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

道教是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其吸收了原始宗教的内容，又融汇道家的黄老学说为旗帜和理论支柱，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学派的修炼理论、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成份，进而追求与道合一的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其核心目标是修道成仙。他们将老、庄哲学中关于“道”的思想加以宗教性阐释，并将其人格化，衍生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 之后，又衍化出了道教“三清”尊神。同时，道教又吸收、创造了许多神仙，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神仙系统。

道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自发的原始宗教在演变过程中，将各种巫术、禁忌、方技术数、鬼神祭祀、民俗信仰、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又融汇道家和神仙家的黄老学说为旗帜和理论支柱，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五行家、医家、方技家、养生家等诸学派的修炼理论、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成份，在劝世度人、长生成仙，进而追求与道合一的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它吸收了老（子）、庄（子）哲学中关于“道”的思想，将其从宗教角度加以渲染发展。同时也以“道”为信仰为核心，将老子尊为道教教主，故称之为“道教”。《魏书·释老志》中便称道教出自老子，同时该书也是较早明确以“道教”称之的文献。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则称之为“道家之教”。

其实，最早“道教”一词是指称儒家的“先王之道”。自汉末至魏晋，如《三国志·魏书》《牟子理惑论》《晋书·王导传》等，朝臣儒士所讲的“道教”，皆指儒家的礼乐制度、纲常名教而言。此种观念，传至南朝，遗风犹存，但同时期的佛、道二教也开始称为“道教”，如《魏书·释老志》《灭惑论》《南齐书·顾欢传》等书中，“道教”一词为“三教”通用，其意是“以道为教”，只不过其中“道”的含义，既可指“老君之道”或“仙道”，又可指“儒道”或“佛道”。至北周时期，道教一词才逐渐被区分开来，据《周书·武帝纪》载，（建德二年）十二月癸巳，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以“道教”为“老君之道”或“仙道”的专有名称，自此，儒、释、道三教的名称上有了明确区分。

先秦时期，思想家老子著《道德经》开创了道家学派，当时该学派另一代表人物为庄子，其著述为《庄子》。《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道是超时空的，为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思，其界属模糊不清，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不可名状，无法认知，但它却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变化的最终依据和普遍法则，老子称之为“玄之又玄”。不同的人可对道有着不同的解说，庄子继承了老子关于道为宇宙本体的思想，并加以进一步的神秘化，并称得道之后，便可以长生久视。

至战国中后期，又形成了以宋钎、尹文、田骈、慎到等人为代表的稷下道家学派，他们继承了老、庄的思想，主张不累于俗，不嗜于物，见侮不辱，情欲寡浅。提出齐万物以为道，顺乎自然，不顾于虑，不谋于智，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并把黄帝与老子相并称。此后随着崇尚黄、老的社会思潮泛起，始于稷下道家学者的黄老学说，逐渐分演成几个流派，在社会上发挥其影响，出现了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体，而又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部分思想内容，被称为黄老之术的新道家。同时期，北方燕齐和南方荆楚等地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这些神仙方士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的终始五德之运的五行阴阳学说，形成了方仙道。

秦朝时期，为了维护秦王朝的统治，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且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至两汉王朝统治者推崇“清静无为”，以“无为而治”为原则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术的指导思想。此法虽然促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及发展，但自汉初以来一直发展的土地兼并之风，造成了大量无地的赤贫农民，加之社会动荡，至汉武帝时期再次爆发了大小不一的农民起义。于是汉武帝再次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祀神求仙的活动，企图通过鬼神的威力为加强统治，当时的思想家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理论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此外，董仲舒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将《春秋》学说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相结合，形成了假托神意制造预言的谶纬之学。西汉末，谶纬之学和黄老学开始向宗教化发展，二者相结合又出现了一种准宗教信仰的”黄老道“，该组织的行其术者谓之“方士”。同时，刘秀靠谶纬之学起家，夺得政权，建立东汉王朝，并将其当成官方之学加以完善，整个社会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氛围下。

董仲舒塑像

东汉明帝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人将其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与当时的黄老道等量齐观。由于佛教是一种外来的成熟宗教，有完整的教义、教规以及教团组织，这对当时的方士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激发了道教的产生。汉和帝刘肇后，政治上形成了外戚与官宦两大集团，彼此间激烈争夺政权，把持朝政，使得本就不稳的东汉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黑暗，广大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百姓渴望摆脱苦难，获取幸福，却又找不到出路时，便将希望寄托与神明，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就有接受宗教影响的内在条件。同时，统治阶级也希望利用宗教消弥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维护统治。深重的社会危机，使宗教成了当时社会的客观需求。

东汉末年，出现了以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传统宗教思想、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并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该书建立了庞杂的宗教神学理论，运用神道设教的方式，宣扬天人合一和善恶报应的思想，以及帝王统治术和封建道德观念。顺帝、桓帝之际，受《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并与农民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等要求相结合，民间相继诞生了早期道教的两大派别，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顺帝时，五斗米道的首领张陵在西蜀鹤鸣山创教，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并造作道书24篇，开始传播五斗米道。其有弟子三百余人，在蜀汉一带和东都洛阳立有二十四治（即教区），为其后五斗米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孙张鲁嗣教后，于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创立，因主《太平经》而得名。十余年间，太平道得众徒数十万，遍及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其下设三十六方，每方各设统帅。后太平道以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开始起义造反之路，因起义军皆头著黄色头巾，故称起义军为“黄巾军”，称此次起义为“黄巾起义”。起义军奋战十个月后虽被镇压，但是也动摇了东汉王朝。

黄巾起义

由于太平道的黄巾起义，使魏晋时期的统治者对活动于民间的早期道教有所警惕，采取了一面打压，一面利用及改造的政策。因此，当时的道教产生了分化，一部分道教徒向上层社会靠拢；一部分道教徒隐遁于山林；一部分道教徒继续活动于民间，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控制汉献帝后便开始网罗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方士、道士。同时，曹操在张鲁归降后，对五斗米教政民采取分化、迁徙的政策，覆灭了其教合一的政权。五斗米教在迁徙过程中，加速了分化，由于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教徒便各自为政，而蜀地的五斗米教（天师道）则仍在继续传播发展。

葛洪画像

同时，魏晋时期的道教被一些如晋哀帝、简文帝等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并传播于士胄高门，吸引了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还产生了如琅琊孙氏、会稽孔氏、丹阳葛氏等一批天师世家。这些士族的加入，引起了道教内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变化。其中丹阳葛洪对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为道教构造了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又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使道教的神仙信仰理论化，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后世道教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如上清、灵宝等反映士族思想的新道派也相继诞生，并迅速得到了发展。

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当时道教派别林立，在寇谦之和陆修静的改造下，道教的教规教戒、斋醮仪范等基本定型。至齐、梁时，茅山道士陶弘景在此基础上，吸收儒、释两家的思想，为道教建立了神仙谱系，充实了道教的神仙学说。又通过编著《真诰》一书，对道教的传授历史作了整理。同时，陶弘景继承道教传统，在修炼理论上主张形神双修，养神与炼形并举，发展了道教的修炼理论。又由于他长期居住茅山，传授上清经法，使得茅山成为了上清派的中心。自此，后人便将上清派径称为茅山宗，并以陶弘景为茅山宗的创始人。

对北方道教进行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是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其在北魏统治者太武帝拓拔焘的大力支持下，以“专以礼度为首”的原则，对天师道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坚决禁绝了利用天师道犯上作乱的行为，废除了“三张伪法”。又整顿组织，加强了科律，增订了戒律及斋醮方面的内容。经改造后的天师道，被称为“新天师道”“北天师道”，成为了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宗教，在北魏境内获得很大发展。此后，北齐和北周也对道教加以扶植，但在天宝六年（555年），北齐统治者下令禁绝道教，致北齐境内皆无道士。而道教在北周却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在北周境内还兴起了一名为“楼观派”的道派，一直传承至唐初。

寇谦之

南朝统治地区则有刘宋道士陆修静开始对道教进行改造、完善。其在总结天师道原有各种斋仪的基础上，以葛巢甫所撰的《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为蓝本，吸取佛教的修持仪式和儒家的封建礼法，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将天师道原有的一两种斋法扩展为包括天师、上清、灵宝各派斋仪在内的“九斋十二法”。同时，又在《道门科略》中，就天师道组织制度方面，提出了一套改革方案，其内容主要是恢复和健全“编户著籍”和“三会日”制度；建立和健全道官祭酒依功受箓和按级晋升的制度，废除父死子继的陈规，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将封建等级制的服饰制度引入道教，以巩固道教内部的等级制度。经其改革后的天师道，被称为南天师道。

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在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利用道士大造舆论，立国后，道士张宾与焦子顺等受到提拔重用。虽然当时的统治者以崇信佛教为主，但在宗教政策上实行的是佛、道并重的政策，而且还用法律的形式对二教加以保护。此后隋代历任统治者对道教也都采取扶植、利用政策，道教的道观及数量也都有所增加。同时，随着国家的统一，南方道教和北方道教逐渐融会。其中茅山宗传往北方的上清经法对北方道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融入了灵宝与三皇经的法箓，是以“三洞”的形式出现的，又由于当时茅山宗成为了道教的主流，因此上清经法在当时被确认为上品经法。而受上清派尊崇的元始天尊，也被抬高到了至尊之位，连“太上老君”也仅为他所传度的弟子之一。在修行方法和道法传授上，隋代道教讲求渐修，其修行内容不仅包括道教的清静养生，而且包括儒家仁义道德的修养；斋醮法式方面主要流行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法；道术方面，除以符箓为主外，也有炼制金丹。

隋末群雄纷起，李渊父子得到了较多道士的支持，利用道教为其夺取天下服务。李渊称帝后将道教教主老子奉为其祖先，登基后，李渊即对道教大加提倡，并努力提高道教地位，直接表明“道大佛小”的观点。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沿袭崇道政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再次下诏规定道教高于佛教。高宗李治嗣位之初在宗教政策上，仍继续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显庆五年（660年）后，政权落于武则天之手，虽然崇道的政策逐渐开始变化，但李治仍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首开唐王朝统治者给老君册封尊号的先河，将老子尊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并立祠庙加以祭祀，又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皆习，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同时，还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观。

武则天掌握实权后，佛教势力渐大，至上元元年（674年）佛、道二教达到了平起平坐的格局。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后，对道教采取既利用又抑制政策，道教彻底被佛教压制，直到睿宗时期，道教才恢复至佛、道二教“齐行并集”的形式。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后，再次大力推进崇道政策，促进道教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时期。其不仅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热潮。又以《道德经》为诸经之首，积极开展对道经的搜集、整理及传播，倡导斋醮和制作道教乐曲。同时，还订立普天之下诸州均须遵守道教节日制度的，大力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设置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设置玄学博士，以“四子真经”开科取士。

盛唐时期的崇道措施，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奉道风气。涌现了大量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等，他们从宇宙论、人生论、道德论、人性论、政治论、仙学论、炼养论及斋醮科仪方面，大大推进了道教理论建设。以茅山宗为主的各道派也相互融合兴盛，各个道派原本具有的鲜明特征，逐渐在教理教义和宗教仪式上相互渗透，呈现出相互交叉的状况。

唐玄宗时期，道教发展至顶峰，然而突然爆发的安史之乱导致各地的道教建筑、设施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伴随着李唐王朝的日渐衰落，道教也相对由盛转衰。但玄宗之后的肃宗、代宗、德宗都信奉道教祈禳之术，而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和宣帝等均迷信道教的神仙方药。统治者们都继续沿着“尊祖”“崇本”的政策，采取了许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后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至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藩镇拥兵自重，形成了封建分裂割据的形式。道教整体处于发展的低潮，南北各地宫观毁坏，道士逃散，经书亡佚。但当时仍有不少崇信道教的帝王，依然奉行崇道政策，因此还存在一些如杜光庭、闾丘方远等著名道教学者致力于道教神话、理论、道术、斋醮科仪的研究和建设。

北宋时期，中国又归于统一。宋太祖赵匡胤曾利用符命为夺权制造舆论，称帝后，也对道教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不仅召见敕封苏澄（隐）、王昭素等道士，还将品学不良者斥退出道门，以提高道士的素质；又对张陵以后道教的“寄褐”等陋习进行了整顿。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对道教更为崇重，其在政治上崇尚黄老之治，还积极搜集道书，进行校正。又频繁召见道教徒，不断兴建宫观，崇奉道教尊神和大搞斋醮祭祀活动，扩大道教了尊神的崇奉范围。经过两代统治者扶持，道教逐渐恢复。

至宋真宗时期，宋朝的崇道政策便被推向了第一个高潮。真宗从道教另创一赵姓之神作为圣祖，并制造天神降临维护宋王朝的神话，将道教与王室紧密连接在一起，大搞道教活动，以维护统治。此后的皇帝也沿袭崇道政策。至宋徽宗赵佶即位后，又形成了北宋的第二个崇道高潮。其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又仿照朝廷官吏品秩，设立道阶、道职，提倡学习道经，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并大兴宫观土木，称道教为“正教”，道教的地位几乎达到了国教的地步。

宋徽宗

北宋时期道教的符箓科教道法特别兴盛，不仅统治者重视和支持，每逢重要事情都要请道士设醮建斋做道场，而且形成了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当时，符箓派中最有影响的名山是龙虎山、茅山和阁皂山，合称“三山符箓”，分别代表符箓道教的三种不同教法。此外，这一时期还诞生了新的道派，分别为以林灵素、王文卿二人为代表的神霄派；以饶洞天为代表的天心派，二派均为符箓道法别派。又有陈抟、贾善翔、张无梦等许多高道，从内丹、理学等各个方面发展了道教理论。

北宋王朝在北方金国的攻击下，宣告灭亡，社会再次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偏安于江南的南宋小朝廷，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统治者需要借助宗教之力来维护其社会秩序，老百姓也同样有渴求宗教的需要。南宋统治者对待道教的态度，基本上与北宋统治者一致，但并未出现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及崇道抑佛的极端行为。高宗赵构即位后，对道教有所抑制，但仍尊崇道教，其曾下诏“罢天下神霄宫”，限制建观、度道士出家的名额。但当时国力羸弱，高宗为力求保国延祚，消灾免难，又时常去宫观参拜，求助于神灵的护佑，并效法真宗，任命了大臣为宫观使或宫观提举，这一政策贯穿于南宋的始终。在道教信仰上，南宋王朝把“崔府君”及“四圣真君”作为皇室的保护神而加以祠祀，还将历代朝廷崇祀的昊天上帝及北宋以来皇家奉祀的诸神祇，沿例加以崇祀，祭天祀神，成为定制。

由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扶植，使传统符箓道派相当兴盛，其中又以江西龙虎山正一派影响最大。该派自北宋末第30代天师张继先始，吸收内丹术改进其传统的符箓道法，形成“正一雷法”。至南宋时，得统治者倚重，使正一道成为官方指定的道教诸派首领被视为“道教正宗”。而道教内部和社会上却盛行内丹修炼，各符箓道派吸收了内丹思想，又分化出许多符箓新派。此外，当时还存在被后世称为金丹派南宗者，该派宗承北宋张伯端的内丹学说，又兼行雷法，提倡儒、释、道三教归一。因其以张伯端为祖师，故又被称为紫阳派。

金国在完颜晟迅速占领辽、宋统治下的广大地区以后，在其统辖的地区里，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各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使其内部的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金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倡导女真与汉族融合，其中一些汉族士人不愿与金朝合作，又不愿参与统治者的斗争，便走向隐遁之路。因此在金朝统治的山东、河北一带便出现了由一些汉族士人创立的新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其中，太一道崇尚符箓，其所传太一三元法箓系由天师道符箓秘法演化而来；真大道以老子《道德经》为本，融合道、儒、释三教，提倡自食其力、少私寡欲，不谈飞升炼化、长生久视，与符箓派和丹鼎派道教皆有所区别；全真道则继承了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思想，又倡导三教合一说。三派建立后，均受到在野汉族人士的向往，参加者不少，因此也引起了金廷的关注。金朝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便对这些道派给予了扶植。

蒙古人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大元帝国，境内民族众多，信仰各异。元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在成吉思汗时期，便确定了兼容并蓄各种宗教的政策，对境内的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一体优待。此政策，也为其后的历代元朝皇帝所遵循。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为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不仅利用儒学，也对道教也表示了尊崇。这一时期，诸道派均更加兴盛且逐渐合流，其中又以全真道和龙虎山正一道尤为兴盛。

己卯岁（1219年），成吉思汗诏请丘处机，至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丘处机到达阿姆罕河南岸（阿富汗北境）成吉思汗的军营。此后其得成吉思汗的宠信。两年后，丘处机东归，成吉思汗授其虎头金牌及玺书，令其掌管天下道教。抵达燕京后，丘处机大力发展全真道，使其成为当时最为显赫的道派。之后又经尹志平、李志常等相继掌教，全真道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期。李志常晚年时，由于佛教和道教间矛盾激化，元宪宗五年（1255年）和宪宗八年（1258年）全真道与佛教在御前展开辩论。由于统治者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全真教皆败北，其发展的势头也戛然而止，逐渐走向发展低谷。

全真七子

直到忽必烈继位后，全真教迎来转机。在忽必烈执政期间，采取崇道政策，对道教采取有限的支持和适当地抑制。之后随着忽必烈统一江南，全真道也开始向南方大举传播，许多南宗道士或投入全真门下，或自称为全真，并将南北二派之学相互交融。之后丹鼎派南、北二宗逐渐合二为一，成为全真道南、北二宗。至元成宗铁木耳时期，全真教掌教再度获得统治者信赖，其组织也获得正常发展。但元室对全真道采取的仍是利用加抑制的态度，全真道士的身份也由谋士蜕变为设斋祈福的道士官僚。

忽必烈执政后，统一了全国，当时江南地区道派众多，其中以龙虎山天师一系为主流，故受到忽必烈的关注。至元十三年（1276年）起，第36代天师张宗演得到忽必烈恩宠，正式获得天师头衔，并主领江南道教，从此就成为定制，被元代诸帝所承袭，天师一系皆得敕封，主领三山符箓，掌领江南道教，龙虎宗也逐渐成为南方道教的核心。至元十四年（1277年），张宗演返回龙虎山，将张留孙留在京师，张留孙留获得元室的信宠，创立了玄教。之后，龙虎宗的活动都以玄教为核心进行，玄教掌教人，则作为天师在京都的代理人，代为处理原本该由天师处理的事务。虽是如此，但玄教仍未脱离龙虎宗。

元代时，新旧符箓道派之间的界线并不严格，法术、教义、方术等都很接近，各派之间已有相互交融的现象。天师一系掌管江南道教后，又促使各道派之间有了更广泛的接触，至元代中、后期，龙虎宗、茅山宗净明道、神霄派等新旧符箓派逐渐形成了正一道。大德八年（1304年），张与材正式被敕封“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

明朝的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后，即制定了三教并用，以儒学为主，道、佛为辅的宗教政策，并为其继任者们一直奉行。朱元璋对正一道优礼有加，敕令正一教主张正常永掌天下道教事。自此，道教整个教权全部都掌握在天师及正一道手中。但鉴于元末道教发展过滥、道士腐化堕落等现象，朱元璋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整治和管理。先是将道教的最高机构划入礼部，又设置了出家的条件，还定下了由国家颁发度牒的制度，同时也严格控制宫观数量，严禁私建寺观。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正式设立道录司总理全国道教，将道教分为正一、全真两种来加以管理，两派道士的度牒和职衔均不相同。此后，道教派别正式由官方划为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派。

明成祖朱棣夺取继位后，在对道教加强管理的同时，又大肆崇拜，其中以真武神信仰最盛。曾下令，岁时遣官致祭真武，又在武当山兴建道观，以供奉玄武。此后对真武神的礼奉，成为了明皇朝的定制，武当道教的发展也得到大大的促进。至明宪宗时期，崇道尤甚，皇帝实行僧道官“传升制”，导致宠道泛滥，道官、度牒制度被破坏，出现了倒卖、伪造度牒的情况。到世宗朱厚熜继位后更是一反佛、道并崇的传统，专以扶植道教为事，其宠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禄；广建斋醮，迷信乩仙、丹药、方术等，甚至为父母及自己加封道号，将自己视为“道教皇帝”，明王朝几乎成为了一个道教王国。

明世宗朱厚熜

而全真派随着元王朝的覆灭，入明以后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仅有张三丰、孙玄清等寥寥数人受到明皇室的钦重。该派在明代以武当山一脉最为活跃，又有以张三丰为祖师的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丰派等系别有所发展。明中叶后，正一道在上层的地位日渐衰落，全真派却开始崭露头角。嘉靖年间，陆西星创道教内炼东派，主倡阴阳双修，并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丹法，使道教丹法逐渐走向民间。同一时期，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也较为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或多或少吸收了道教的思想内容、神灵系统、符箓斋醮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白莲教、黄天教、八卦教等，都带有浓烈的道教色彩。此外，明代道教在文化思想的其他领域，如戏曲、小说、诗词、音乐、绘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影响，随着这些戏曲、小说在社会上的流传，道教诸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有的还成为行业神，被加以崇奉。

清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信仰萨满教，入关后又接受了佛教，对道教缺乏信仰。但是要统治全国，又不得不利用传统的道教，因此，清统治者对道教采取的政策是在严格防范和抑制的条件下加以利用，且抑制不断加强。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对道教尚沿明例加以保护，抑制的程度较为宽松。顺治与康熙皇帝对正一道首领恩威并施，一面敕封天师，一面又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而雍正帝是清代最为优待和重视道教的一位皇帝。他提倡三教一体，主张利用三教为统治服务。

乾隆帝后，清皇室对道教的贬抑就愈来愈强，先是宣布藏传佛教为国教，道教为汉人宗教。道教首领的地位一再被降贬，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也不断增强，道教的组织发展渐趋停滞，道教的处境是日渐困难。正一真人被限制于龙虎山一带发展组织，且不许其朝觐。清代正一道士中，受清代统治者优待者为娄近垣，他也是当时正一道士中唯一能以著述留传后世者。但正一道在民间仍有较大影响，传承不断。同时期的全真派以丘处机门下的龙门派为主体，清初时在王常月等人的振兴下，呈复苏之势，但仍未能得到清廷的特别重用、扶植，其发展也逐渐走向民间，在民间的发展比较兴盛。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治，民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实行信教自由，道教得以合法存在。民国元年（1912年），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龙虎山正一道首领正一真人封号。从此，龙虎山正一道天师再也没有任何封建特权，天师称号成为称呼张陵后嗣的惯例，其传承也是在教内按传统进行，正一道仅作为一个道派而传承不绝，对其他道派失去了管辖的权力。1912年，道教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正一、全真先后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即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都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的道教日式衰微，诸派各自为政，在各地成立了不同的道教组织，犹如一盘散沙。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道教徒们有的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加入“南岳佛道救难会”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在解放战争期间，也都支持和帮助人民解放军。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共同纲领》宣布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从政治上对教徒们加以引导，对广大的教徒采取了团结的政策方针。中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规定尊重宗教感情、宗教信仰自由，不到宗教场所宣传马列主义；同时，宗教也不能干涉社会教育，不可在宗教场所之外宣教布道，允许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的政策，从法律和政策上来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贯彻落实。又因势利导，团结道教界爱国上层人士和下层教徒，给予其参政议政的权利，在政治上与各界人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因此，道教界也引来了重大变革。首先在宫观管理体制方面，废除了旧时带有有阶级压迫性质的管理制度，改为由全观道徒选举有才干者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除传统执事管理的一般性事务和重点宗教活动外，其他宫观内外大事，概由民主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负责人监院只负责执行决定，无任何特权。废除了宫观内外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宪法、法令的惩罚条例规戒，重新制定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新的宫观规约。原本出于生活所迫而并无虔诚道教信仰的道教徒还俗返家，有重大恶迹的少数道教徒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经济方面，旧时宫观所占有的土地在经过土改、房改后，常住宫观的职业道教徒也同农民一样分得土地，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后来又都集体参加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而上层道教徒也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由靠地租剥削收入，转变成自食其力者。在思想方面，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各项政策、措施的颁布和完善，道教徒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日益加深，积极参加了民主改革、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发扬道教义理中合理的内容与新的思想文化相结合，摒弃封建迷信等思想，增加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爱国观念，消极出世思想有了较大改变，增强了爱国建设的责任感。

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并制定了《中国道教协会章程》，从此道教界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统一的全国性爱国组织。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和开展工作后不久，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斗争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等运动，也波及到道教界，道教界的教务活动受到较大影响。许多宫观道院的珍贵文物、建筑遭到破坏。1961年，官方及时采取了“调整”方针。同年，中国道教协会也提出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建立道教学校，出版道教刊物，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计划。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宗教被作为应清除干净的“四旧”之魁首，道教自然不能幸免于难。许多道界人士遭到迫害，道教徒也被勒令还俗，驱逐出宫观。大量宫观、文物、碑碣、经书、法器灯遭到毁坏，道教文化到了被毁灭的边缘。

1978年，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在宗教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文件，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措施。“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道教界人士，陆续平反，一部分宫观发还道教界自己管理。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恢复工作。1982年，中共中央出台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阐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同年，中国道教协会参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汉族地区佛教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提出了《拟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全国重点宫观名单》及一些作为地方开放的宫观的名单。同时，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批准山东泰山碧霞祠、山东崂山太清宫、江苏茅山道院等21座宫观为全国道教重点宫观，这21所道教宫观逐渐恢复了其原有风貌。此后，一些被单位占用、拆毁的地方宫观，陆续也发还或重建，由道教界自主管理。中国道教协会也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成立了“中国道教学院”。

东汉末年，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以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再以救助穷苦、长生成仙、太平盛世等为目标，吸引民众。之后，太平道造反被镇压，而五斗米道在张鲁嗣教后，割据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其政令的实施，是以廉耻治人，诚信不欺诈，令病人自首其过、修路补过等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措施来保证，受到百姓的欢迎。

魏晋时期，五斗米教被曹操分化，其教徒向北迁徙，使得五斗米教的势力、影响扩展到了北方，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而巴蜀地区的天师道仍在继续传播发展。同一时期，道教在江南地区也日渐活跃，北方的帛家道、蜀中的李家道、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等都陆续传入江南地区。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处于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道教也被分为了南方道教与北方道教，与南北政权各自发展传播。

隋代统一南北之后，南北间道士的交往日渐频繁起来，道教的地域性特征也开始被打破，当时茅山宗的领袖人物王远知受隋炀帝殊宠，与其弟子潘师自南方到北方积极从事传教活动。南宋时期，道教以符箓派为主，中国南方素为巫术发源之地，巫风盛行，而正一、上清、灵宝三大符箓道派均以巫术为其重要思想渊源，也都是以南方为发祥地和主要传播地区，因此符箓道教在南方民间流传甚广。

金代，王重阳只身前往山东传教，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活动，先后收马钰、丘处机、郝大通等七人为徒，并建立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以“全真”名其教，徒众遍及山东。王重阳即辞世后，大弟子马钰便为掌教，其余六真便各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一带修炼、传法，其活动中心主要在关中。元代，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统一江南，全真道开始了向南方的大举传播。由于武当山地处南北交汇点上，因而成为其南传的重要基地。全真道士鲁大宥和汪真常二人率徒众修复紫霄、五龙诸宫，并以此为全真道的重要基地，其各度有徒众百余人，此后又相继往南传至苏、浙、闽、赣等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的道教何时传入，尚无定论，有晋代、唐代、明代等多种说法。其传播的主要方式是随大陆移民从闽越一带传入。据《台湾通史》载，唐中叶时期，道士施肩吾率族迁居台湾。之后，明代有福建闾山派道士到台南传道，清代有茅山、正一、清微传入台湾。期间，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道教各派皆传入台湾。中国香港地区的道教何时传入也无定论，但明末时期，当地便有道教在传播，至清代已有不少宫观，该地区主要派系为先天道、全真教和纯阳派。中国澳门地区原属香山县。香山地区早在宋朝便有道教传播，且颇为活跃，主要信奉三清、玄武、天后等神，元、明年朝又增加关帝、北帝等，至清代，建立了太清道观和北帝庙。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支柱之一的道教文化，很早也随着中华民族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走向世界。特别在亚洲地区，有较大影响。同时，它也传播到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

道教始于东汉道教“五斗米道”（即“正一盟威道”，简称“正一道”），其创始人为张陵（生卒年不详），字辅汉。相传为汉留侯张良之后，道门内又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正一真人等。其子张衡被称为嗣师，孙子张鲁被称为系师。据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载，张道陵客居蜀中，在鹄鸣山学道，造道书迷惑百姓，因教众交五斗米而被称为“米贼”。魏晋时期，张道陵的记载开始带有一些神话色彩，葛洪《神仙传》记载，张道陵得老君亲授，修行精进，降妖除魔，治病救人，造福蜀地百姓。此后对张道陵的事迹记载更为丰富，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攥写的《汉天师世家》中称，张道陵在云锦山炼成“龙虎大丹”，云锦山因此得名“龙虎山”，又得太上老君授予三五都功诸品经录等物，道法有成后降五帝、白虎神等。至唐玄宗时期，张道陵被封为“太师”。唐僖宗封其为“三天扶教大法司”。熙宁年间，宋神宗赵顼加号张道陵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司”，元成宗孛儿只斤·铁穆耳加封张道陵为“正一沖玄神化静应显祐真君”。

张道陵

张角（？—184年）是东汉末年的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人。信奉黄老道，常以符水为人治病，宣扬《太平经》，自称“大贤良师”，创建太平道，与弟张宝、张梁在民间秘密传教。十余年间，信徒多达数十万人，遍及幽、冀、青、徐、扬、豫等八州。中平元年（184年）以头裹黄巾为标志，自称“天公将军”，发动黄巾起义，不久病故。其创立的太平道，影响了后世道教的发展。而黄巾起义，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农民起义运动，造就了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覆灭。

晋代道士葛洪（284年—344年）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为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其家道中落后，于二十一岁拜师郑隐（葛玄的得意弟子）。在郑隐归隐后，又相继做过将兵都尉、伏波将军、关内侯等。晋成帝咸和初年（326年—334年）自愿高职低就作勾漏县令，在罗浮山炼丹。其著作有《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金匮药方》《肘后备（要）急方》《还丹肘后诀》《肘后要急方》《隐逸传》等等。其中，《抱朴子》分内、外两篇，内篇不仅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在道教理论建设上有成绩，而且构建了以金丹道为核心的种种修炼成仙的方法，是道教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外篇讲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为上层士族道教奠定了基础，促进道教理论的发展。葛洪在道教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此外，在中国医学、化学等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如《肘后备急方》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对天花病记载的文献，在化学方面，他深刻认识了丹砂的化学特性，铅的可逆性，金属间的置换作用等。

葛洪

北魏初道士寇谦之（365年—448年）是中国道教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摒弃旧的教义和组织制度，改革道官职位的世袭制度，主张“唯贤是授”信守五常；儒道兼修，诵经成仙、持戒修行。同时引佛人道，模仿佛教轨仪，创立道教斋戒符箓的典章制度、推动了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寇谦之假托神意，于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年）自称得太上老君授以“天师”之位，赐以《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传其服气导引之法。泰常八年（423年）又称老子玄孙李谱文下降，授予《录图真经》六十余卷，以及劾召鬼神和金丹秘法，令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后献道书于太武帝，得太武帝宠信后，寇谦之改革旧天师道、五斗米道，制订乐章、建立诵戒新法，被后世称为北天师道。太延六年（440年），寇谦之称老君复降，授太武帝“太平真君”称号，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符箓，改元太平真君元年。后周承魏后，仍崇奉道教，天师道在北方兴盛。

寇谦之

陆修静（406年—477年），字元德，为吴兴东迁人（今浙江吴县人）。其传承不可得知，他既与天师道有关系，又承传鲍靓、葛洪一系；既被上清派奉为第七代宗师，又撰有灵宝斋仪。他自称为“三洞弟子”，不把自己归属于任何道派。宋孝武帝刘骏大明五年（461年），陆修静入庐山隐居修道。宋明帝刘彧泰始三年（467年）奉召至建康，居崇虚馆，广集道经，加以校刊整理，后于宋后废帝元徽五年（477年）逝世。陆修静所撰著述，约有三十多种，其中大都遗失，存世著作收于《正统道藏》中。其编制的《三洞经书目录》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为道教经典的编纂创立了体例和原则。又曾为道教广制斋醮仪范等，为道教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陆修静

成玄英，字子实，初唐著名道士，是陆修静三传弟子潘师正的弟子。著有《道德经注》和《庄子注》。成玄英是唐代论道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其吸取了魏晋玄学、佛教和此前道教的理论，为道教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认为作为世界最高本体的道是“无对待”的“至无”“冥寂”，它本身“不生不灭”却又能产生万物，“至精（道）感激”而生“真一”，“真一”生元气，元气生“天地万物之形”。就道的现象而言，道是非无；就道的本体而言，道是非有，所以道是深远幽微、非有非无的“玄”。这样的“玄”自然是不可言说的，“至道绝言，言即乖理”，所以既要排谴“滞于有”和“滞于无”的偏见，还要排谴滞于“非有非无”，即“玄”。也就是要“谴之又谴”，以追求“玄之又玄”的道，即“重玄之道”。这里使用的是佛教中观学派的正、反、离、合的四句否定论证模式，如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以病和药的关系为例，即药是治病的，病好了，药便无用了，所以要将药也谴去，就是重玄之理。

王玄览（627年—697年）本名晖，法名玄览，唐初道士。其对道教、佛教的经典都加以钻研，对相面、风水等方术颇有研究，他的著作有《遁甲四合图》《真人菩萨观门》《混成奥藏图》《九真任证诵道德诸行门》《老经口诀》等，他弟子王太霄将其语录汇编成《玄珠录》两卷。王玄览借佛教“空”的范畴来理解道体，他认为道体的实质是空，但不是什么也没有的无，它能够转化为用而响应物之感，顺化万物。道体的空就像镜子照物，所照之物各各不同，但镜子本身不变不动，不执着于某一物，空空如也。他还用“寂”的概念来解说道体的性质，认为“道体”的本性是“寂”，即“真体常寂”，认为道动而生化万物之后仍然能复归其本来的寂静。王玄览把成玄英、李荣“双谴双非”的重玄之道推进了一步，认为道既离妄，又离真。也就是说，矛盾的两个极端都是偏，不能执着，要守“中和之道”。但“以中为用”仍然有被执着的可能，应该把“中”也谴掉才是真正的“滞于不滞”。

司马承祯（647年—735年）字子微，曾经师从潘师正，学习符箓、辟谷、导引、服饵等道术。其著作有《坐忘论》《修真秘旨》《修真秘旨事目历》《天隐子》《洞玄灵宝五岳名山朝仪经》《上清天地宫府图经》《上清含象剑鉴图》《道体论》等等。因受学习上清派法术的影响，司马承祯在其早期提出了与这些法术相一致的“道气冲凝”的哲学本体论，继承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并作了发展，认为道产生“混元”之“一”，是气的“几”而动生、“微”而顺化，二者交融的结果。“冲”表示分化，“凝”表示构造，混元之气冲而分为二，凝而为形体，就成为天地，天地交通成和，于是人和万物开始产生出来。司马承祯以气释道，用道的几、微、冲、凝来解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以此为基础，司马承祯又提出了炼质登仙的理论。他认为，人虽然与万物一样是道气冲凝的结果，但毕竟人还有比万物优越的特征，人与天、地合而构成三才，内含阴阳之精、五行之秀，所以“能通玄降圣·炼质登仙”。

杜光庭（850年—933年）字宾圣，号东瀛子，唐末五代时期浙江缙云人，是茅山宗司马承祯一系的多传弟子。其曾任麟德殿文章应制、光禄大夫、大学士，先后被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杜光庭学识渊博，遍及三教，主张“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分别”，强调融通三教:“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著作遍及道教的各个方面，流传在世的尚有二十多种，如《道德真经广圣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广成集》《历代崇道记》《道门科范大全集》《太上黄箓斋仪》等等。

杜光庭

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对在他之前六十家所注解的《道德经》，进行了重玄、因果、儒家、佛教等侧重点和角度的分析总结，其中他尤其推崇唐玄宗之注，并本着重玄的基本思想作了补充和发挥，以“不滞有无，不滞中道”对以往“重玄之道”思想进行了概括。杜光庭对道与气的关系作了多方面的阐释，他把道直接等同于气，将本体与本源合而为一成为“混元”，目的是把本体论和本源论统一起来，更好地解释在万物衍生的过程中道与气的关系，即“混元以道气生化”。在万物衍生的过程中，道的功能体现为衍生；气的功能体现为衍生这一运动的具体活动。杜光庭又对道与德的关系做出发展，他从“道者，德之通；德者，道之功”为基本点出发，从本迹、理教、境智、人法、生成、有无、因果七个方面，详细辨析了道与德的体用、同异关系，这对道教道与德的关系的争论作了一个系统的总结。此外，他还对无为思想、内丹心性修炼思想、道与术的关系、王道政治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阐述，为道教发展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抟（871年—989年）字图南，与吕洞宾为好友。其诗才颇高，写了六百多首诗，又擅长为人相卜，能逆知人意。在后周和北宋时期，陈抟都受朝廷的召见，被赐号希夷先生。其著作有《阴真君还丹歌诀注》《易龙图序》《赤松子诫》《观空篇》《人伦风鉴》等，又有《无极图》《太极图》等流传在世。其中《正易心法注》直接用心领悟卦爻象数的本义，用人体十二经脉的血气周期运行来解说阴阳之学，为内丹修炼服务。《无极图》中认为静极而动，即可得窍，接着依次进入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复归无极”几个阶段。陈抟强调“捐情去欲，静笃归根”，依次超越“顽空”、“性空”、“法空”“真空”四个阶段，达到“不空”而成仙的境界。陈抟还从吕洞宾弟子五龙处得到了“五龙酣卧法”而加以改造成为在后世影响很大的睡功。陈抟的思想对后人影响较大，其《易龙图序》中的河图、洛书成为此后《周易》象数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图式。他力图用象数的方式去描摹宇宙的图景，对宋代理学、《周易》象数学和道教哲学影响颇大。陈抟还开道术易图一体化的先河，对后世道教易学影响深远。金丹派南宗的创始人张伯端的思想与他有关。邵雍的思想深受他的先天学的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思想也渊源于他的后天之学。通过邵雍、周敦颐，陈抟的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重阳（1112年—1170年）原名中孚，字允卿。后改名世雄，字威德。入道后，改名喆，字知明，号重阳子。其出生庶族地主家庭，后迁终南县刘蒋村。金天眷初（1138年），王重阳应武举，中甲科，后为小吏，深感“天遣文武之进两无成焉”，毅然选择入道。金正隆四年（1159年）其弃家出游，自称于甘河镇得异人授以内炼真诀，悟道出家。金大定元年（1161年）在南时村挖穴墓，名“活死人墓”，居其中潜心修持。后功成丹圆，于大定七年（1167年）自乞食，出潼关，前往山东布教，正式树立“全真”旗号。其善于随机施教，以诗词歌曲劝诱士人，以神奇诡异惊世骇俗，先后收马丹阳、孙不二、谭处端、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刘处玄为弟子，被后世称为全真教七真人。又曾于宁海建“金莲会”；于文登立“七宝会”；福山立“三光会”；登州立“玉华会”；莱州立“平等会”。大定十年（1170年）携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四人返归关中，途中卒于开封，葬于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王重阳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合一，提出“三教从来一祖风”的融合学说，全真教尊其为始祖。

王重阳

金朝道士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十九岁时，出家宁海昆嵛山（今牟平东南），师从王重阳。王重阳死后，入磻溪穴居六年，因出现携蓑笠，人称“蓑衣先生”。后又赴陇州龙门山（今宝鸡市）隐居潜修七年，成为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金泰和八年（1208年）章宗赐其所居观额“太虚”“泰和”。贞祐二年（1214年）请命招安山东义军杨安儿，得朝廷器重。兴定三年（1219）拒绝南宋及金朝遣使相召。之后，元太祖成吉思汗遣使往迎。次年偕弟子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等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二年，到达西域大雪山，见成吉思汗。太祖赐号“神仙”“大宗师”。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返归燕京，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又免道院和道众一切赋税差役。此后玄教大兴，王丘处机在燕京（今北京）建立平等、灵宝、长生、明真等八个教会，并于各地建立官观，设坛作醮，从而扩大了全真教影响。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朝廷赐丘处机金虎牌，主领道教。同年七月，其病逝于宝玄堂，殡于白云观处顺堂。之后，朝廷陆续追封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等。丘处机继承全真道法，主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主张修道者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主张清心寡欲，即为修道成仙之本根。

丘处机

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其核心目标是修道成仙。因此，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而这个核心的形成又与道家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有所相关联。道教直接摄取老、庄哲学中关于“道”的思想并加以宗教性阐释，将道说成是“神秘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他们还将神秘化了的元气说与“道”的思想相结合，认为“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将“道”看作是宇宙、阴阳、天地万物的本源，并以此建立自己的宗教唯心主义理论体系。

庄子

道家较为注重养生，在其学说中包含着长生的思想胚芽，如《道德经》中就有“长生久视之道”“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之类的言论，老子更是主张清静无为、抱朴守雌、专气致柔、静观玄览等。庄子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上又加以发挥，在其学说中提及了大量的养生思想，认为通过修炼可以达到得到的境界，成为具有无限神通的“真人”“神人”，道教便继承了这类思想，从宗教的角度加以渲染发展，创造了神仙理论。此外，道士的修行还贯穿了“我命在我不由他”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的寿夭存亡，完全取决于自身是否善于修道养生。

“道”是道家学说的创建者老子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他认为“道”是真实的存在，却“无形”“无象”，因而“无名”“无言”，因此“道”是永恒的“无”。而这种“无”绝非不存在，而是意味着没有任何规定性，即不能往这个“东西”之中填进任何的“观念”，只能说“道”即是“无”。然而，“道”却能包容一切，又化生一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绝对的“无”却能产生所有的天地万物。“道”不是“物”，但是任何的“物”都必然是“道”的产物。这个“过程”中“道”又是永恒的“有”。

“万物”既然产生于“道”，因此“万物”与“道”便具有相同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自然”。“自然”，即是自然的产生，自然的存在，自然的变化，自然的消逝，所以《道德经》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即在“自然”的层次上，“人”“万物”与“道”取得了相同的存在资格。万物从“道”产生以后，再经历了其复杂的生命历程后，又返归于“道”，这个过程叫做“周行”。老子认为，这种思维并非常识，而是超于常识的“体悟”，《道德经》将这种“体悟”称作“玄览”，简称为“玄”。老子认为，倘若“为道之士”掌握了“玄”的“非常”方法，就能认识蕴含天地万物而又无形无名之“道”。

道气论是道教将其所信仰的“道”同汉代流行的“元气论”相结合所形成的理论。《太平经》是早期道教比较系统完整的宗教经典，其思想主张“元气行道，以生万物”，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元气”，然而“元气”的运行要靠“道”来统属，“道”为其“致太平”思想体系中的最高信仰。道教早期的代表经典为《老子想尔注》，是第一部将《老子》神学化的道教经典。在形式上它推崇的最高信仰是“一”，认为“一”处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一”既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本原，也是其最高尊神存在的终极根据，同时道教的教义思想“虚无”“自然”“无名”等，都是“一”的不同表述形式。

道教重玄学是结合老子的“道论”与佛学三论宗的“中道”而形成的理论。其确认了“道”在道教思想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重玄之学盛行于唐代，其尤著者为“西华法师”成玄英和“任真子”李荣，二人皆“精注《老》《庄》”，擅长道论，同为当时的重玄学大师。道教重玄学的核心在于对“玄”与“又玄”（重玄）的诠释和解说。“玄”在老子的思想中实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指向为“道”之“体”；其二是指“识道之方”，即“真道”的特有思维方式，便是老子所讲的“玄览”，重玄学的思想重点即在于后者。

二人认为，“为学”之士多重视“有”的存在，而“为道”之士又多以“无”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有、无相对，争论不决，实际都是思想的执著与偏执。二者需要以“中道”去除“有”"无”的思想偏执，“既不滞有，亦不滞无，二俱不滞，故谓之玄”。为了避免学者又执著于此“玄”，于是就进一步破“玄”遣“执”，认为既要排谴“滞于有”和“滞于无”的偏见，还要排谴滞于“非有非无”，即“玄”。也就是要“谴之又谴”，以追求“玄之又玄”的道，即“重玄之道”。以病和药的关系为例，即在思想上执着于“有”“无”是“病”，必须要用“中道”（即“玄"）作“药”来医治这种“一边之病”。在论“有”执“无”的偏执之“病”治愈以后，医治这种病的“中道”之“药”也要去除，“病去药遣”“玄”与“又玄"，全部从思虑中忘除，"非有非无又非中”，最后达到既超越时空、又超绝言象的重玄之境。

道教心性论是以道性论为中心而展开，其沿用老子“致虚守静”“涤除玄览”的思路和庄子“坐忘”“心斋”的方法，但更强调以心体道，并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方法将修道归为修心，由此而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道教心性论。道性是指潜藏于宇宙万物和生命之中的道，它不但是万物之本性，而且是一切众生修道的基础。心性论既从道体论上来证明人与万物在本性上同源于道，又从道性论出发来探讨道性与众生性之间的异同与联系，以为众生提供修道而能够得道的理论依据。道教心性论正是以“一切众生皆有道性”为理论基点建构的。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以“清虚自然为体”界定“道性”，认为一切清虚自然是“一切有识”的共同本性，修道之要就是要从心性上复归于清虚自然。而修心便是通过“空”或“善与恶”去释放道性，“空”即除去心中烦恼；“善与恶”即以善去恶。

唐代，在道与众生的关系上，王玄览以“性”为基地，认为两者是既相同又相异的辩证关系。司马承祯、吴筠等人则在传统道教炼形养命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心、性、神等范畴，并将性与情对立起来，通过宣扬只有清除情欲才能返本复性，推动了道教理论向追求精神超越的方向迅速发展。成玄英、李荣等人则通过吸取佛教般若中观学的方法，运用非有非无的重玄学方法来辨析道与德、道与物、心与神、心与性等概念，通过对“无心”的强调，要人保持虚静无为的自然状态。

全真道王重阳提倡的“性命双修”，也是“明心见性”的性功与“炼精化气”等命功的结合。是将佛教以自心本有的“般若智慧”去觉悟“自心真性”的一种禅修方法，与儒家的“反身而诚”“去情复性”等相结合，在道性清净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道教的养生修命术作了新的诠释。其主张修道要努力去除情欲而复归于“真性”，即清净的心性，达到“心不起杂念”“诸尘不染著”的内外清净，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这便是“见性”。

神仙思想是东晋道士葛洪的主要思想体系之一，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以神仙可期的思想，逐一展开了“金丹”“仙药”“明本”“登涉”等理论。他认为有生未必一定死，有始也可以无终，对待世上的万事万物，不应一概而论，而是应该看到事物除了具有一般性以外，还具有特殊性。而且，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的所知、所得更为有限。因而，具有特殊性的神仙，是应该存在的。同时他认为，“玄”“道”“一”产生了“气”，“气”包含阴气和阳气，阴气、阳气氤氲变化产生万事万物，人也是如此。因此，人生来就含有阴气和阳气。而成仙之法，就是按照“玄”“道”“一”的自然特性，由阴、阳二气返还到那混沌初开的气，进而达到与“玄”“道”“一”合一的地步，实现返璞归真。葛洪借成仙的理论证明神仙的存在，并为此提出了三种修仙的途径。其一，要以虚静无物的心，来体悟“玄道”，能做到体悟“玄道”，则可以达到逍遥的境界；其二，人与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因此，可以将物质炼制成“金丹”，服食后便可成仙；其三，必须力行善事，且不得中途停止，也可成仙。

外丹也称外丹黄白术，即通常所谓的炼丹术。早期道教认为服食金丹大药可以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因此神仙思想是外丹哲学思想的来源与理论基础。魏晋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派，重视金液还丹，以之为学仙修道的第一要紧之术，经其大力提倡，金丹服食成为当时道教的重要修炼方术。外丹哲学的宇宙本体论，多汲取于先秦道家的观念，认为道即常无，是永恒的，只要同乎大道，便能永生不死的结论。为此，就需先找到“道”在人体中的体现，作为修炼的人手之处。葛洪将“道”称作“玄”，“玄”和“道”一样被看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同时也是万物运动的基本动力。他再通过“玄”推演出方术化的“一”，通过具体地“守玄一”的方术，最后复归于道，从而体道得仙。

阴阳学说则促进了炼丹理论的定型。炼丹术中将能引起化学反应的药物代表阴阳两种力量，道教认为它们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调合成为新的物。因此炼丹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阳播阴化也是变化的方式和动力，而变化也是可以被人为控制的。宇宙的演化过程是从无人有，而从外丹的烧炼过程则是自有返无。如鼎中之物经过“升华”多为粉、为霜，服之则更要“羽化成仙”，又复归于“道”了。同时，炼丹家把时间与空间相互联系，认为位置不同，时间也就不同。有缩短才有延长。丹房中物质变化过程对时间的缩短，才使服用此产物（金丹大药）的人寿命延长。

由汉至唐，道教将长生的希望寄托于金丹，但是对金丹的理解却仅羁縻于外药服食上。唐末五代以后，钟吕金丹派兴起，该派传承下的北宋张伯端著《悟真篇》一书，首次明确指出长生的关键，在于通晓生命的根源—阴阳造化的基本原理。长生的“药物”必须循着老子“道生万物”的脉络，从生命的源头去寻求。他将金丹概念限定为“内丹”，认为通过对金丹的修炼，最终返还于生命之源，从而可以达到“回阳换骨，白日升天”的长生成仙境界。

内丹学是在承袭老子道论的基础上，结合《周易》的象数原理、阴阳五行观念，形成的理论。在老子哲学中，道与万物表现的逻辑联系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教认为，道为永恒者，与道合一，即是长生。而想要与道合一，必须先抓住“道”在生命现象中可以被主体把握到的东西，即某种能使主体生命呈现生机的东西，道教将其称之为“炁”，一种不可见的阳能。而“炁”就是老子所说的“一”，《悟真篇》载，“道自虚无生一炁，便从一炁产阴阳，阴阳再合生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而道由“一”生成万物并回归自身的逻辑过程，在内丹学中则是从生命现实意义上被详细解析为顺逆两种相反的模式。两种模式概括了内丹学的基本原理“顺则生人，逆则成丹”。

• 顺行模式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顺行模式是对生命起源的描述，即道从抽象的“一”，依次经过神、炁、精、形逐渐消逝为生命有形的、有限的存在过程。即虚化神，神化炁，炁化精，精化形。

• 逆行模式为：万物含三，三归二，二归一。逆行模式是对生命起源过程的逆推，即个体通过内丹的修炼，将生命中得自本源的“一炁”依次经过精、炁、神的逐步升华提炼，回归于本源之道，达成长生的过程。即炼乎至精，精化炁，炁化神。

内丹学强调“先天一炁”，在乎“玄关一窍”。道教认为“窍”中所蕴藏的阴阳交感规律贯穿着整个理论体系以及内丹实证的全过程。道教认为阴阳交感规律是一切造化最深奥的根源和法则，金丹便是指坎中真阳和离中真阴发生阴阳交感后凝结而成，即先天一炁，又称圣胎。

道教从“道”的神秘性和永恒性来推出人能长生成仙的结论。他们认为道是有意志的、不可思议的，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它化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人只要修道、宝精、爱气、全神，即可长生不老。在道教看来，精、气、神是人生命的三大要素，人之所以夭亡，是因为精耗、气竭、神衰。所以修炼精、气（炁）、神，就可以长生成仙，以物质存在的永恒性克服生命个体的短暂性。同时，道教以形神理论证明神仙可致。其认为，人的生命分为两部分，一是物质性的“形”，一是精神性的“神”。长生成仙，就是肉体不老，精神长存。人之老死，皆因形体衰朽，神去其形。因此，修性可以固命，养性可以全神，形神永固，则长生可致。

此外，道教还以变化思想论证人能长生不死，通过夸大医药的作用来论证人能成仙。谭峭认为变化是乃天地之自然，变化之术，无所不能。他在《化书·生死》称，人若达化化不间、生死必然之理，“虚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达到有神无形的永恒境界。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论仙》中称，仙人是以药物养生，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所以可以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如果药物制作得法，炼成金丹大药，服之就可以使人长生不死，成为神仙。

道教初创时期，其经籍并不多，主要奉《道德经》，重要的还有《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随着道教的发展，道书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两晋之际，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载有道经205种，近680卷，另有符57种，约500余卷。此后，南朝刘宋时的陆修静“总括三洞”，整理道书，有1228卷，于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编撰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三洞经书目录》，所集经书，按其渊源和传授系统的不同，分三洞、四辅、十二类进行编排。

• “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三部，系承袭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题名。据《道教三洞宗元》《三洞并序》记载，洞真系天宝君所说经，为大乘；洞玄系灵宝君所说经，为中乘；洞神系神宝君所说经，为小乘。“此三君各为教主”，即天宝君为洞真教主，灵宝君为洞玄教主，神宝君为洞神教主。另据《道藏目录·凡例》载，凡托名元始天尊所造作的经典，均收于洞真部，《上清经》属之；托名太上道君造作的经典，均收于洞玄部，《灵宝经》属之；托名太上老君造作的经典，均收于洞神部，《三皇经》属之。道教认为“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圣之首经。”故三洞为道经中最重要的三个部类。

• “四辅”，即太清、太平、太玄、正一的总称，是对三洞的解说和补充。据《道教义枢》《云笈七签》记载，太玄为洞真经之辅，太平为洞玄经之辅，太清为洞神经之辅，正一部则通贯三洞和三太，遍陈三乘，为以上六部之补充。《正统道藏》虽仍分三洞、四辅，实际上分部已经混淆。如《上清经》当入洞真部，今大多误入正一部；《度人经》诸家注当入洞玄部，今误入洞真部；道家诸子注疏当入太玄部，今亦误入洞真部。

• 三洞之下又各分十二类，总为三十六类经，也称三十六部。据《云笈七签》和《道教义枢》记载，所谓十二类或十二部，即：1、本文类：经教的原本真文；2、神符类：龙章凤篆之文，灵迹符书之字；3、玉诀类：对道经的注解和疏义；4、灵图类：对本文的图解或以图像为主的著作；5、谱录类：记录高真上圣的应化事迹和功德名位的道书；6、戒律类：戒规、戒律的经书和功过格；7、威仪类：斋法、醮仪及道教科仪制度的著作；8、方法类：论述修真养性和设坛祭炼等各种方法之书；9、众术类：外丹炉火、五行变化及一切术数等方术书；10、记传类：众仙传记、碑铭及岳渎道观的书；11、赞颂类：歌颂赞唱神灵的著作，如步虚、赞颂灵章、诸真宝诰等；12、章表类：建斋、设醮时上呈天帝的章奏、词等。

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是一种既反映道经传授系统，又反映道书实际内容的双重标准分类体系。但是，因后世道书日益增多，传授系统渐趋混乱，因而三洞的名称有失原义，各分十二类已嫌重复，四辅之下又不分类，在检索上有所不便。故新编《藏外道书》已不采取此种分类法。

《道藏》汇集收藏所有道教经典及有关书籍的大型丛书。从唐朝初年开始编纂，已有近1300年历史。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各派道上撰写的经典日益增多。一些著名道上开始搜集整理道书。唐朝初年，道书开始汇集成“藏”。唐玄宗升元年间下令搜访道经，加以校刊，汇编为《一切道经》，目曰《三洞琼纲》，总3744卷（另说5700卷）。后世称其为“开元道藏”。北宋真宗时，道士张君房奉命主持编修了《大宋天宫宝藏》，总4565卷，宋徽宗时又将其扩编为5481卷，并首次在福州闽县刻板印刷，称作《万寿道藏》。金朝章宗时曾编刻《大金玄都宝藏》总6455卷；元朝道士宋德方主持编刻的《大元玄都宝藏》已增至7800多卷。但这些《道藏》都遭焚毁，仅存明代的《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存世，共5485卷。

道藏

《正统道藏》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道藏》还收录了不少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道藏》中的各种典籍，也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但随着新道派及其道书的出现，这一体例已不再适用。

《道德经》即《老子》，又称《五千文》，相传春秋末期周朝史官老聃所著，或以为成书于战国。其书叙道家宇宙观，社会政治思想及个人修身处世之道。提出先天虚无之“道”为天地万物之本源，主张治国修身皆应效法自然，清静无为，以达长治久安，长生久视之目的。秦汉以后，历代道家学者及道教徒皆奉此书为根本经典，为之注释者甚多。今《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收入《道德真经》白文本二卷，又唐初傅奕《道德经古本篇》二卷。又洞神部玉诀类收入历代《道德经》注本五十余种。近代从长沙马堆汉墓出上之帛书(道德经》为现存最早版本。

道德经

《南华经》即《庄子》。相传为战国时宋国蒙人庄周撰，实际应为战国至秦汉之际，道家庄子学派的著作总集。其书上承老子，宣扬虚无之道为万物本源，主张齐万物，同是非，无己无待，与自然万物相合为一。秦汉以后，历代道家学者与道教徒皆奉此书为经典。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尊其书为《南华真经》。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书原本为五十二篇，存世西晋郭象注本为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系庄子本人所作；外杂篇十六篇，应为其后学弟子著作。现《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收入《南华真经》白文本五卷，又洞神部玉诀类收入历代注本八种。

南华经

《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据《后汉书·襄楷传》称，汉顺帝时，琅玡人宫崇诣阙，献其师于吉所得神书，号曰《太平清领书》，此神书即《太平经》，系东汉原始道教重要经典。原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凡一百七十卷。今《道藏》仅残存五十七卷，收入太平部。另有唐阊丘方远节录之《太平经钞》十卷(其甲部系伪书)，敦煌遗书《太平经目录》一卷。此外《三洞珠囊》《上清道类事相》等二十余种道书古籍中，亦摘引《太平经》文。近代王明据有关资料辑校补遗，撰成《太平经合校》一书，大体可见原书旧貌。

太平经

此经假托神人（又称天师）与六方真人问答，演说原始道教教义方术。其卷帙浩繁，内容庞杂、文辞古拙。大抵以奉天法道，顺应阴阳五行为宗旨，广述治世之道，伦理之则，以及长寿成仙、治病养生、通神占验之术。其说虽受汉代谶纬神学影响，宣扬灾异祥瑞、善恶报应观念，“多巫觋杂语”，而亦自成体系，以顺天地之道，治政修身，达于天下太平为主旨，有代表下层民众反对统治者恃强凌弱，主张自食其力，周穷救急的思想。故为张角等早期民间道团领袖所利用，组织发动农民起义。后世道教各派教义，亦受此书影响。如南北朝隋唐上清派道士周智响、阊丘方远等人均传习此书。

《周易参同契》简称《参同契》，为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撰，约成书于汉顺帝至桓帝之间（126年—167年），葛洪《神仙传》始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行相类》，共三卷，表明说是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其书分上中下三篇，大抵附会汉代流行的黄老思想及《周易》象数学原理，以论述修仙炼丹之道。参同“大易”“黄老”“炉火”三家之理而契合为一。故名《参同契》。作者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世间万物之生成演化皆因阴阳消长，坎离（龙虎）交媾，气运流转而致，故炼丹求长生者，亦须掌握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卦爻变化之理，从事炉火烧炼，故本书中论述炼丹火候抽添进道，皆以汉代流行的卦气纳甲说、十二消息说、六甲孤虚说为本。其丹法后人解释不一，或以为内丹，或以为外丹，或以为内外丹兼备，大抵以内丹说较为盛行。此书作为存世最早论述炼丹原理的著作，对后世影响甚大，被道教徒奉为“丹经之祖”。隋唐以降，为此书作注者甚多。现《道藏》太玄部收入《参同契》注本八种。

周易参同契

《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或以为战国秦汉之书，或以为北魏寇谦之撰，黄庭坚、朱熹则称此经出于唐李筌之手。综合各家之说，大体可信为唐以前道家古籍，经文在唐代已有两种传本，一本三百余字，分作三章；一本四百余字，不分篇章，后世传本多依违于二者之间。今《道藏》洞真部本文类收入无注本一卷，四百余字，分作三章，乃后世传本之一。此经注家甚多，《通志·艺文略》已著录三十九家，《道藏》所收注本有二十余家。各家注文或以《阴符经》为兵家权谋之书，或解以道家之言，宋元道士多以内丹功法注经，学者则以儒家性理之说释之，皆各随己意，未必合于经旨。原经本意，大抵言天地阴阳运行变化，与人事之间有相生相盗之关系，圣人当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掌握天人暗合之机，使行为举动合乎天道，不违自然，则治国养生皆得其宜，可以长久矣。历代道流儒士多因此经言简意赅、深有理致而重视之，往往与老庄之书并列。

黄帝阴符经

《西升经》又名《老子西升经》或《西升记》。其序文称，老子为关尹讲授《道德经》之后，又为关尹讲授道要。“列为三十九章，目曰《西升经》”。实际此经应出于魏晋，葛洪《神仙传》最早提及“西升”，北周道士韦节始为之注解。今《道藏》本三卷，为宋徽宗政和御注本，收入洞神部本文类。此经吸收《道德经》思想，论述炼养形神之道，大旨“以得一为要妙，以飞升为余事”。告诫关令尹喜“除垢止念、静心守一”，致虚守柔，返于自然，又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合同，固能长久”。宋徽宗注文吸收韦处玄、徐道邈诸家之长，于趋妙达本，致虚守柔之义，多所发挥。

西升经

《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其成书具体年代不详。唐末道士杜光庭注本为最早的注疏本，其在经后补充了一段成书来历，称该经成书前皆为口口相传，不记文字，直到三国时期道教灵宝派祖师葛玄（公元164年—244年）书写记载而成书。该经共一卷，全部经文约391字，加上经后的赞语约为四百余字。《清静经》中的论述内容主要围绕“清静”二字展开，全经文部分共分为三段，探讨研究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讲述了道家核心的“道”本体论以及强调“清静”的重要性，主张修道者要澄心守静、减少欲望，看透一切皆虚无的本质，坚守道德，从而真正清静无为。此经被许多修道者和学者重视并为之注释，尤其是宋元之后，对道教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了道教思想以及道教宗教的传播与发展。该经的道教心性修养道法被尊为最高法门圣典，在道教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明代文徵明书《太上常清静经册》

云笈七签是由北宋道士张君房编集而成。据《宋史·艺文志》及《文献通考》著录，原本为一百二十卷，近《道藏》一本百二十二卷，收入太玄部。据编首张君房自序及《文献通考》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张君房奉命主持编修《道藏》。至天禧三年（1019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总4565卷，其又撮其精要，辑为《云笈七籁》进呈真宗皇帝夜览。全书内容包括道教经教宗旨、仙真位籍、炼形养生方术、内外丹法、方诀符图、守庚申、尸解等杂术，以及赞颂诗歌、神仙传记等等。其分为五十二部类，大多摘录或全录道书原文，分类编纂而不加论说。所引道书达七百余种，叙事约万余条。君房自称“习之可以阶云汉之游，览之可以极天人之际”，《四库提要》称赞此“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赅，《道藏》精华，亦大略具于是矣”。是研究北宋以前道教经典教义及其方术、历史的重要资料。

云笈七签

《真灵位业图》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神仙谱系，现存于明《正统道藏》洞真部谱录类腾字帙中，原题“梁贞白先生陶弘景纂，唐天台妙有大师玄同先生赐紫闾丘方远校定”。作者采摭前代道经，仿班固《古今人表》体例，将道教众多神仙“埒其高卑，区其宫域”，仿照人间的封建等级制度来构造道教的神仙谱系，不仅罗列了包括天神、地祇、人鬼及诸仙真在内的虚幻的神灵，还把中国历代许多有名的帝王将相及思想家也一并作为神灵排列，共分为七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各有一个主神，在七个主神之下，分别左、右位，各将若干天神、仙真、地祇、人鬼置于其统率之下，从而构成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中将当时道教三个主要派别（上清派、灵宝派、天师道）的创始人分别纳入不同等级的三个神阶中，以示三派地位的高低。其中以上清派的地位最高，灵宝派次之，天师道最低。这不仅反映了陶弘景作为上清道士的立场，而且也是当时三个道派在社会上的实际状况的反映。《真灵位业图》最重要的成就和贡献，是将道教庞杂无序的神仙群，初步系统化了，使道教向一神教迈了一大步。

《真灵位业图》正文页

神仙是道教基本信仰“道”的形象化体现，因此道教历来十分重视神仙谱系的构造。由于道教内部教派不同，各派道士所崇拜、敬奉的神仙便有所侧重，如丹鼎派道士重修炼，故较为崇敬“仙”；符箓派道士则重祈禳，故较为崇敬“神”。神一般是指天界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神灵，仙是指由人修炼而成的长生不死之人，神仙皆具有超出凡人的能力和神通。道教是一种多神教，其所奉神灵包含各种天神、地祇、人鬼及众多的仙真，是对中国原始宗教、古代宗教、古代神话，战国以来的神仙以及民间信仰，佛教等多方面，对原有的神、仙、神话人物，具体地继承、吸收、修饰、改造，而构成的神仙系统。道教神仙谱系遵循共同的教理依据是“道”和“气”以及共同的基本原则“化”，各个神仙之间，又有品位高低之分，等级森严。高神之下的众神仙，分别按其位次的高低，拥有相应的道性，“尊神”“仙真”道性多些，“俗神”道性少些。

南朝时期，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中共收录了约691位神祇的名讳称号，共计3000余名神仙。其以从左到右的排列方式逐一展开。按照神格从高到低的次序，将诸神位业依次排列为七个阶层，每一阶层有一位主神排在中位，其余诸神则分列于左位、右位、散位和女真位。前三阶段便是“三清”，其中第一阶为先天尊神，以元始天尊为主神。至第六阶为地仙散位，第七阶则都是地府中的鬼官。

北宋时，林灵素进行了“编排三界圣位”的工作，对道教神灵谱系的最后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南宋金允中以此为依据，在《上清灵宝大法》中编制了黄箓大斋醮神名单，将三百六十位神仙，按其性质、品第分为了十一个等次。其中依次为三清、四御；南极长生大帝、东极救苦天尊、木公道君、金母元君及三十二天帝；十太一、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星君；五帝、三官、四圣；历代传经著名法师；魔王、神王、仙官；五岳及酆都地府诸神；扶桑大帝及水府诸神；天枢院、驱邪院雷府等部主宰及诸神；各种功曹、使者、金童、玉女、香官、吏役等；城隍、土地及所属神众。