱又称“台钱”。设立台传的初衷在于加速赋调的征收，并迅速转运上供中央财政，后来台传还兼有和市的职能。此外，鉴于东晋时期“主弱臣强”和强藩反叛的教训，刘宋为加强对地方政治的控制，派皇子或宗室出镇重要州镇的长官，同时还委派亲信担任典签，监视王侯在地方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州府军政和财政的控制。

刘宋时期，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田租、户调，计征田租和户调以资产为依据，尤以田、桑、屋三项为主。田租和户调，主要征收的是“谷物”和“布匹”。刘宋采用计口（丁）税米制，主要征收本色谷物。对于户调，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十二月重新规定为：“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即每户一年需交纳四匹布。但这只是平均税额，实际征收时要“围桑品屋，以准赀（zī）课”，即根据各户的资产来确定应交纳的税额。除了布匹，刘宋政府还会征收绢绵。

除了田租和户调，刘宋的国家财政收入还有商税、杂税及屯田收入等。刘宋时期的商税、杂税相当繁重，皇帝时常发布“优减”令以减轻商税负担。例如，刘裕于永初元年（420年）七月下诏“优量减降”市税。卹（xù）钱则是刘宋政府的另一项收入。卹钱，指的是代役金，即以钱免去徭役。屯田则是刘宋时期一些军州的一项收入，也是就地供应军粮的重要方式。屯田的劳动者有士兵，也有武吏之类的官府依附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分为普通民户和特殊民户两类。普通民户主要包括地主、农民等，特殊民户包括兵、僧尼奴隶、杂户等。国家统计户口时一般不包括特殊民户。东晋南朝时期，普通民户的户籍分为两种，用黄纸制成的土著居民户籍和用白纸制成的侨民户籍，前称黄籍，后者称白籍。

在黄籍上要登记每个民户成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比如妇人的身分（妻、继室、妾），子的身分（长幼顺序、嫡庶）等。黄籍上还需注明年龄，因为这跟赋役相关。刘宋时期，为逃避赋役，虚报户籍年龄的做法十分常见。死亡、逃亡、在役或患病者也需要在黄籍上注明，以确认其不再服役的身份。由于士族享受免役优待，而是否为士族主要取决于宦和婚，所以在黄籍上也要注明这两方面的情况。宦是指做过什么官。婚是指和哪些人家通婚。宋大明五年（461年），孝武帝下诏说：“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杂婚”指士族和非士族通婚，按当时规定，士族杂婚即丧失士族资格，所以宋孝武帝才使他们补将吏。此外，黄籍还要登记民户的门第等级。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实行给客制度，规定官员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佃客作为他们的合法户，这些佃客需要登记在主人户籍的后面，称为附籍。

有关白籍的文献记载相对较为有限。《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中提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即需要在白籍上注明侨民的原籍，这似乎是白籍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在白籍上注籍的人免除正常赋役，所以在白籍上登记的事项可能较黄籍少一些。

土断和检籍是南朝时期实施的两项重要政策。土断是指以土著为断，指以现居地为准，将人户著之于籍，而检籍则是对户口进行清查。土断与检籍在南朝时期紧密相连，实施土断往往需要先进行检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人迁徙至南方避乱，被称为侨人。土断制度主要解决了当时侨州郡县建制和侨人户籍两方面的问题。南朝宋历史上进行了多次土断，早在晋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年-413年），刘裕主持了“义熙土断”。此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和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年）也进行过土断。土断的方式包括废置部分侨郡县或调整它们的隶属关系，例如在大明年间的土断中，侨池阳县划归新野郡，清水县划归顺阳郡，还有直接给予侨郡县实际土地。侨郡县获得实际土地后，寄寓性质即告消失。总体而言，历次土断中，侨州郡县主要是获得实地而非被省并。

刘宋时期铸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钱币。最早的是文帝元嘉七年（430年）铸造的四铢钱，其形制略仿汉朝的五铢钱，厚重的有三公分半，普通在三公分以内，也有更轻的。有的四铢钱背面带有星点，有的面背都有星点。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又改铸孝建四铢，一面铸有“孝建”二字，另一面仍为“四铢”二字。后来又除去“四铢”二字，只留“孝建”二字，重量约一公分左右，变成为二铢钱。永光元年（465年）又铸二铢钱，文字改为“永光”，此外还有景和年号的钱币和“两铢”钱。

刘宋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司马晋政权存续的一百五六十年间，没有正式铸造钱币的记载，刘宋政权结束了这一状态。自西汉武帝铸造五铢钱以来，历朝一直沿用这个名称，除非是不使用重量单位为名，如新莽和吴、蜀的钱币。刘宋政权改用“四铢”这一新名称，是一项创举。此外，虽然年号钱在刘宋并非首创，但刘宋政权推广了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