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

隶书是中国古代一种汉字字体，又称“八分”“左书”“史书”，起源于战国后期的秦国，是中国书法史上笔法演变的分水岭，是古今文字、象形文字和抽象文字的转折点，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定型于隶书。

隶书是中国古代一种汉字字体，“隶书”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史官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班固的记载，这种文字在秦时“施之于徒隶”，后人也有流传“程邈造隶”的说法。无论是“施之于徒隶”还是“程邈造隶”，过去认为这种字体的最初使用者——在狱中抄写文书的低级官吏在当时被称为“隶”，因此这种字体也就被称为“隶书”。东汉时，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沿用了“隶书”的名称，“隶书”作为指代这种字体风格和形式的书法术语由此正式确定下来。隶书还有“左书”“史书”“八分”等别称。“左书”又作“佐书”，最早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叙》，是新莽时期对秦隶的称呼，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左”有辅佐篆书的意思。“史书”是西汉后期和东汉早期对隶书的一种别称，根据段玉裁的考证，汉代史官善于使用隶书，因为隶书能帮助他们便捷地书写大量文字，汉代史书也多用隶书写成，于是隶书也就有了“史书”的别称。“八分”一词产生于东汉末年，来源于蔡琰评论他父亲——隶书大家蔡邕的话“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到汉魏之际，隶书笔画更加轻便，蚕头燕尾的特征逐渐淡化，为了与此前旧有的隶体区分，之前东汉中后期的隶书就被称为“八分”，后来逐渐混用，“八分”也成了隶书的别称。

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秦朝官方通行的字体最初是大篆，经过李斯等人的简化后演变成小篆，但小篆字形依旧复杂，抄写繁琐不便。秦始皇在位时刑法严峻，在监狱工作的文书官员抄写狱讼公牍[dú]的任务尤为繁重。于是，这些身份低微的文书或抄写人员在大小篆的基础上，削繁就简，化圆为方，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字体。唐代的颜师古在为汉书做注时，进一步指出隶书是秦朝因得罪秦始皇而入狱的低级官吏程邈在狱中所创，唐人张怀瓘《书断》也持此说。现代学者依据20世纪考古发现的实证资料，基本确认古籍记载是错误的，隶书不太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但程邈应该对隶书的整理、改进工作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考古发现的证据表明，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各诸侯国的文字略有不同，但都出现了从象形文字向抽象文字演变的特点，字形结构开始简化，初步形成笔画化倾向。字体虽以篆书为主，但已经表现出篆书草化、隶化的特点。已出土的春秋时期晋国《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墨迹中，出现了“落笔下按，形成点状然后行笔，收笔尖锋”这样首粗尾细或两头尖形的笔画，已有隶书省易的特点；战国早期楚国《楚帛书》墨迹，文字结体省简扁阔，圆势而有弹性，布局灵活，郭沫若认为已经“接近于后代的隶书”。这一时期的文字，字势渐变为扁阔并趋向横势，笔画有波动感，出现笔画化倾向，虽然这些字还不能被称为隶书，但是隶书的一些特征已经开始显现，属于隶书的萌芽期。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战国《楚帛书》

经过现代学者对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战国后期至秦代初年秦国简牍墨迹的研究，认为其已构成完整的隶化书体，可以确认隶书起源于战国后期。战国后期至秦代，官方通行的正体文字为篆书，但无论是“施之于徒隶”还是“程邈造隶”，秦代下级官员很可能在这种字体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隶书作为民间俗体文字已开始流行。这一时期的隶书被称为“古隶”，处在不断发展、成熟的阶段。隶书由“物形组合”向“笔画组合”过渡，具体表现为结体由圆转变为方折；字形由修长变为扁平；书写由缓慢篆引的长线变为相对急促的短线。早期的隶书作品《云梦秦简》字形趋向平直，已出现掠笔、波挑等汉隶笔法的雏形。西汉早期的刻石往往采用篆隶并用的形式，隶书因其便捷适用逐渐获得官方认可，但还未发展成熟，带有古拙质朴的气息。1957年发现的西汉将军《霍去病墓石题字》就有篆书“左司空”三字和隶书“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十字。西汉中后期，民间俗体文字已经出现了质朴精美、端庄大气的成熟隶书。具有代表性的《居延汉简》出土墨迹方圆相济，用笔的提按和绞转产生粗细变化，有明显波势，蚕头燕尾齐备，结体已经很接近东汉成熟的隶书石碑。从战国后期到西汉中后期，文字以“古隶”为主，处于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其字体已可被称为隶书，并逐渐发展成字形扁平、笔画波势起伏变化、蚕头燕尾的特点日益显著的成熟形式，属于隶书的发展期。

西汉《居延汉简》

东汉时期，伴随着刻石立碑风气的盛行，隶书从缺乏艺术性的民间俗体上升为官方正体，被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书、碑铭和书法作品中。这一时期，已经发展成熟的隶书被称为“今隶”或“八分”，在用笔技巧上，提按顿挫、笔锋藏露的变化丰富；在笔画上，点画形成俯仰、呼应、左舒右展、分张外拓之势；在字形结构上，章法严谨，一波三折和蚕头燕尾的特点显著。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汉灵帝采纳了隶书大家蔡邕的提议，用隶书正定六经文字并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官方标准，参与校刻的还有经学大儒卢植、杨彪、马日磾等人。该石经被称为“熹平石经”，不仅整理了经书内容，也为隶书字体设置了规范化标准，标志着隶书发展达到鼎盛。熹平石经上的隶书文字用笔方圆兼顾，端庄雄健，气势整饬，具有较高的艺术性。除了熹平石经外，这一时期的简帛、碑、碣、摩崖石刻上也有不少隶书代表作品。例如《武威汉简》《曹全碑》《张迁碑》《华山碑》等。其中《华山碑》隶书风格方整、流丽、奇古，清代朱彝尊在《金石文字跋尾》中称它是“汉隶第一品”。

从魏晋时期开始，一直到明代，隶书都处于衰退期。衰退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东汉鼎盛期的隶书过分讲求字画严谨和装饰性，导致点画单调，结体缺乏变化，字形板滞无灵气，尤其是蔡邕等人所刻的《熹平石经》虽然使隶书达到鼎盛，确立了隶书字体的规范标准，但同时也限制了隶书的发展。此前的隶书作品各种形式都得到了充分表现，后人想要进一步创新的余地不大。其二，隶书严谨规范的书写形式与魏晋时期崇尚清谈、自由洒脱的社会风气和审美趋势相违。其三，楷书、草书、行书等字体的出现和兴盛使隶书正体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并逐渐被取代。不过，三国时曹魏政权用古文、篆书、汉隶三种字体刻成《三体石经》，其中遗存的隶书字体颇为珍贵；两晋南北朝时期仍有《好太王碑》《爨宝子碑》等介于楷书和隶书之间的书法作品；唐代皇帝唐玄宗善写隶书，有《石台孝经》《纪泰山铭》等作品，使隶书在唐代曾短暂复兴；宋代的米芾和蔡襄、元代的赵孟頫等也都是隶书大家，但他们的隶书多参杂楷书、行书的笔法，这些书法家也往往兼善各种字体，并非专精隶书，其艺术成就也无法和东汉鼎盛时期的隶书相比。到了明代，隶书风气稍盛，但明代书法家的隶书结字欠严肃，只注重“挑拨平硬如折刀头”的表面特征，远离汉隶古法。明代前期隶书名作有沈度《归去来辞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明代中期隶书以文徵明为代表，他以挑波平硬、斩钉截铁为基调，学习魏晋隶书，缺少古厚气息；明末宋珏转而向汉碑学习，虽未脱去楷书笔法，但已开清代隶书复兴之先，清初郑簠年轻时就曾受其影响。

东汉《熹平石经》（局部）

唐玄宗《纪泰山铭》（局部）

清代考据学大兴，推动了对文字学和汉碑的研究，形成了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隶书在清代迎来了复兴期，虽然在整体上仍不及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但出现了一批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的隶书大家，以郑簠[fǔ]、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郑簠是清朝隶书复兴的先驱者，他向汉隶学习，结合篆书、隶书、楷书的长处，笔法灵动，作品中很少出现冷僻怪异的字，缺点是不够古拙。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开创了“漆书”这一隶书变体，受《下城碑》《华山碑》的影响，点画滞涩凝重，撇捺末尾多上翘，字形扁而不薄，形成了和郑簠不同的风格。邓石如是碑学大师，他对传统隶书进行创新和突破，兼容篆隶、行楷韵味，字形由扁体改为竖写长体，被赵之谦、包世臣称为清代隶书第一人。伊秉绶对汉碑隶书很有研究，他的隶书近似古隶，用篆体笔法，弱化了蚕头燕尾。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批清代书法家以汉隶为范本，同时大胆创新，形式丰富而不受法则约束，隶书得以复兴。直到21世纪，隶书作为一种汉字的书法字体仍受到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

清邓石如隶书

隶书的笔画饱满，展现出字体的力度和生动感，给人以磅礴、豪迈的艺术印象。一般以实笔取势，并不强调提按，点画末端沉着劲敛。用笔以方笔和圆笔结合，增加古朴和厚重感。笔锋逆入平出，转折处形方而笔圆，起笔时藏锋逆入，收笔时不回锋，以空势收住，唯有撇画在收笔时回锋顿笔。下面介绍隶书的基本笔画特点。

隶书中的点，一般根据其所处的位置与方向，将其视为同方向笔画的前段，即“截线成点”，横向点与横画起笔类似，竖向点与竖画起笔类似，左下方向点与撇画起笔类似，右下方向点与捺画起笔类似，收笔则形态各异。可大致分为圆点、方点、重点、轻点、线状点、带钩点、下沉点、上浮点及平点、竖点、斜点、上挑点等。书写点画时需要“一点生动，两点向背，三点呼应，四点连贯，多点参差。”

隶书中的点

隶书横画可分为平画、波横两种。波横一般是一字主笔，最具特色，一般起笔逆锋，中段稍提笔，末尾重按，然后侧锋挑出，常被称为“一波三折”“蚕头燕尾”，是隶书区别于其他字体的重要特征。一个字除了波横外所有的横画都是平画。平画为次笔，大致有短平、长平、上弧、下弧、倾斜几种，起笔藏头，收笔简约回锋或斩钉截铁。

隶书波横常见的波挑

竖画在隶书中起立身作用，是一个字的骨架。竖画一般位于字的中间位置，要求挺健有力，起笔和收笔类似隶书横画中的平画，只是方向垂直，笔锋在末端适当提锋回弹，但不可过分刻画。除了中间位置的竖画外，其它竖画形态随字势而变，风格多样，但若两竖分居左右，一般相向或相对，不可呆滞。

隶书竖画

撇画一般向左下方伸展，有时与向右下方拓展的捺画相呼应，形成分张外拓之势，很能表现隶书特点，在隶书字体中常起到调整字势姿态的作用。撇画可分为四种，短撇如点，有顺写、逆写两种写法；直撇有长短和起收笔轻重之分；弯撇在转折处需依形换锋借势下行；长撇常为一字主笔，起笔可藏可露，有轻有重，收笔一般回锋顿笔。

隶书撇画

隶书的捺画一般起笔逆入或顺入，笔锋向右下方运行并加力，使笔的副毫逐渐铺开，然后顿笔聚毫向上挑出，回锋或出锋。捺画收笔和波横相似，同属燕尾，是隶书的特色笔画。从形态上可分为平捺和斜捺。捺画多在一字之末，书写时需根据倾斜度判断出锋方向，要避免过分的夸张和上翘。

隶书捺画

隶书无钩，钩被折画、撇画和捺画代替，这是隶书区别于其它字体的一大特征。在书写隶书钩时，根据其位置省去，转变为其它笔画，钩势一般用出锋的笔法来替代。

隶书折画是复合笔画，可分成两笔或数笔书写，转折处的折笔是隶书区别于篆书、楷书的重要特点。折笔分为方折、斜折、圆折、曲折，笔锋在折笔处借势换锋，有折而无转，采用提笔换锋涩行的笔法，保持线质的坚与涩。书写折笔时不能下按重顿，需要与楷书的折画相区别。

隶书折画

隶书的结体以方正形状为主，总体上呈现出左右舒展、横势宕逸、收放有致、参差错落的特点。它的字形笔画多为直线和直角，结构均衡、紧凑，追求每个字形的稳定性和几何感，呈现出整体的平衡美。隶书结体注重“分背之势”，波横和掠笔左伸右张，分张外拓，从而使得字形扁平，夸张的同时中宫紧密，重心居中。同时，隶书具体的字形风格多样，因字立形，使字体流动挺拔，避免结体板滞。

隶书的章法强调纵横有序，布局合理。它以直行横平为基本原则，字与字之间的间距适度，整体呈现出有序、统一的排列。隶书注重字形的整体平衡，要求每个字形的大小、位置和形态相互协调，形成整体的美感。这种章法特点使隶书具有整齐、规整的艺术形象，给人以整体和谐的视觉享受。

隶书的书写工具发生过变化。自两汉以来常，隶书多使用硬毫笔书写，能够帮助书写者在字画中展现出笔画的力度和变化，通过笔尖的掌控来表现不同的线条粗细，但缺点是落墨有限，纸墨相发的效果不充分。明清之际，文人开始使用羊毫毛笔书写，这种笔沾墨饱满，笔毫柔软，很契合隶书的写作特点。书写纸张在战国和西汉早期为简帛，西汉后期和东汉多为碑、碣、石经、摩崖石刻，后多用宣纸。宣纸具有良好的墨色吸附和纸面质感，能够更好地呈现隶书的笔迹和墨色效果。工具的选择有助于营造隶书的独特氛围和艺术表现力。

秦隶指战国后期和秦代的隶书，也叫“古隶”“左书”，是隶书的一种早期形态。秦隶在当时属于民间俗体，其字形转折处由圆转变为方折，有明显的波挑之势但仍无波磔[zhé]，结体横势张扬，出现了相对清晰的笔画组合，隶书的“三点水”等偏旁部首也已出现。秦隶的代表有《青川木牍》《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

广义上包括从西汉到东汉整个发展过程的隶书，狭义上专指东汉的隶书，也叫“今隶”“八分”，是隶书的成熟形态和代表，艺术价值较高。汉隶在东汉成为官方正体，其结体左右舒展，呈分背之势，一波三折和蚕头燕尾的特点显著，字形公正端庄，点、折、波横、撇捺等笔画部首已经相对成熟。汉隶总体风格自然古朴，也存在飘逸秀丽、方健整饬、清腴遒劲、疏朗流利等书风。汉隶一般书写在简帛、碑、碣、摩崖石刻、石经、石题字等载体或场合，其代表作品有《武威汉简》《曹全碑》《礼器碑》《华山碑》《熹平石经》等。

一般指盛唐到中唐的隶书，尤以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为主。唐隶的艺术特点有别于汉隶，结体讲求左右对称，体态宽博；笔画光泽丰腴，带有雍容华贵的气度；字形横逸，装饰性强；同时将楷书笔法引入隶书。唐隶大家和代表作品有唐玄宗李隆基的《纪泰山铭》、徐浩的《嵩阳观记》、韩择木的《叶慧明碑》、蔡有邻的《尉迟迥庙碑》、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等。

指清代的隶书。清隶以汉隶为学习对象，结体端庄古朴，兼容楷书、行书、草书等字体的韵味，同时大胆创新，不受法则约束，不同的隶书书法家风格和笔画变化各不相同。清隶大家和代表作品有郑簠的《杨巨源酬于驸马诗轴》、金农的《广陵旅舍之作》、邓石如的《皖口新洲诗》、伊秉绶的《变化气质，陶冶性灵联》等。

全称“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高262厘米，宽123厘米，无碑额，碑文共18行，每行40字，第8行首制字提高一格。碑文记载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的事。碑字用隶书写成，结体方正沉厚，骨肉匀适；笔画规矩而有法度，横画的起笔向下稍按再铺毫行笔，运笔缓慢遒劲，显得筋力丰足，燕尾方形挑出；整体呈现出古朴雄浑的意蕴，是汉隶的代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拓本。

东汉《乙瑛碑》（局部）

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于山东曲阜孔庙。无碑额，四面刻字，碑阳16行，每行36字；左侧3列各4行；右侧4列各4行；碑阴3列各17行，后有韩敕等9人题名。碑文记载鲁相韩敕修饰孔庙，制造礼器的活动，是东汉隶书成熟期的代表作。《礼器碑》字势端庄，结构严谨；横式妥帖，纵式挺拔；笔画细劲雄健，波磔分明，极具力感。整体上看技法规范，左右舒展，大气磅礴，稳重中带有一丝飘逸，整饬中带有一丝变化，有汉碑第一的美称，是汉隶碑刻瘦劲、简洁、典雅的代表。

东汉《礼器碑》（局部）

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立。高272厘米，宽95厘米，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有五列，分别由1行、26行、5行、17行、4行。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因久埋地下而保存完好，是保存汉代隶书字数较多的碑刻之一。《曹全碑》字形扁平，中收外放；用笔有明显的一波三折和蚕头燕尾，笔法外拓，运笔稳健，刚柔方圆兼备；笔画长短搭配，主笔、提按较为明显。整体受秦汉简帛隶书影响，风格婉约，是汉隶碑刻严谨、平正、秀美的代表。

东汉《曹全碑》（局部）

蔡邕[yōng]（公元133-192年），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jiē]，留圉[yǔ]（今河南杞县西南）人。汉献帝时拜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他精通文学和经学，书法精于隶书，后来南朝梁武帝萧衍评价他的字“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唐代张怀瓘也评价他“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因此，汉代一些碑刻多传为蔡邕所写，例如《郭有道碑》《鲁峻碑》《范式碑》等，现代学者基本断定属于附会、托名之作。蔡邕隶书的存世作品为《熹平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采纳了蔡邕用隶书正定六经文字的提议，由蔡邕领导书写校刻熹平石经，至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刻成，立于洛阳太学外，共46石，每石高196厘米，宽97厘米，底座35厘米，每石有35至38行不等，每行73或74字。现存残石约9000字，藏于洛阳、上海、台湾等地的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西安碑林。从残片来看，《熹平石经》的隶书文字用笔刚柔方圆兼顾，气势整饬雄健，字形方正端庄，章法整齐优美，代表了东汉隶书的官方书写标准和时代风尚，在隶书和整个中国书法史上都有重要价值。

东汉蔡邕像

郑簠（公元1622—1694年），清代隶书复兴的先驱者。他的隶书学习汉碑，偏爱《曹全碑》，因而采取字距宽舒、行距紧密的排列规律，同时别体怪字很少，字体规范，具有古朴高雅的审美倾向。郑簠隶书充分发挥毛笔特性，提按对比强烈；横画起笔重顿，特别是笔画较少的长横形成墨点；“雁尾”及部分笔画收尾，任笔锋扫出突显飞白却不加修饰，这些对比、呼应关系，烘托了作品的整体气势。朱彝尊评其隶书为“古今第一”，称其有肆意飘逸与古拙平和共冶一炉之特色。其传世作品有八十余件，有立轴、扇面、对联、书签、序言、匾额、碑版等体裁，样式丰富。代表作有《浣溪纱词屏》《杨巨源酬于驸马诗轴》等。

清郑簠《浣溪纱词屏》

金农（公元1687—1764年），“扬州八怪”之一，清代画家、书法家。他的书法以隶书成就最高，早年向郑簠学习，又从汉碑中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早年和中年的隶书作品竖画起笔呈方形，横画多侧锋，转折处不做提按转换，收笔多不回锋，重落轻提，集浑重奇逸于一体。晚年自创“漆书”，是隶书的一种变体，横粗竖细，甚至有意将笔端截去，如扁刷状，古拙天真，同时大量运用“飞白”“渴笔”，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呈现出怪癖的风格。其隶书和“漆书”代表作有《广陵旅舍之作》《相鹤经轴》《古谣一首》等。

清金农《相鹤经轴》

邓石如（公元1743—1805年），原名琰，字石如，为避讳而以字行，改字顽伯，安徽怀宁人，清代碑学大师、书法家。他深得汉碑意韵，将汉隶融会贯通并加入自己的风格，使他在清代描摹汉碑的风气中脱颖而出，地位极高。包世臣评价他为“国朝第一”，康有为评价他是隶书的集大成者。邓石如以篆入隶，用笔铺毫直行，裹锋而转；结体重心上移，下部舒展，体势宽博开张；笔画遒劲爽利，线条苍茫浑厚。整体形成了严谨缜密、沉着痛快的风格。其代表作品有《敖陶孙诗评十屏》《皖口新洲诗》等。

清邓石如《皖口新洲诗》

伊秉绶（公元1754—1815年），清代隶书大家。他善写古隶，独树一帜，泯去蚕头燕尾和波磔挑脚等特征，康有为称其“集分书之大成”，将邓石如和伊秉绶并举为“南伊北邓”。伊秉绶的隶书作品用笔多篆意，不作夸张；结体重心偏上，布局紧凑充实；他将隶书笔画概括成直线、弯弧和圆点三种形态。整体上形成放胆飘逸、崇尚古朴、趋拙避巧的风格特点。其代表作品有《变化气质陶冶性灵联》《裴岑纪功碑》等。

清伊秉绶《变化气质，陶冶性灵联》

20世纪以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陆续成立了隶书研究机构、书法协会、文化和教育机构，用来传承和发展隶书艺术。1977年，中国隶书研究所成立，这是一个研究和推广隶书书法文化的国家级机构，汇集了大量的隶书书法资料和技艺，为隶书书法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中国最大的隶书学术组织隶书学会成立，致力于研究隶书的历史、艺术、风格和技法，促进隶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此外，1953年成立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下设隶书委员会，2022年5月，第八届隶书委员会成员名单公布，包括委员20人，其中张建会为主任，吴振锋、韩少辉为副主任，耿自礼任秘书长。除了专业的书法研究机构外，民间书法培训机构也多有隶书班，培养隶书人才。中国还会定期举办地方性和国家级的隶书大赛和隶书展览，鼓励广大书法爱好者从事隶书创作，同时学习前代和当代的隶书经典作品。在传承隶书时，要以汉隶为基，追求平正、工稳，得朴茂、雄伟之势；以简帛等为准，兼融篆法、草法，表现自然、高古、率意、通畅之姿；以清隶为师，张显个性语言，呈现自我风格。

20世纪以来随墓葬发掘、考古工作出土的，以先秦简帛和汉代石碑为主的隶书墨迹获得国家文物保护机构的专业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成立了一批隶书书院和博物馆，用于保护并展示隶书书法作品。北京隶居于1984年成立，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展示隶书艺术的书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也藏有清代书法家王时敏的《隶书七言律诗轴》等隶书作品。此外，中国一些顶尖学府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都设置有古文字研究中心，对出土的隶书墨迹有积极的保护作用。进入21世纪后，随着数字化技术和影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隶书书法文化的数字化保护陆续开始进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数字资源等，保存了大量有关隶书的数字化档案、图片及视频，民间隶书爱好者也通过互联网上传和分享隶书资料，专业隶书书帖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检索获得。此外，还有例如“中国书画家”的手机应用软件，可以为书法艺术爱好者提供专业书法字帖，对隶书的普及和流传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

隶书在古代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隶书的结构规整、笔画清晰，适合用于书写文书、官方文件和碑铭等重要文献，它的规范性和可读性使得信息传递更加准确和清晰。在东汉，大量的官方文书、史书、石刻碑铭都用隶书写成。此外，隶书上承篆书遗则，下开魏晋楷书、行书、草书诸体先河，在学习中国古代书法的过程中具有桥梁作用，要学好楷书、行书、草书，必须要懂隶书。因此，学习书法多从隶书入手，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从隶书开始学习书法的。同时，主写其他字体的书法家也多受到隶书的影响，例如欧阳询的行书就受到了隶书的影响。

隶书在书法史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重要的地位。汉隶和汉碑古朴自然，唐隶雍容华贵，清隶则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历代隶书大家的作品都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瑰宝。隶书结体稳定舒展，章法整齐，笔法工整有力，表现出优雅和庄重的美感。这种庄重工整并非死板呆滞，而是能守亦能变，既庄重又便捷，如晋代成公绥《隶书体》所说：“适之中庸，莫尚于隶。规矩有则，用之简易。”隶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汉字规矩简易的审美，是最早出现明显笔画的汉字字体，汉字方块字的特点定型于隶书。隶书为章草、今草、楷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书写其它字体的书法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现代书法名家潘伯鹰先生认为，草书和楷书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楷书的横画、折画都明显受到隶书的影响，章草的用笔有隶书直截了当的特点，张芝《秋凉平善帖》、王羲之《十七帖》就表现出隶书向章草过渡的痕迹；唐代张旭的狂草就引入了先秦两汉篆隶书的用笔；颜真卿引篆隶入楷，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由于隶书在东汉的兴盛，中国书法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书法理论和审美艺术的思想。东汉末年的隶书大家蔡邕创作了《笔论》，对书法的艺术美进行了深刻探讨，将任情恣性视为书法的本义。

隶书是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形成隶书的隶变过程是一次书法革命，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这一过程所体现的简化和标准化趋向符合社会文化和审美的要求。从隶书开始，中国的汉字从象形文字转变为抽象文字，进入今文字时代，为书法走向自由写意化和艺术道路创造了前提和基础。隶书是一个复杂与简单的分水岭。上追篆籀[zhòu]，下开楷草；隶书的确立使我们的文字骤然简易起来，更容易普及文化与知识。同时，汉碑、石经中的隶书文字保留了丰富的两汉文化内容，为学习历史、研究古代文化的学者提供了素材和展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